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天放（1899年—1967年），江西新建人，中华民国时期政治人物。祖籍江西新建，生于杭州。早年入上海复旦大学，曾参加五四运动。后留学美国、加拿大。1926年回国后，历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江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中央大学教授、国民政府顾问、考试院顾问、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江苏省政府秘书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央政治学校教务长。任职浙大校长期间，聘请好友、中国第一代钢琴家唐丽玲来浙大任教。1935年5月，首任中国驻德大使。同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1938年2月中德断交奉命回国后，任四川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校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等职。1945年10月，以中国代表身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组会议，后任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宣部部长。1950年2月，从美国赴台湾，任“行政院”教育部长、“考试院”副院长、台湾派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中国代表”。1967年11月29日在纽约逝世。著有《中俄关系史》、《使德回忆录》等。

程天放，江西新建大塘坪乡人，出生于浙江杭州，系湖广总督程矞采曾孙。五四运动知名领导人，后担任国民政府的官员。夫人黄婉君，子程瑗（1945年在重庆溺水而亡），女程琪、女婿钱纯。

1912年肄业于省城洪都中学，半年后入心远中学学习。

1917年入复旦公学。

1919年复旦大学毕业。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的程天放，为响应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选为会长，并受到孙中山先生接见。

1920年公费留美。

1922年获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硕士。

1926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加拿大《醒华日报》总编辑。回国后任教于复旦大学等校，后投身中国国民党党务系统，为CC骨干人物。

1927年任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江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中央大学教授、国民政府参事、中央军官团政治总教官、政治部主任。

1929年担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安徽大学校长。

1930年代行省主席职。

1931年任国民会议代表、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932年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湖北省教育厅长。任职浙大校长期间，聘请好友、中国第一代钢琴家、音乐教育家唐丽玲（1907-2007）来浙大任教。

1934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

1935-1938年任驻德国大使。

1939-1943年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

1943年任中央政校教育长（曾兼新闻系主任）、兼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7年获选为江西地区立法委员。

1949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曾经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

1950年，随国民政府前往台湾。

1965年任故宫管理委员会委员。

1967年11月29日在美国纽约病逝。国民党第三届中央候补监察委员，第四届监察委员，第五、六届中央常务监察委员。主要作品有《欧亚归途》、《美国论》、《二十世纪之科学（四）：社会科学之部政治学》、《使德回忆录》、《程天放早年回忆录》、《胡适与中国》；编有《国父思想与近代学术》。

1935年春夏之交，中日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国民政府正在广泛筹建国际反日战线，德国是中国国民政府向欧美国家寻求外援的重要国家之一。中德关系此时适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经推荐，程天放被任命为首任中国驻德国大使。

程天放于次年1月抵达柏林。当时，中德经济关系非常密切，德国政治军事力量的崛起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中国国民党政府效法的榜样，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和中德军火贸易成为双边关系友好的象征。程天放在柏林是最受欢迎和尊敬的驻德大使之一。他到任后，曾两次参加德国国家社会党的年度大会，实地领略了希特勒推行法西斯主义的概貌，对于该党的“高度组织能力和整齐严肃的精神”称赞不已，认为此种精神对于一盘散沙的中国是“非常有价值的”。

程天放有丰富的国际政治修养、敏锐的外交触觉和娴熟的外语能力，在柏林的外交界长袖善舞，频频出入于德国总统府、国防部、外交部、经济部、宣传部等重要部门，解决了不少中德间的悬案和现实外交问题，如交涉解决长期困扰中德关系的浙江籍非法入境侨胞在德居留、营业权问题，热情接待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代表团赴德参加比赛，争取德国在与日本签署防共协定后不改变援华政策，抗议德国政府与伪满洲国签署贸易协定，阻止德国乌发电影公司拍摄放映有关义和团的反华影片等，取得一定的外交成就。

程天放还与驻节德国的美、英、法、俄等国大使交往密切，获取了对于中国国家安全十分重要的外交信息和情报，并与国民政府驻欧洲各国使节建立定期会晤机制，这对于政府的外交决策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争取德国保持中立，成为中国国民政府的基本外交政策。而争取德国军事顾问留驻中国和中德军火贸易继续进行是当时的两大要务。

1937年8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引起德国强烈不满。程天放四处奔走解释，强调“中国已与日本冲突，对苏不能不取妥协态度，否则两面受敌，更感困难”，“中国反共政策决不因条约的签订而受影响”，“如果日本放弃侵略政策，中国也愿与日本订互不侵犯条约”，希望德国了解真相，该条约“丝毫不影响中德友谊”等，缓解了德国要员的情绪，并未影响德国军火继续输华。后来，程天放又在说服德国参加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和推动德国调停中日战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虽未奏效，但对维系战时中德关系起了一定的作用。

根据德方的资料，1937年德国运送中国的作战物资总值8278.86万马克，其中包括卡宾枪、大炮、坦克、飞机、高射炮、战车防御炮等，比1936年增长了248.6%，成为苏联军援到达前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的主要军火补充来源，德国军事顾问也继续活动在中国抗日战场的各个岗位上，为此德国政府遭遇了其盟友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议和交涉，甚至威胁说，假如德国继续这种支援中国的方式，日本不惜退出德日防共协定。

1938年2月，希特勒对德国政府实行大换班、大清洗。 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长篇演说，不仅宣布承认“满洲国”，而且将中日战争看成是共党与反共力量的战争，明白表示希望日本胜利，对中国表达了极端不友好的态度。程天放为此立即报告国内高层，称“过去国社党袒日，德政府尚能保持中立”，“现在希特勒公然袒日，不顾中国友谊，将来势必召回军事顾问，停止军火供应，中国对德已无所希冀”，“建议政府召回大使，并正式通知各国，以表示我对德承认伪满的不满意，”并提出辞职，表示“在此已无事可做，对不起国家，不愿再留德国”。

当天，程氏应召与新任德国外交部长谈话，发生激烈争执，他抗议德国政府的行径，严正表示“抗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已下了大决心”，“他人支持中国固然很好，但如果袖手旁观，我们也一样干到底”。后程天放又奉政府之命提出强烈抗议，但未作其他表示，政府对德要求仍“重在顾问不召回，供给不停止二项”。但德方并不理睬中国的抗议和努力，1938年3月3日，德国外交部宣布停止战时招收中国军事留学生，本应随德舰赴美实习的中国学生被中止，并要求已在德国军校者悉行停止……4月27日，德方又不顾“中德易货协定”的规定，禁止将武器运往中国。5月13日，更下令召回全体在华德籍军事顾问等。程天放奉命对德进行严重交涉，但无济于事，不能改变德国倒向日本的既定政策。

从3月开始，程天放的辞职请求虽未得到批准，但他出于对德国政府亲日政策的反感，开始尽量辞谢德方的各种应酬活动，并一再催促政府批准辞职。直至5月30日，终获政府批准，并决定由中国国民政府外交次长陈介继任驻德大使，表明中国依然重视对德关系，但中德关系已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1941年7月1日，因德国承认汪伪政府，国民政府正式与之断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