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当代中国最具思想力的财政学者之一，其论文《公共财政的宪政思维》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学研究的开风气之作，2010年出版的《李炜光说财税》一书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李炜光教授的学术立场是一贯的，即主张现代宪政民主政制及其运作原理与公共财政学体系的有机融合，强调在确认和尊重纳税人权利的前提下推进国家财税体制改革。他创意在中国建立一门“税理学”，以阐释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良序运作之基础，并为此而不懈努力，近年来在《读书》、《书屋》、《中国改革》、《南风窗》、《财经》、《南方周末》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时评和随笔文章。李炜光教授之于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作用，正如熟知其为人、为学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教授所说：“历史会记得李炜光的工作和努力。”

从过去大众普遍对税收和财政预算漠不关心、一无所知，到现在“税痛指数”成为人们关心的热门话题，可见我们已进入税感时代，财税知识的普及势在必行。本书作者李炜光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财税学者，致力于将历史与当今、学术与现实、思想与实践联系起来观察和思考，为读者还原税收的真相，为实现民主法治的“阳光预算”出谋划策，力争将财税制度和政策写得通俗而带有汉语美感。

本书汇集了作者近几年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的财税类时评、随笔文章和接受的一些媒体访谈，延续了作者平实严谨的行文风格和人文视角。通过阅读本书，我们能感受到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发生的实质性进步，了解与我们切身相关的财税制度，从而积极有力地推动社会的进步。

●作者是国内知名的财税学者，本书是作者近年在主流财经杂志、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和搜狐财经等网络媒体访谈录的合集，内容贴近当前热点。

●语言平实生动，举很多身边的例子，深入浅出。

●可以借由本书了解税收知识、我国一些税收政策及税收制度的弊端所在，是每个纳税人都应该知道的基本财税常识。

序：构建大转型的财税理论秋风1

自序：愿税收宪政的思想之花遍地开放7

上篇 筹众人之钱，办众人之事

第一章纳税人的权利3

01税收“三性”再认识4

02税收与道德的脉动10

03倾听来自纳税人的声音19

第二章谁来决定税权，25

01让税收立法权回归人大26

02国家立法机构应当怎么授权，29

03治税权的法理逻辑：100年前中国人达到的思想高度34

第三章什么是“阳光预算”，43

01公共预算的真谛44

02公共预算：联结政府与国民的纽带51

03中国百年预算启示录57

第四章“阳光预算”需要依靠法治65

01“阳光预算”：须走法治之路66

02预算公开大戏开锣，关键在法治和民主70

03修订《预算法》需要纳税人广泛参与75

第五章政府花钱干什么，81

01公共支出应归宿于国民福利82

02政府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87

03没有权力制衡，政府就不可能只做好事不做坏事92

第六章他山之石95

01预算拨款：财政资源包上的最后一道拉链96

02无可奈何的特首101

03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105

第七章公民社会需要公民意识111

01工商文明的基因在哪里112

02我理解的现代民主政治120

03人没有自由，一切都无从谈起123

04走近胡适127

下篇税感时代，何去何从

第八章我国税改刻不容缓133

01内地税制非改不可——与《香港商报》记者的对话134

02“两税”合并之后我国税制改革的走向141

03将税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147

第九章减税是方向163

01呼唤轻税政策164

02为了中国的未来，减税吧169

03传统经济智慧与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求解174

第十章什么才是合理的个人所得税191

01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大方向192

02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应该具体化196

03一将无能，累死三军199

第十一章如何面对财产税205

01财产税给国人提出崭新课题206

02物业税开征的前提211

03怎么出了个“遗赠”税214

04土地增值税“清算”了谁219

第十二章如何认识隐蔽的间接税225

01间接税是个局，直接税是个梦226

02增值税改革释放三大信号230

03消费税调整应防止税收的“替代效应”237

第十三章不可或缺的新税种243

01环境税呼之欲出244

02煤炭资源税前途不定247

第十四章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如何解决253

01转换经济增长模式才能解决我国收入分配问题254

02脱轨的列车：中国央地财政关系之审视261

03坐实县财政：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结点267

04推进我国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改革274

出版后记281

第一部分 筹众人之钱 办众人之事

税收与道德的脉动

在以往的理解里，税收是体制，是法律，像一堵墙，冰冷、坚硬，有人把税收的形式特征归纳为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作为税收的形式特征写进教科书里。但是，这种解释并不见得完全正确。

