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1897年3月4日—1977年5月13日），原名埏，字子伟，又字金锋，别名嘉生，汉族，浙江青田人，中国近代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金融学家、银行家、社会活动家和收藏家，爱国民主先驱，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章乃器1918年毕业于浙江商业学校（今浙江工商大学）。后从事金融工作，曾在上海任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创办《新评论》月刊。1935年秋，被聘为沪江大学（今上海理工大学）的教授，讲授“国际金融”、“中国财政”等课程。

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年11月，在上海与沈钧儒、邹韬奋等同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世称七君子事件。

1937年七七事变后获释。抗日战争时期，任安徽省政府委员、财政厅厅长等职。

1939年在重庆创办上川实业公司和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活动。

1945年底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任中央常务委员。

1948年底到东北解放区。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部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三届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7年卒于北京。1980年被恢复名誉。2006年被评为“上海理工大学杰出校友”。

著有《章乃器论文选》、《中国货币论》等。

章乃器（1897年—1977年），原名间埏，改名为乃器，字子伟，又字金峰，青田东源（今小源）人。

章乃器青田东源人，父章叔明留学日本，已任青田遂昌等县警察局长。章乃器兄弟六人，他是老二。幼年入塾，诗赋文章兼佳，深受祖父钟爱。辛亥革命后，章乃器离开青田赴南京，曾在孙中山临时革命政府陆军部属下的飞行营当学兵，这是中国最早的空军学员之一。1913年，考入杭州甲种商业学校，勤奋攻读，成为学校有名的高材生。毕业后由学校介绍到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当练习生。1919年，赴北京任通州京兆农业银行营业部主任、襄理。并选为中国银行学会常委。

1927年初，在上海任银行业工会领导工作，此时，大力支持北伐战争，又十一月创办《新评论》半月刊，对国民党进行猛烈抨击，一年后，《新评论》被查封。1928年后，“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相继发生，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他激于义愤，积极投身救亡爱国运动。而且1933年发表《现阶段的对日问题》等抗日文章，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移剿共之师以抗日”。

1932年，创立国内第一家中国人自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自任董事长。1935年，受聘于光华大学、沪江大学教授，兼任中兴信社干事，中国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同年，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等组织上海救国会，发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联合抗日”，“共赴国难”等主张。

1936年5月，在他们倡议下，全国救国会十八省六十个救亡团体代表在上海集会，成立了全国救国联合会，章乃器、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选为领导人。大会通过了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明确提出了组织救国路线，促成统一的抗敌政权等政治主张。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内战政策，于11月23日，在上海将章乃器，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七人逮捕，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激起国内外爱国力量及主持正义人士的广泛同情和义愤。各救国团体纷纷发表宣言和声明，有的以罢课请愿方式，恳求立即释放“七君子”。

国民党内一些主张抗日的有志之士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很不满，对“七君子”分别采取救援措施。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终于释放了。

1940年6月，他在重庆创办了“上川实业公司”和“上川企业公司”，他任总经理。1942年12月与吴蕴初，胡厥文等发起创办“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被推选为所长。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只有走工业化道路，他提出“工业立体发展”的理想和开发大西北的构思。

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与胡厥文，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被选为理事，副主任委员。当时“民建”积极开展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各种政治活动。推进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开展。1947年春，到香港创办港九地产公司，并建立“民建”港九分会，继续开展爱国运动。1948年夏，他接到毛泽东的来电，邀请他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分偕同施复亮等秘密乘海轮转赴东北解放区。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章乃器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国家编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政协常委兼财政组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副主委等职，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为搞好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先后写了《新中国的经济改造》、《对统一财政工作的认识》、《经济的改造——消肿、去腐、新生》等文章，积极协助党制订和宣传各项经济方针和政策。

他和沈志远，千家驹一起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的顾问，运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为稳定人民币币制，活跃金融出谋划策，在他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下，制定了一套“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财会收支簿记法，取代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复式簿记。他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1952年8月，任命为新中国粮食部首任部长，指定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的一系列政策。

1956年9月，来浙江稽查工作时，回到青田东源家乡，1957年被错划右派。他坚信“实践检验真理，时间会解决问题。”

1966年8月，开始文化大革命，又遭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抄家、批斗、毒打，但他怀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诚忠心，不计较个人恩怨，常以诸葛亮“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名言自勉。

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黯然离世，时年八十一岁。1980年6月给予平反，1982年5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为章乃器举行骨灰移放仪式，将骨灰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

