秦王川盆地南北长40千米，东西最宽处16千米，整个盆地涉及4个乡镇，中心区涉及永登县的秦川乡、西槽乡、古山乡和皋兰县的西岔乡，总面积470平方千米。

从地域上讲，其北接景泰、南临皋兰，西衔庄浪河的黄土丘陵山地；从其自身讲，地势较平坦，属山前的洪水冲击盆地，海拔1800米—2300米之间，盆地内的平原地带，地势落差（高差）有几米到几十米，开阔平坦，自成一川。

薛举，河东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县）人，隋朝末年割据群雄之一，金城校尉薛汪之子。《旧唐书·卷五十五·列传第五》《新唐书·卷八十六·列传第十一》对其及其事迹均有记载。薛举是隋朝末年起事自称西秦霸王，即在隋大业十三年（617年）金城郡太守郝瑗于府中“置酒飨士”时揭竿而起，且于二月即率兵攻克枹罕（今甘肃临夏）、鄯（今青海乐都）、廓（今青海化隆）等地，同年七月举僭号于金城，后即迁都秦州，并于第二年，即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七月转战关中一带。

首先，薛举称霸后在金城一带前后不过一年，且一直在征战途中，其对秦王川地区的影响最多“旋风式”的，来的快，去的也快；何况薛举起事当年即迁都秦州，其大本营理应随迁，军事辎重兵员马匹等亦当在秦州一带，时间跨度不及一年，对地广人稀的秦王川影响实则有限。

其次，屯牧之事非一朝一夕能成，薛举又如何短时间内在秦王川一带屯牧，又对后世产生如此影响呢？况且隋唐以来，整个中国西北地区正经历近百年尺度的干旱期，秦王川亦非水草丰美的屯牧之地，又如何给薛举大军屯牧放马呢？

第三，薛举父子初起事时，赈济放粮，多少还有点民众观念，但当大批百姓追随起事后，私欲膨胀，只顾自己称王称帝，甚至变成杀人魔王。《旧唐书》载：薛举“每破阵，所获士卒皆杀之，杀人多断舌割鼻，或碓捣之”，其子薛仁杲更是“所至多杀人”，如此嗜杀成性的武夫，却驱使百姓为其夺天下而卖命，致数以万计的人死于战火，后世怎么可能以其名号为地名呢？

第四，可查史料均记载薛举自称“西秦霸王”，其意与项羽自比，称霸王、做皇帝，可并无任何史料记载其自称“秦王”。因为此时名震天下的秦王正是薛举的强劲对手唐高祖李渊之子李世民，其更不可能与李世民争夺“秦王”这个名号。

此外，在薛举真正起事的兰州城留有其历史遗迹，比如，今城关区张掖路246号即其府址，今桦林坪（古称“古峰山”）有其所置祖茔、家庙遗址，俗称桦林坪为薛王坪。

由此可见，薛举其人其事远不是今人一厢情愿的说法，其自称西秦霸王无疑，但要让百姓后世用薛举的西秦霸王称号作为秦王川地名，还为其建庙祭祀，怕是仍有待商榷。

2011年的一则新闻报道说“有学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今天的秦王川在隋朝以前叫晴望川。据有关史料记载，古时因秦王川这一块地势平坦，平川绵延数十里望不到边际，而在晴天远望时，常常会看到海市蜃楼的环境。因其宽阔空旷，古人在给这片土地取名时就早作晴望川，意思是天晴方能望见川之雄阔。”该报道还提及，薛举屯牧后“晴望川”改名为“秦王川”。

报道所提“有关史料”应是“《清永登县志》”，即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张玿美所撰《平番县志》。据笔者查证，民国抄本《永登县志》就是综合清代甚至更早的史料所编修，仅有秦王川相关记载，原文是“秦王川，一名黑川，在城东南一百四十里，日色出时隐隐如海市蜃楼，移时即息”，且将秦王川归为古迹条目；“黑川，城东南一百四十里，无水”，归为山川条目。民国抄本《永登县志》与乾隆年间《平番县志》所载一致，但均未见“晴望川”相关字眼或说法。

《平番县志》中能与“晴望川”相关联的唯一记载，是清人杨维昶所作《黑川孽牧》一诗中“春融佳气霭晴川,翠色芊芊笼碧烟”这句诗。结合诗意来看，此处“晴川”应指“平原、平川”之意，应非“晴望川”的意思,古诗中类似此种写法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等。

可能有人为附会“晴望川”说，将古永登八景的“秦川幻境”说成了“晴望幻景”或“晴川幻境”。“秦川幻境”是说秦王川一带地势平坦开阔，在天气晴朗时常出现海市蜃楼之幻境，故言之。

此外，所谓“相传秦王川在隋朝以前叫作晴望川，因薛举屯牧改称秦王川”之说，更是无任何历史记载佐证，民间也无此类传统说法，是近些年来新出现的一种说法，当为讹传也。

据史料记载，薛举父子率军攻入关中后，曾与李世民大战过几次，让人惊奇的是战神李世民竟然吃过败仗。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七月，李世民和八总管统兵4万前往高墌（今陕西长武一带）迎战薛举父子。不料紧要关头李世民忽然得了疟疾病，指挥权交到了行军长史刘文静、司马殷开山手中。疾病缠身的李世民不能亲自指挥作战，便给刘文静、殷开山交待不可轻敌恋战，应坚持打持久战，等到敌军粮尽之时可一举拿下。但奈何此二人求功心切，又轻敌冒进，结果被薛举父子击败。这就是著名的浅水原之战，这一战是李世民作为主帅最严重的一次败仗。

