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敬熙（1900年3月26日—1971年10月），学名文昭，字幕天。吉林伊通人，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象征派诗人的代表人物。

穆木天（1900-1971），吉林伊通县人，原名穆敬熙，现代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元老之一，东北现代文学的开拓者。1921年参加创造社，回国曾任中山大学、吉林省立大学教授，1931年在上海参加左联，负责左联诗歌组工作，并参与成立中国诗歌会，后历任桂林师范学院、同济大学教授，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2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21年，他参与创建了进步文学团体“创造社”；1923年，又同郭桐轩、何露人成立“白杨社”。1927年，穆木天发表第一部诗集《旅心》。1931年，他来到上海负责左联诗歌组工作并参与成立了中国诗歌会。抗战爆发后，他参与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理事和《抗战文艺》编委。从1930年代起，穆木天致力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1940- 1947穆木天三次抵桂，担任桂林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桂林师范学院教授、广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员。1952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1年在北京含冤离世。“文革”结束后，他的作品才得以重新面世，主要有《穆木天诗文集》、《穆木天研究论文集》、《穆木天诗选》等。 　　

穆木天初到桂林，是在1940年10月，暂住在花桥边的施家园。穆木天夫妇常常和朋友们在家里谈论国家大事、忧国忧民，连年幼的女儿都受到了感染，情不自禁地喊出了“爸爸给我多吃一碗饭，我一个人也要打日本鬼子去！”，穆木天大受震动，写下《寄慧》一诗，喊出了当时在桂林的所有爱国进步人士的心声。 　　

1940年10月13日，穆木天当选文协桂林分会第二届委员会理事。在桂林停留的短短数月中，穆木天一边继续从事着翻译工作，一边积极参加各项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支持地方抗战文艺发展。他发表了《穷苦的人们》（雨果诗的译作）、以及《在暴风雨中微笑吧！》（散文）、《月夜渡湘江》、《赠朝鲜战友李斗山先生》（诗）等作品，完成了巴尔扎克长篇小说《贝姨》的翻译。此外，他还在《救亡时报》上发表了诗歌《为阿尔风斯•都德诞生百年纪念而作》，借都德留下的“全世界大众为了自由解放，要团结！”口号，抒发了作为一名进步的左联战士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期强烈的爱国激情。 　　

1940年底，穆木天离开桂林，赴坪石中山大学任教，直到1942年夏天，为表对进步学生的支持和对反动当局的抗议，毅然辞职，再次回到桂林。穆木天专门从事翻译和诗歌创作，桂林师院（今广西师大）的许多学生都喜欢上门拜访他。1943年，穆木天应聘到桂林师院任教，主授西洋文学史，重点讲授法国文学史。他的讲课风格充满了诗人风范，极具艺术感染力。由于巴尔扎克的作品是他这个时期的主要翻译对象，所以他在课堂上也将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和理念孜孜不倦地传授给了师院的学子们。 　　

1942—1944年，穆木天还整理了自离开上海5年来所写诗歌，共计18首，寄给了重庆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穆木天所有诗集中唯一没有作序的一部，标题叫做《新的旅途》，总结了5年来漂泊离乱生活的心路历程。 　　

翻译外国作家作品是穆木天在这一时期里最卓有成效的工作。穆木天之前的翻译方向和对象比较分散，而在桂林期间，他集中精力翻译巴尔扎克的《从兄蓬斯》、《二诗人》、《巴黎烟云》、《夏倍上校》、《长生不老药》、《勾卜塞克》等作品，使得巴尔扎克的作品开始在中国形成一个系列，中国读者对这些现实主义大师的认识才开始明晰起来。配合着这些译作，穆木天还在桂林写下了《关于〈从兄蓬斯〉》等几篇相关的评论文章和研究论文，对我国的巴尔扎克研究进程作出了有益的启示和贡献。 　　

除了巴尔扎克之外，穆木天还选择了雨果和普希金两位大文豪的作品进行翻译。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意识的左联战士，早在抗战前夕，穆木天就已经意识到什么才是当时的中国真正需要的西洋文学，指出“我们要西洋文学作品，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的文学的发展”，“我们需要历史地、客观地翻译介绍有真实性而能充分反映社会的作品”。而巴尔扎克和雨果、普希金的著作显然是符合他翻译的初衷的。巴尔扎克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揭露出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贪婪、野心和腐朽的本质，对丑恶现实毫不留情的批判和鞭挞了丑恶的社会现象，对当时那些粉饰太平、引导人们陷入不切实际的幻想，客观上有利于国民党麻痹普通民众的翻译作品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而普希金、雨果诗歌中对可贵人性赞美和对人类的良知的歌颂，更是激励着人们坚定信心，克服一切困难，推翻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侵略和统治。 　　

1944年，日军再次沿着湘桂铁路向南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战火燃烧到了桂林。穆木天一家不得不跟随桂林师范学院的师生一同向柳州撤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穆木天一家才随桂林师院的师生一道，回到桂林。 　　

1945年3月1日，桂林师院在平越复课。此时抗日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以及学校复课的喜讯，都大大振奋了师院的师生。学生们开始大力开展各种各样的进步活动，穆木天和许多师院的进步教授一起，关心支持着学生们的各项活动。对同学们办的墙报和文学期刊，穆木天和彭慧都亲自看稿，悉心予以指导。穆木天还和彭慧、谭丕模等一起主编文艺杂志《只有战斗》和《收获》，鼓励学生积极写作，将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1946年1月，桂林师院在桂林复课，此时师院的学习、民主风气更加活跃，组织了20多个壁报进步团体，其中以国文系同学为主力军的有南方社和诗潮社。这两个社团都得到了穆木天和彭慧的关心和指导。穆木天还在课堂上办“讲评会”，把同学写得较好的文章拿出来分析比较，让大家都充分认识到优点和不足，经过修改，便推荐到各类进步报刊杂志上发表。教师并不是诗人穆木天的本职工作，但是他一直非常注重对青年学生的引导和教育，他曾经在《我的文学生活》一文中写道：“现在我认定，我们就是一座桥梁，只要我们能把青年渡过去，比作什么都重要”。 　　

抗战刚胜利，正是百废待兴之时，国民党却又再一次挑起内战。穆木天禁不住愤慨，提起笔来，写下了《谢谢你，美国人》，讽刺了在桂林城骄横跋扈的美国兵，以及在美国庇护下图谋发动内战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还写下悼亡诗《为死难文化战士静默》，表示要铭记为抗战为民族而牺牲死难的文化战士的业绩。他和彭慧还与林砺儒、欧阳予倩、谭丕模等进步学者一起恢复桂林文协，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势力，要求民主和平的斗争。却也因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恐吓和迫害。在桂林又一次的短暂停留后，穆木天全家被迫于1947年搬离了桂林。 　　

穆木天在桂林短短4年多的时间里，翻译了大量极具价值的外国文学作品，为我国的翻译事业和巴尔扎克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同时也以一位左联战士的进步思想和对祖国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参加了许多宣传抗日的文艺活动。抗战胜利之后，他也坚持民主与和平，用自己的力量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坚决斗争。他的学术成就和斗争精神，是留给桂林文化城的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旅心》(1927)、《流亡者之歌》(1937)、《新的旅途》(1942)、《穆木天诗选》（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