第一任妻子（原配），王镜娥（1897年—1963年），育有三子两女（二子早期夭折），章湘华、章翼军、章畹（婉华），均为国内高级人才。

第二任妻子，胡子婴（1907年—1982年），育有一女（章湘谷），建国初期商业部副部长。

未婚妻子（蒋燕，原新四军干部），育有一女（董淑萍）。

第三任妻子，杨美真（1904年—1991年），留美硕士，曾任民建中央委员。

第四任妻子，孙彩萍（1911年—），育有一子章立凡（1950年—），曾用名孙立凡，为历史学家，活跃于中国文坛，曾出版著作。

第五任妻子，王者香（？—1967年）

章乃器1897年3月4日生于浙江青田，1913年入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学习教材上的“通商大埠，常位于大江大河下游”和“以最少劳费取得最大效果”时很受触动。1918年夏天他进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一名练习生，第二年任北通州京兆农工银行营业部主任，才华初展，后又任一合资公司会计主任。

1921年秋章乃器回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业务更有长进，受“五、四”运动影响，崇尚民主与科学。一次章乃器解大批现银到麦加利银行，该外行有意不马上点收，他说“我们送到了，收不收是你们的事，从我送到的时候算起，以后的拆（息）应当归你们负担。”老外见说的有理，立即点收。

1927年章乃器自办《新评论》半月刊，与陈公博等的《革命评论》、王昆仑等的《再造》并列，很显锐气。

在旧中国洋人几乎无孔不入，于资信调查也不例外。大上海1932年前有5家从事这种业务的机构：日本人办的上海兴信所、帝国兴信所、东京兴信所；美国人办的商务征信所、中国商务信托总局。1932年3月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的章乃器，不相信中国人不管，便与多位银行人士先成立一个学术团体中国兴信社，旋该社办起中国人自己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1932年6月6日在上海圆明园路1号成立，章乃器出任董事长。他具有创新精神又不失传统的真善美。他“审慎以求真”、“忠实公正以求善”、“详尽明晰以求美”，将调查工作分为调查、复查、审查，各自背靠背独立进行。这种方法既科学又艺术堪为国人资信调查方面的创举，只4个月时间业务就扩大了三倍。中国征信所编发的《征信工商行名录》图文并茂，一举压倒了过去几十年间最有影响的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行名录》。随着该所业务的超常发展，原来外商资信调查机构全部倒闭。章乃器不但是一位银行家，而且很会在边缘地带作战。

1933年—1936年章乃器先后发表了《资本主义国际与中国》、《章乃器论文选》、《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合著）、《中国货币金融问题》，这是他的第一次理论高峰。

1、他对生搬硬套西方古典经济学提出批评，分析了外资的倾向，稍显左倾。他指出“一面是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逐鹿，由多头变为寡头，再由寡头趋向独占；另一面是投资的方式，由商业投资发展到产业投资和政治投资；再另一面，是投资的范围，由海岸发展到腹地，再由腹地发展到内地。”

2、他坚持中国货币独立、币制统一，反对加入英、美、日货币集团。他主张以海关金为单位建立自己的货币管理体系，防止资本脱逃，并倡“废两改元”。他说地方货币反映了军阀的割据性质，钱庄反映了封建商业资本的性质，大胆预料防止民间资本转化为内战资本。

3、他主张资本呢市场说，但也要管理。他说“金”是坚固的东西，“融”是融化流通的意思，“‘金’何以能‘融’？这有赖于信用之火的燃烧，但有时‘信用之火’烧得太猛烈了，融化的金沸腾洋溢，反而要浇灭了‘信用之火’；跟着，融化的金也冷却而冻结了。这就是信用过度膨胀，成了恐慌的现象，就是所谓资产的冻结。”“以‘金融’底重要意义，是要金钱融化流通，而顶顶要不得的就是呆滞冻结”。他提出由华行“推行票据承兑和贴现，使短期资金市场现代化；同时推行股票和公司债票，使长期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国民经济化”。他提出改信用放款为票据贴现，以加快资本流通，使呆滞的“账面债权”转化为可以流通的“票面债权”，变旧钱庄的“对人信用”为新银行的“对物信用”。他力主银行业应有一联合组织专事公司股票、债票的承接发行，“这样银行的资产就不易冻结，而工商业也可以得着期限较长利息较低的资金”。果然在章乃器的力倡下，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1933年成立了上海银行票据交换所及票据承兑所。为阻止洋货倾销，他首倡“信用统制”，他认为在当时不平等条约多如牛毛的情况下，统制贸易及统制汇兑碍难实施，洋货从外洋到我口岸这一阶段，我无力阻拦，因此需要另想“强盗进了大门紧关二门的法子——“信用统制”来亡羊补牢。洋货到岸后是交给我国批发商运往内地销售的，资金全部由华行、钱庄融通，“只消他们对非必需的进口货，不予抵押、押汇及借款的便利，进口数量自然就要大大的减少。这种政策，在用票据兑现和贴现的方式，使短期资金市场现代化以后，办理起来可以格外严密。”他的论文集《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一面世即造成世界影响，属于当时研究中国经济的扛鼎之作。