税收作为一种制度，既然是由人来创设的，就应该有生命力，有情感。比如税用于社会保障，救济弱者，就体现着税收的情感，由人赋予它。税收与道德间，必定有着我们目前还不十分熟悉的奥秘，所以要进一步研究它。

国内外相关研究

我国税收道德方面的研究比较少，大学相关专业的教材中没有设相关内容，少量的中文文献，也是从加强财政税务人员征税、用税过程中的道德建设方面谈的，如尊重纳税人、勿行贪贿等。但国外学者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少，如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教授本诺·托格勒近年就出版了《税收遵从与税收道德：理论和经验分析》。他的研究表明，从人性上说，没有哪个人真正喜欢往外掏钱，所以各国政府通常采取强制手段课税。但他发现，在澳大利亚乃至全世界，信任等因素在确立税收道德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规范人的行为方面，道德规范的影响力比经济处罚手段的影响力大得多。

托格勒认为，纳税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与税收道德问题直接相关。他说，在澳大利亚，由于自我评估申报课税制度的推行以及公共管理透明度的增加，纳税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据1981年的调查，有48%的受访者认为逃税于理于法都是错误的，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62%，而且有继续上升的趋势，说明澳大利亚公民依法纳税的信念日益坚定，税收道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有趣的是，托格勒还发现，对于纳税事项，女性尤其是老年女性及信教妇女比男性在纳税方面更有可能据实申报，她们认为逃税于理于法绝对是错误的；而男性更倾向于逃避纳税义务。因此，女性的税收道德水平比男性高得多。我国缺少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说不出所以然来。

《辞海》里，“税”的释意是“国家对有纳税义务的组织和个人征收的货币或实物”；而牛津大学出版的《现代高级英语辞典》中，对tax（税）的释意是“公民交给政府用于公共目的资金”。这两种解释是有明显差异的。一个是国家、政府要征税了，征收的是货币或者是实物，实际上只是说了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而另一个讲的是公民交税给政府，只能用于公共目的。我交税给你，是在购买一种东西，就是公共产品或者是公共服务，不做这件事我是不会给你交税的，目的非常明确。我们看到，一个对税收的解释道德在，而另一个对税收的解释道德不在，这就是区别。

税之品质

现代税制来自于古典经济学家们创立的税收原则，我们发现，这些原则里都含有税收道德的因素：如威廉·佩第提出公平、便利、节省的税收三原则；亚当·斯密则提出公平、确实、便利、最小征收费的税收四原则。

我们知道，亚当·斯密在写作《国富论》的同时，还写过另一本书，叫做《道德情操论》。学术界把它们并列为研究自由市场经济的经典文献，可是以往我们重视的只是前一本书，而忽略了后一本书。斯密是在跟我们说，市场经济是讲道德的，税收财政也不例外，所以他提出的税收四原则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这以后，德国学者瓦格纳又增加了一条税收正义原则，认为征税必须有合法依据，必须以国民福利的增加为目的，而正义也是个道德的范畴。

谈道德问题更是中国古代哲人的“拿手好戏”。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是不大善于讲制度建设，比如法治、民主等，但在道德问题上的认识却远胜于西方思想家。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句话主要不是谈个人修养，而是针对统治者所说的，敦促统治者施仁政。孔子是在告诫统治者们：你不愿做的，不要强迫你的人民做；你自己不愿意被奴役，就不要让你的人民遭受奴役；你自己不愿意承受沉重的负担，就不要让你的人民被横征暴敛。这就使治理一个国家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了。

《礼记》载，孔子和他的学生经过一座大山，碰到一个妇女在路边痛哭。孔子就派他的学生子路去问一问她为什么哭，女人回答说：我的公公被老虎吃了，丈夫、儿子也被老虎吃了，我在哭他们。孔子问，既然他们都被老虎吃了，你为什么还在大山里呢？妇人回答说“无苛政”。孔子回过头对弟子们说，看到没有，“苛政猛于虎”啊！孔子这里说的“苛政”就是指苛重的税收负担。又如在《说苑·政理》里，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子曰：“政有使民富”。哀公问怎样才能做到民富呢？孔子的回答是：“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哀公曰：“若是，则寡人贫”。子曰：“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孔子的这些涉及税收的言论都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

现实中，人们总是把税收当做一种为政府服务的工具或手段，这不是一个完整的认识。税收具有道德的要素，充满道德的意蕴，税收必须是符合道德的税收。税收与道德不仅不能分离，反而最应该相互交融、相互浸润。