同年八月，薛举之子薛仁杲再次举兵进攻，唐朝仍以李世民为帅，领兵与薛举父子作战。这一次李世民亲自坐镇指挥，深挖壕沟、高筑城墙，摆出一副死守防御的态势，“坚壁不动”。双方对峙两个多月后，薛举父子粮草殆尽，军心动摇，部分将领甚至临阵倒戈投奔李世民了。巧合的是，就在双方对阵期间，薛举突然亡故了，后由其子薛仁杲继续率军作战。眼看战机已到，李世民巧用战术，多向出击，薛军大败，薛仁杲出城投降。

《旧唐书·本纪·卷二》有这么两处记载，一是“太宗曰：且其兵众皆陇西人，一败披退，不及回顾， 散归陇外，则折墌自虚，我军随而迫之，所以惧而降也”，二是“贼徒荷恩慑气，咸愿效死。”这第一句话的背景是薛仁杲出城投降后，李世民与一众干将讨论取胜原因时说，虽然唐军已攻破城池，但如果不快速追击，让溃散的敌军再折回来，那就不好收场了；何况敌军兵众都是陇西人，战败逃散，来不及回顾，败逃到陇外，则折土庶城自然空虚，我军随后压下，所以恐惧而投降。第二句话是说投降唐军的敌军兵众感恩并慑于李世民的威势，都愿意以死报效。如此看来，李世民在此战中一是讲究策略，没有将逃出城的陇西兵众赶尽杀绝，而是放其生路；二是投到自己麾下的陇西兵众，被李世民的威严和厚待所折服，愿以死效劳。可见，不论是没有被李世民赶尽杀绝的放生者，还是投降李世民后愿以死效劳者，势必对李世民感恩戴德。

古代人极重礼法，这些对李世民感恩戴德的人，一路向西，沿渭水而上，回到了老家，于是他们在老家建庙供奉李世民，是为秦王庙。因为甘肃天水是薛举从兰州转战后的都城，势必有无数百姓被其强虏而去，故天水一带农村多有祭祀秦王的庙宇。而离薛举起事不远的秦王川，势必也有一众人马因各种原因，曾随薛举一路东进，直到兵败溃散而回故地。今秦王川五道岘村的秦王庙，或许就是这些人为感恩秦王李世民所建，世代相传，这片土地也就以秦王命名，是为秦王川。

秦王川地区在三代时期为羌戎族活动区域，其中最主要的当属羌。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羌的活动中心在河湟地区,因在陇山以西，故称西羌，其族群部落有的向东南迁徙,有的向西南迁徙，今秦王川地区及周边均有散居。而在秦孝公时秦国西境就已推进到黄河以南的洮水沿岸；秦昭王时又在陇山以西设置了陇西郡，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县)。据此可知，秦人的势力范围与西羌诸部落已经接触。

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可见，秦孝公时期西羌诸族部落已完全听命于秦国，成为秦的“藩属”。在秦孝公或者是秦穆公之前，陇山以西广袤地区的羌戎诸族部落，数百年间与秦人既世代互相征伐，又相互交流融合，直到秦穆公时期，在强秦的压力之下，陇山以西的羌戎部落虽没有完全被秦国吞并“设郡立县”划为行政区，但却事实上沦为了秦国的势力范围。此类中原政权征服陇山以西羌戎部落的案例，除了前述文献记载的案例外，还有很多，诸如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匈奴列传》记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等等。

原本是西羌诸族部落世代活动的秦王川地区，或许一直被秦人称作羌川。从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再到秦孝公时期嬴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秦人的势力范围可以说是几乎完全覆盖了包括西羌在内的诸多部落。直到公元前324年，嬴驷自称为王，与山东六国平起平坐后，秦国对西羌的影响力达到空前，加上数百年间的相互征伐影响和交流融合，原本被叫作羌川的地方成为了秦国的势力范围，羌川也逐渐开始被叫作秦川或者秦王川了。

历史上，秦王川既是西羌等羌戎民族长期活动的地方，也是秦人与西羌民族交流融合的前沿，而中原政权又将边疆民族部落泛称为羌、戎、狄等。笔者在《漫谈秦王川的历史》一文中曾列举过两个例子，一是本地年长的老人方言中将秦王川叫作羌川，这或许是世居此地的西羌部落后人内心深处抹不去的记忆，故代代口口相传至今；二是在国家地名信息库检索发现，秦王川有全国仅有的“羌坟沟”地名，且有两个具体点位都叫作羌坟沟，可见羌坟沟是一片区域，如不是某个族群长期生活在这片区域，断不会有此类地名流传于世。这或许都是秦王川地区久远历史记忆的传承和见证。

此外，还有人主张乞伏国仁说。这种说法与薛举屯牧说有点相似，因为乞伏国仁和薛举都在今兰州一带建立过政权，且其国号或称号都与秦有关系，如太元十年（385年）九月，乞伏国仁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兼任秦、河二州牧，建立西秦政权，并筑勇士城（即今榆中县一带）作为都城，也算是一代“秦王”，但其与薛举一样，所建政权存续时间短暂，其所产生的影响力亦不足命名一个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