1935年秋，不到40岁的章乃器就被上海两所大学聘为教授，主讲经济，听者塞窗。

抗战时期，战时经济更加艰难。战火波及安徽后，由于富县不断沦丧，皖省财政几近不支，至1938年2月份，公教、军人欠薪饷达两三个月。号称地方理财能手的省财政厅长杨绵仲回天乏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诚邀章乃器出任财政厅长。章乃器未正式上任前就摸清了皖省财政主要靠天赋和鸦片特税维持，另需国库补贴。针对当时发国难财成风的情况，他向李宗仁提出“铲除贪污，节约浪费”的主张，李宗仁坚决支持。

1938年3月章乃器走马上任，他严以律己，宣布“财政厅的经费也彻底公开，包括厅长的办公费，打破过去厅长包办经费的恶例”，接着请国民政府处决了贪污分子省教育厅长杨廉，吓跑了省建设厅长刘式庵以下区长、县长等贪污分子，同时严办了一批腐败分子，收缴了一批被截留的赋税、公款，财政压力得以缓解。他又节约浪费，严禁死魂灵吃活薪，对旧军队吃空额的顽疾下猛药，顶住了官场人情风。廖磊接任李宗仁后形势更加严峻，他下车伊始就拉着章乃器的手问“财政还能支持，是真的吗？”

章乃器果然有办法：首先把不肯配合的省银行总经理程振基免职，巧妙地避开省行无发钞权的问题，先由省府发行少量地方公债，再以公债作抵押，由省行印发小额本票约200万元作为货币以应急。其次，也是最主要的，是他设立货物检查处，征收货物检查税，其原则是“对敌占区与我区之间进出口物资分类进行查处。我区运往敌占区的第一类禁运物资为金、银、铜、铁、锡、肠衣、猪鬃等，查到后即予以没收；第二类禁运物资为大豆、烟叶、棉花等等，查到后可以发还，但只准在我区销售；对敌占区运入的物资，如果是鸦片和日货，如日伪厂生产的布匹、纸烟、纸张、文具等，查到后即予没收；敌占区华商生产的照章纳税后放行”。这是非常高明的，平战分明、敌我分明。他的货物检查税制度，得人得法，登时化腐朽为神奇，被国民政府推及全国。

另外，他还断然决定卖掉7万石食盐藏盐于民和根据市场原则收购粮食，都显示了他的过人才略。他说“这7万石食盐，只要真正到了老百姓手里，将来大别山再怎么样的紧张，敌人再怎么封锁，我们是可以支持一个时的。”

当时收粮价格为1.4元/斗，属于高价，国民党内就有人想强买，但章乃器始终坚持公平交易。他认为“即使粮价高了一些，这笔钞票落到老百姓手里，对我们稳定抗日根据地仍然有好处。从城镇的金融来看，不久就可以看到繁荣的局面，摧垮敌人的封锁。”

李宗仁称章乃器“整顿税收，颇见成效”，“最初在我们想象中，在敌后打游击是件极艰苦的事，孰知事实证明大谬不然。大别山根据地后来竟变成敌后的世外桃源，比大后方还要安定繁荣。”章乃器主持皖财，节约了中央财政400多万元，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数字。他被排挤走后，皖省财政立即陷于困境，廖磊追悔莫及，忧愤以殁。

1940年6月章与上海银行的陈光甫合资创建了上川实业公司，设酒精厂、手摇发电机厂、机器厂、畜牧场等，章乃器为总经理。他判断准确，时战备物资极端匮乏，民间机动车几乎弄不到汽油，酒精厂生产的无水酒精正可替代汽油，因此获利甚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口通路不畅，原材料价格暴涨，公司的电机厂、机器厂所存的五金、电器材料随之自然升值，公司资产无形中增值。

