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道然(1658—1747),字洛生(一做雊生),号南沙,又号泉南。江南无锡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
人物简介
秦道然(1658—1747),字洛生(一做雊生),号南沙,又号泉南。江南无锡人。
秦松龄长子,
秦蕙田之父。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著有《泉南山人存稿》。前明高忠宪、归季思二公诗理足于中,不假修饰,得陶公一脉。泉南先生亦然,无理语,有理趣,别乎白沙、定山流派。彼求工词句与说理入腐者,均不知其品之高也。能读陶诗者,欣然遇之。官至礼科给事中。书法出入李邕、颜真卿,尤工汉隶。卒年九十。著《困知私记》、明儒学录、《
清朝书画家笔录》。无锡
秦震钧嘉庆初刻御赐三希堂法帖抚本中有秦道然的跋如图1所示:
生平介绍
少年秦道然
秦道然年幼时被认为是资质驽钝的。事实上,他的塾师曾劝过
秦松龄让他退学。但道然决心弥补自己天赋方面的缺陷,比别的孩子加倍努力,刻苦攻读。背诵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部分。道然宁可把一篇文章读上二、三百遍,务必背得滚瓜烂熟。这样慢慢做练习,渐入佳境,后来一篇文章只要读几遍就背下来了。他意识到自己克服了一个思想障碍,对朋友们说过去的愚昧是自己内心里存有一片阴影,现在这阴影去掉了,记忆力大大地增强。于是他就致力于
经史子集的学习。
中举
十六岁时,他考入县学成为生员,得到秀才的头衔。他不仅背了别人的文章,并且自己也学会了作文。到了十七岁时,他与靖然、辰燕、曾荣等三个徒弟便被人合称为「秦氏四子」。他还以他的书法(尤其是汉隶)闻名于世。尽管他做了许多努力,但省里的乡试他却十举不售,在第十一次才终于通过。因为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他花了三十年才得中举人。
在这三十年中,秦道然和当地士人马云翎、严青梧组织了一个文社「讲德会」。它是仿照东林书院的「七规」建立的,位于锡山之下。他们敦请宜兴名儒汤之錡主讲席,执弟子礼,春秋两季定期集会讨论理学思想。
进京
康熙皇帝南巡,路过无锡,都要到
寄畅园游览。秦道然是寄畅园主秦德藻的长孙。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第四次南巡,幸寄畅园,问秦氏子侄中有无学问好的,可以随他进京任事。于是秦道然即随康熙皇帝进京,奉旨教九皇子允禟读书。康熙四十八年(1709),道然考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礼科给事中。又在允禟贝子府当管领和财务经办。康熙死后,雍正夺得皇位。外间纷纷传说康熙有遗诏,由皇十四子允禵继承皇位,雍正是第四子,是篡改遗诏夺得皇位的。雍正为了稳定自己的地位,就以极为狠毒的手段,逐个处置与他作对的兄弟。为对付允禟,雍正籍没太监李尽忠与何玉柱的家产,逮捕秦道然。在雍正元年诏书中就云:“伊家何人不可用,而用一汉给事中秦道然为伊府管领?”以后,雍正又说秦道然“仗势作恶,家产饶裕”,命追银十万两,送甘肃充军饷。当时两江总督查弼纳清查秦道然的家产只值银一万零三百多两。由于道然无力偿付罚金,包括寄畅园在内的家族财产也被充公没收。雍正四年(1726)五月允禟押回保定圈禁,八月即暴死。雍正就说允禟“服冥诛,罪有应得”。秦道然受株连,卷入了宫廷之争的大案,雍正当然要诬陷秦道然为秦桧后裔,使他受千古之骂名。
赎罪
雍正死后,乾隆即位。乾隆元年(1736)秦道然的儿子蕙田殿试中进士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修撰,入直南书房,向乾隆上疏陈情,愿以官职赎父之罪,蒙乾隆恩准,秦道然免罪释放,寄畅园同时发还。
至此真相大白,无锡秦氏家族是秦观的后裔,雍正皇帝为了自己的权位,故意说秦道然是秦桧后裔。但秦道然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秦桧的后裔。
清道光年间,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梁绍壬在其所写的《
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说:“无锡秦氏后裔系会之之后,然无不诡为淮海裔孙者。”会之,即宋代奸臣秦桧的字号。淮海,是指宋著名词人秦观。从此,无锡秦氏子弟啼笑皆非,处境尴尬。其实,梁氏是上了雍正皇帝的当。
与秦桧关系
宋史记载和明代陈绛等人考证都一致说秦桧是江宁(今南京市)人。秦桧本无子,以王日奂之子作养子。秦桧的曾孙秦钜,通判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金人进犯,秦钜与知州李诚之竭力守城。城破,秦钜与李诚之率兵巷战,后归署自焚死,其两子皆从父死。由此可知,秦桧后裔已经死绝。元、明两代,也没人说秦桧还有后裔的话。为什么到了清代,会出现无锡秦氏是秦桧后裔的说法呢?
秦道然非桧之后裔
民国十七年(1928年),无锡秦氏家族第九次编修《锡山秦氏宗谱》,负责编纂的秦毓钧为了查清“吾宗误传桧后之由来”,翻阅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文献,在《雍正朱批谕旨》中,发现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十六日谕斥查弼纳复查苏努子孙应照叛逆治罪奏云:“尝观自古以来乱臣贼子顷刻灭亡者无论矣,如王莽、曹操侥幸成事而受千古之骂名,其依附莽、操之人,实为千古所不齿,即本人之子孙皆避忌而不认其祖父。现今秦道然实系桧之后裔,众所共知,伊则回护支吾不以为祖,此则恶人之报昭昭不爽甚于国法者也”。秦道然为桧之后裔,众所共知是雍正的朱批语句。
梁绍壬缺乏调查研究,以讹传讹,成了雍正皇帝的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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