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是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创作的政治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87年。

在该书中，鲍曼从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谈起。在封建贵族及其价值观衰落、天主教会的控制终结之际，启蒙哲学家生逢其时，他们彼此之间建立紧密的网络联盟，同进同退，逐渐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他们提出的种种改革社会的宏大计划，帮助国家强加规训的力量，将民众塑造成他们所希望的模样。在启蒙时代，道德、人格和灵魂被用来指认个人的社会地位，现代性的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的中心。然而进入后现代性阶段，公众的心灵和肉体都受到严格的监控，资本主义市场已经替代了教育者的角色，广告商创造了公众的趣味和价值观，各种亚文化得到鼓励发展，这种情况下的知识分子显然失去了“立法者”的地位，变成了在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增进交流对话的“阐释者”，其中的亚集团可能还具有半立法者的角色。另一方面，鲍曼为他所钟爱的历史人物进行了其他的选择与安排，也就是说，这些历史人物已经向专业科学和高雅文化领域集体退却，或者寻求辅助自己的社会力量。

早在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便是鲍曼改进社会主义计划中的中心人物，他认为他们要帮助民众适应工业社会的复杂性，他们有权利对文化体制和官僚政治采取批判态度，他们应该传播自己的影响，积极聚合社会中的各种力量。《立法者和阐释者》就是一部描写知识分子角色的著作。

该书的特色之一是作者在对知识分子、现代性及后现代性这几个相关主题进行具体的分析时，采取了多条线索并进的论述方式。比如“知识/权力”的共生现象这一线索，对这一作为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的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史的描述，是鲍曼考察知识分子问题的出发点。他先借助保尔·雷丁关于原始宗教的研究，在当代知识分子角色和原始社会的巫师形象之间进行其合法性要素的类比，为les philosophes（指法国启蒙时代的哲学家群体）的出场作准备。这种合法性要素的要旨，便是以某种方式操纵民众的信念，增强他们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同时也就增强了他们对于“形式知识”的依赖性，从而获得知识的权力统治。在这里，控制的有效性和知识的正确性密切相关。在鲍曼看来，启蒙时代的les philosophes的实践模式则几乎与此同出一辙。他们一方面利用这一特殊的历史转型期出现的权力真空，从没落贵族的手中继承其政治遗产，另一方面，通过优良的教育，也继承了为后者所失落的“美德”。与此同时，作为现代国家第一个样本的专制君主制的出现，则标志着某种全新的国家权力的诞生，这种垄断的政治权力所依靠的远不止是暴力手段，而是一种更行之有效的监控管理技术。前现代社会的相互性监督被现代社会的“全景式监狱”所替代，这种不均衡的单向监督产生了两个根本性后果：将专家（教育者）置于监视者的位置上；根据某种理性预设对人类行为模式进行整体改造。鲍曼把这种全新的社会控制类型所拥有的权力称作“牧人式的权力”和“改造思想的权力”，“权力需要知识，知识赋予权力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拥有知识就是拥有权力。”

如果说“知识/权力”的共生使得现代知识分子的“立法者”的身份得以确立，那么这两者的分离，或者说这种权威位所的缺失和分裂，则是后现代知识分子作为“阐释者”出现的某种标志。鲍曼认为，正是现代性的理性化纲领的实施和扩展，使得系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不断加强，最终导致了一种以“市场”为特征的后现代消费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性的需求被等同于私人消费。

“确定性”在不同历史情景中的不同含义以及对于确定性的不同态度是另一条基本线索。对鲍曼而言，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感是知识与权力结盟的基本条件。由于人口数量的剧增，前现代世界“建立在‘高密度社会交往’基础上的那种稳定性”终于在十七世纪完全瓦解了。人口过剩造成的大量增加的“游离的个体”，成为这个世界不确定性忧虑的新生源泉。为了建立新的确定性，除了采取全新的管理技术之外，“理智”与“激情”这对古老的概念再一次被抬了出来。它们一方面被用于标明社会与自然以及两种文化（园艺文化和荒野文化）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又被利用进行文化改造运动。这场带着神圣改革面具，实则摧毁一切异己文化（民间文化或言不确定性的文化）的高压政治运动，是新生的国家权力和知识分子相互需要和利用的结果，这导致了国家权威的确立和普遍权力的重组，而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则像该书第四章的标题——“从猎场看守者到园丁”——所表明的那样，成为园艺文化的设计者。现代性的展开正是这种设计的过程，而在这种理性化设计的背后起作用的则是对新的确定性的追求。当然，新的确定性是以新的不确定性为依据的。在鲍曼看来，大革命时期伴随着国民教育的立法狂潮恰恰证明了，启蒙的实质不在于传播知识，而在于推动立法和管理的实践。至此，一种以乐观主义、普遍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为特征的文化出现了，它代表了一种以权力/知识联盟为基础的新的确定性。

对于立法者没落的原因，鲍曼解释为由于现代性的理性化的自我建构模式无法兑现其对于现实的承诺，这导致了19世纪末知识界对于这种模式普遍的悲观论调和信心的缺乏。另一方面，因官僚主义政治而产生的例行公事化的现代权力，使知识权威这一现代性的确定性变得多余。而后现代艺术的实践对现代性规划的反击，以及“共同体”对理性和普遍真理的取代同样标志着这种确定性的失落。

在以消费文化为特征的后现代社会中，市场的统治取代了外在的立法者，但由于它“不存在一种可以产生权威性话语的位所”，终归无法作为这个时代的确定性和自信的归宿。它只能通过不断生产出更多的虚假“需求”和个体欲望来替代失落了的确定性，但这种转化只能是刹那间的，最终将被证明是空虚的。放弃知识分子的立法者角色，实际上就是放弃现代性的单一的确定性，这样，作为“阐释者”的后现代知识分子便现身了，他们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从事解释活动。

在鲍曼的论述中，类似的线索还有很多，比如个体与系统的关系，不同文化形态的演变，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等等。但这些具体线索都是在知识分子由现代的立法者角色转变为后现代的阐释者角色这一总体思路下展开的。

该书的另一个特色，是作者在导论中就自称采取的解释社会学的方法。众所周知，解释社会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解释性的理解和部分对部分的因果性说明。尽管在鲍曼论述的背后除了韦伯之外，也常会现出帕森斯的影子，但鲍曼在论述过程中对于相关背景资料的大量参照和对于所得出的结论的迂回旁证，确实体现了这种方法。这看似多少显得有些谨小慎微，甚至是犹豫不决，但这实际上恰恰是体现了他本人的某种立场。比如他在全书最后对当代知识分子几种不同的策略的描述，又比如他对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所代表的知识分子角色的不同境遇及相应策略的反复比较和强调，都表明了他的态度。对此，鲍曼在书的导论和结论部分说得十分清楚：“后现代性策略并不含有排斥现代性策略的意思；相反，如果没有对现代性策略的继承，后现代性策略也不可能被勾画。后现代性策略虽然放弃了作为知识分子自身传统的普遍主义的野心，不过，后现代性策略并没有放弃针对他们自身传统的普遍主义的野心。”“后现代状况的预言家们所发布的讣告，至少有些过于匆忙了。……目前，现代化尚未成功，知识分子的使命依然是将现代性规划这一未竟之业进行到底。”在鲍曼看来，挽救现代性规划，也是挽救知识分子自身。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英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在阶级和精英之间》《作为实践的文化》《社会主义：积极的乌托邦》《阶级的记忆》等，这几部著作创作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关注点在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领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鲍曼对自己的研究方向进行了重新定位，开始转向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倾向于关注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大屠杀事件和源自现代性“矛盾情感”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