税之公平

现代财政税收理论中，税收的公平原则被具体解释为两个概念：第一，横向公平。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该承担相同的税负。或者说，征税前相同收入和福利水平的人，在征税之后，他们的福利水平还应该是相同的；第二，纵向公平。纳税能力不同的人他们的税负也应该有所不同。或者说，对福利条件不同的人必须区别对待，交不同数额的税。

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谁会反对公平，但也没有人能肯定地说出来，到底应该怎样实现公平，一千个人可能有一千种看法，而且一般都会从个人利益出发考虑这个问题，尤其是税收这样专业性比较强的问题，分歧可能就更大。我个人认为以下的政策措施是不可或缺的：

——个人收入、性别、职业等条件相近的人，其所拥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应当是相近的。

——有时候需要适当增加高收入者的税负，通过转移支付来支援低收入者。但只有必要的时候才这样做。成熟的政策不是消极地消减高收入者的所得，而是设法积极地增加低收入者的所得。

——照顾低收入者。

——对弱势企业的扶植应超过给予强势企业的支持。

——政府须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追求府民之间的“买卖公平”。

——公民在接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时，附设的条件应当宽松，即税负应该较轻，如此就愈容易增加普遍的公平感；反之则反是。

——判断某一税收制度或政策公平与否，不仅要依据个人有无受到实惠或损失而定，还要看他人有无受到实惠或损失而定。

有人会问，税收并不是一视同仁的，典型的如所得税的超额累进征收，使市场主体的负担差距拉得很开，有的负担很重，有的却只缴纳很轻的税甚至无须缴税，这怎么解释？实际上，税收表面上这些歧视性的做法，依据的仍然是效率、公平和稳定的原则，所谓“富者税重，贫者税轻甚至无税”，不就是最大的公平吗？

近年来，在二次分配方面，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措施，但已有的政策还是不够。以我国个人所得税为例，目前的税制是分成11个类别分别征收，而起征点仅限于工资薪酬这一类，高收入者经常并没有承担较高的税负，中低收入者因而成为个税的主要承担者，这样的税收格局很难做到公平。未来的方向，应该是往综合性所得税制演变，就是把一个人所有的收入综合起来，归并到一个税号下面，取得多少收入，在多少家银行存了钱，统统都算在一起计算应纳税额。另外，现在一些企业主把自己的财产开始向下一代转移，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少儿庄主”、“少儿企业家”，因为没有遗产税，也没有赠与税，就容易出现这种财富的代际转移的局面。

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使得我们不能再回避遗产税和其他各种涉及公民个人财产的税收问题，应该重新组合一下我们的税收了。未来中国新型的税收组合，应该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流转税退居其次，而且应该是由一系列轻型的税收组成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在税收领域，应提倡“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理念和原则，这是由公共财政的性质所决定的。

税之正义

税收的正义性首先来自于它的合法性，是经过法定程序的，指定的目的、用途必须是提高国民福利，而不能用于培植政府机构自身，弄个职能、规模越来越大的无限政府出来，那就是税收的不道德了。

税收是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剥夺，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凡涉及增加公民税收负担的事情，应当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投票来决定，而不是由少数执掌公权力的官员们来代替公民决定。

社会上经常把人群分为穷人和富人，是一种不准确的认识。现实是，富人因有权而致富，穷人因无权而更穷。因此，要解决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关键在于使无权者变得有权，成为真正的纳税人，而不只是一个“交税者”。纳税人与交税者的区别，就在于他是不是拥有作为纳税人的基本权利。纳税人的权利不在，税收的正义性也就欠缺。

归纳起来，税收正义与下述问题相关：

——税收具有合法性来源，也就是走人民代表大会立法之路。

——在法律上规定出纳税人完备的权利，在税收问题上，人人拥有表达权。

——公民财产权在政府征税权之前，因此确定税种、税目、税率时首先要保护好纳税人的财产权。

——征税的目的只为改善和提高国民福利，这是税收的唯一正当的理由。

——政治上排除对特权者的免税，也就是说，税法面前，人人平等。

——有完善的纠错机制并及时纠错。

税收、财政应该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核心议题，我们为什么花费大量资金开“两会”，主要是为了审议财政、税收、预算，这才是人大、政协的“正业”，最核心的任务。但人民代表讨论税收、预算问题，经常反映说“看不懂”，一个可能是代表缺少相关的专业知识，另一个可能是没有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对税收、预算的终极决定权，代表们认为讨论这些问题没有用。我们国家近二十个税种，真正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程序立法的，只有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其他的税种都是由政府自己下文件就征收的，也就是说，决定我国税收怎么征的不是人大，而是政府。这是一种行之既久的非法治化的政治运作，缺少的正是税收的正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