后他与合资方因经营问题分家，他用分得的五万美金百万法币于1944年4月间另组上川实业公司，为大股东，任总经理。公司开始以投资为事，但由于通货膨胀，币值和物价波动不已，遂改以土产运销和进出口业务为主。战后公司总部迁上海，重庆、兰西安、香港、台湾、东北、汉口设办事处，从布局来看很见活力。至1947年六月，公司共有资本法币1亿元计10万股，他自拥27097股，加上他间接控制的股份，可占全股的2/3。

自己富了不算什么，他更关心战时整个民族工业的存亡发展。章乃器指出“民族工业现有基础必须保存，必须发展，否则战后欲重振旗鼓，更非易事。眼下危机，如果不谋挽救，则后方工业百分之九十要倒在地下。如果民族工业倒了，则代之而起的将是帝国主义侵略资本、利用政治权力与民争利的官僚资本，以及投机取巧的发国难财者。这三种势力，不仅破坏抗战，而且足以致战后经济于死地。为了挽救民族工业的危亡，工业界自己应该设立一个研究所，为民族工业从事调查研究，宣传呼吁，仗义执言，指出阻挠民族工业发展的反动势力和错误政策，减轻工业界所受到的压力。”

1943年9月1日中国工业研究所成立，章乃器为所长。该所系私立，人员精干，选题慎重，成果迭出，切合实用。这个所自然充当了民族工业的主要研究咨询机构和喉舌，经常就热点难点问题座谈，并出版工业问题丛刊、参考资料、专题报告、会议纪要等，1943年11月起发行物价旬报，将物价指数、外汇行市、各大城市利息、国家税收岁支预决算、外国在华投资情况等信息资料汇集成刊，发送业内人士参考。他还主编了《工商手册》，全书40章60万言，包括工商业组织、管理、会计、法令、税收等，请专家和政府职能部门主管分撰，并附详尽的数据、公式、文簿程式，受到工商界人士的赞誉。1944年底该所又拿出了《工业界当前之困难》、《工业界当前困难解决办法》两个成果，解决实际问题。

四十年代初是章乃器的又一次理论高峰，此时他的主要经济思想是：

1、对恶性膨胀的分析，并找出解决的根本办法。他巧妙地比喻说“通货、物价和军事支付三者，好像是三匹脱羁的马，兜着圈子疯狂的前后追逐，但又好似被鬼捉弄的，永远的谁也追不上谁。最后他们是同时声嘶力竭地倒毙下去了。”他认为“增加生产是平抑物价的最基本的手段”。

2、利用节制游资，实行国民财产登记制度。他认为大后方物价腾飞的原因是“少数发国难财的奸商和贪官污吏”利用手中游资投机居奇、哄抬物价造成的。“过去的通货膨胀虽然已经造成偌大的游资，然而当前的严重问题却是游资的力量已经超过全部法币的数量，已经能够左右整个的商品市场，而且足以逼迫通货的膨胀了。”他主张建设股票市场并劝募公债、鼓励储蓄，使消费与积累良性互动，同时要求政府以行政手规范商品的储藏运输行销，平抑物价。当时马寅初大骂官僚资本，孔祥熙非常被动，几次想请章乃器写文章反击马寅初，章乃器没有接受。章乃器还于1941年11月在《大公报》撰文《由节制游资说到国民财产总登记》，力主冻结游资、规定法币使用限额、推广票据流通，极力推动经济上路；同时提出对国民的土地、商品、外币、证券和债券等进行财产登记。

3、设计工业立体发展，要管理也要自由。他认为中国战时经济体制应“以德国式的统制为主，以英美式的自由为辅”，并且建构了自己“工业立体发展理论”。他说“现代的战争是立体战争，现代的工业发展也应该是立体的发展。”工业组织和技术单向发展，只能是重复建设和技术浪费，有数量没有质量。他全面提出战士生产的八个要求：“甲、适当分配工业地域；乙、统筹供给工业资金；丙、确立工业生产计划；丁、管理原料动力与技术；戊、实施设厂核准制；己、厉行生产标准化；庚、确定工业保障。”他提议“经济部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技术团，那里面不但要容纳国内第一流的技术专家，而且要即速展开外交活动，更多的邀请英、美、苏各国有经验的技术专家，担任工业立体化的指导工作。”

4、对如何发展民族工业和使用外资，提出看法。他认为战后须克服两个难题：（1）怎样最大限度使用国内私人资本而又力避资本主义；（2）如何最大限度吸引外资而又保护民族工业。他主张制定法律保护民族工业，鼓励其扩大规模以与外抗衡。

战后出自章乃器之手的民建政纲之经济部分主张“人民须有充分经营企业之自由”，“国营企业之官僚化与私人企业之独占化，同为经济建设之大敌”，从“保障佃权，限制佃租入手，进一步由国家征租或发行债券征购非自耕土地，分租于农民。”

章乃器1947年春到台湾开展上川企业公司业务，创建了台湾物产制造公司，筹办了糖厂。

1948年陈诚曾一度向蒋介石推荐章乃器出任财政部长以挽救危局，蒋叹了口气“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为我所用！”

各民主党派1948年12月4日在香港发表了章乃器起草的《为保护产业保障人权告国内同胞及各国侨民书》称“保护私人工商业和保障人权的政策，在未来的统一的联合民主政权之下，必然会更贯彻的继续执行。为着建设新国家的需要，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不但要保存，而且要辅助其发展，外人投资只要符合平等互惠的原则，不但旧的可以继续存在，而且欢迎新的增加，只有那些利用特权损害国家人民利益以自肥的官僚资本，才会被没收。”

1946年章乃器以上川企业公司的名义投资当时联华影艺社（昆仑影片公司前身），摄制了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后又参与成立了昆仑影片公司，投拍了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两片开拍后不断超支，章乃器就不断投入，终于拍成，公映后成为经典片，他收回了上川公司应得的红利，就以这笔钱加上手头的现款为股本，与中国柴油机厂合作，创建了港九地产公司，他出任总经理，从事房地产，生意十分红火。同时他察觉蒋介石以准备把台湾作为后路，即于1948年秋将在台之厂房设备转售给了一家侨商，结束了在台业务，年终他接到毛泽东来电邀请北上，便把蓬勃向上的港九地产公司交给多年相知王宽诚，只身离港北上。

1949年6月中旬，章乃器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与千家驹、沈致远一起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顾问，为稳定金融秩序、平抑物价出谋献策。他对民族工商业者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在过去，中国的工商业家真要‘唯利是图’的话，做生产事业就太傻了。其实‘唯利是图’和剥削是两回事，前者是主观的，而后者是客观的。剥削的结果也可以无利可图，因为利润是被帝国主义者、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家所夺取了。此外，某些做生产事业的人，主观上即使并不‘惟利是图’，不存心剥削，不一味的代表资方，乃是资本主义青年时代产业家可能有的美德，是足以珍贵的。”

1949年10月1日，章乃器被任命为政务院财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兼财经组组长等职。他总结自己多年经济工作的实践，倡议推行了一套“民族的、科学的、大公的”收付记账法，以代替行之多年的西洋复式簿记法。

1952年8月7日他出任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他保持理论家和实践家的本色，尊重科学，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他以科研成果为根据，倡行“九二米”（每百斤稻谷出米九十二斤标准米），使南方脚气病大为减少。适时指出“粮食工作在许多地方有时只能是不惜赔钱的。问题在于有许多人把‘不惜赔钱’理解为‘不计成本’了。他们没有体会到，赔钱也是要计算成本的；一计算成本，就可以不赔那些不应该赔的钱了。”在他的悉心指导下，粮食部门1955年下半年起就开始盈利了。

他对自己的经济能力极为自负，1949年他在东北解放区时说“我过去多年为资本家打算盘，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打算”。他对于改造民族工商业自有主张，他认为民建“是以民族工商业者为主体（或中心）的政治团体，具体任务在于广泛地团结民族工商业者，通过相互教育、相互帮助，以达到政治水准的共同提高和本身事业的合理发展，而不是由某些先知先觉以至自命为积极分子的人们去团结一般落后的、可怜的工商业者，去辅助、教育、改造他们”。对于“改造”中的定息性质问题，他坚持己见“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的根据是“1、私方交出的财产，其性质已经不是剥削的资本了；2、合营企业的职工已经不是剥削的对象了；3、私方人员在企业工作，已经不是剥削工人的人了；4、定息是从国家利润中间留下的一部分给私方的，假如利润不够或亏损，还要从上级专业公司或交通银行拿款子来给定息。”

解放后他公务繁忙，无暇顾及上川企业公司，便以借支方式收回其投资，加上自己多年的积蓄，收藏了些许文物，将其中精华分两次捐给国家，总计两千件。回思救国会艰难时，他曾卖掉居所，他实在是有益中华民族之人。

即使在遭受虐待，他说如果允许他说话，他首先要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和推行面包，拳拳之心，可昭日月。1977年5月13日被压制了20年之久的章乃器死了，只在《光明日报》末版末尾发了一条短到不能再短的消息。

他为民主而死，死得其所。

章乃器在东北时就开始搜集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定居北京之后，公余之暇开始光顾文物市场，主要是隆福寺和琉璃厂的店铺，还有东大地（今红桥附近）的地摊。他并非科班出身的文物鉴赏家，既搜集到很多好东西，也上过不少当，交了学费。

有了收藏的历史机遇，还要有收藏的缘分，章乃器与不少鉴定专家和收藏家结下良缘。在这些朋友中，古玩行前辈孙瀛洲老先生曾帮他“掌眼”，收藏家叶恭绰、张伯驹、赵振经（前清内务府郎中庆宽的后裔）先生等，也时有过从与切磋。一些古玩商淘到了好物件自然想着他，会直接联系送上门。

收藏文物的资金来源，一是手头的薪水，二是从上川公司抽回的资金。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创立了上川公司，成长比较迅速。光复后他到台湾，买下了台湾糖业公司。后来内战局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准备台湾作为最后的基地，他就把公司转让了，转赴香港创办了港九地产公司，在地产上经营得比较成功。

到1954年向国家捐献文物前，他已积存了三个房间的文物，收藏门类比较齐全，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精品。

1954年初春，郑先生从故宫派来了六位专家接收文物，父亲敞开所有的橱柜任其挑选，大概筛选了一个月，有一千一百余件藏品入选。像商代毓祖丁卣、亚父乙簋、西周夺卣、春秋越王剑、清代竹雕饕餮纹鼎、邢窑白釉瓶、龙泉窑青釉五孔盖瓶等精品，都在这次进入了故宫的珍藏。文物部门曾提出为父亲开一个捐献文物展览会，但他没有同意。翌年他还捐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一批文物，捐献时连数目都未清点。

2017年12月28日，“爱国情怀——章乃器捐献文物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2017年是章乃器先生诞辰120周年，为了纪念他“变家传之宝为国传之宝”的义举和爱国情怀，国博特地策划了这场展览。专家组遴选章先生捐献的藏品中有一定学术和艺术价值的110余件文物作为参展文物，包括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汉镜和明清瓷器。让观众来领略文物之美的同时，也能真切体会到章先生本人大公无私的爱国情怀。

章乃器原名章埏，1897年3月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二），出生在浙江省青田县小塬村的一个破落的乡绅之家里。祖父章楷，清同治九年举人，为浙东名士，擅诗文书法。为人急公好义，济困扶危。父亲章炯，曾留学日本，民国初年做过几任小官，后一直赋闲家居。章乃器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章乃器少年时代受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倾向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的大哥章培参加了革命军，章乃器当时还在丽水县上学，应大哥之召，毅然投笔从戎，到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属下飞行营当了一名学兵。但辛亥革命的成果不久即被袁世凯窃取，飞行营也被取消。1913年，章乃器前往省城杭州继续求学。但到达省城时，所有的学校均已招考完毕，只剩下省立甲种商业学校还在招生，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这座学校。他原来的理想是当发明家，这件事却无意中决定了他一生的发展方向。在商校学习的五年中，他的家境每况愈下，负担不起学费。但他每次考试都名列第一，终于靠奖学金完成了学业。1918年从商校毕业后，他本想继续求学，但学费无着，不得不走上谋生之路。经校长周季伦先生介绍，到浙江实业银行当了一名练习生。翌年他辞职北上，到北京谋生。在经历了几度失业的困苦之后，章乃器于1920年冬回到上海，重入浙江实业银行，当了一名营业部科员，生活才相对稳定。章乃器在工作之余，潜心研究经济学和金融理论，每天在灯火黄昏中苦读到深夜，数年如一日。他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才干相成并长，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论文，在银行界崭露头角。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和上海分行经理陈朵如对他十分器重，由于李、陈的识拔，章乃器逐步擢升为营业部主任、襄理、副总经理，成为一位成功的银行家。

1932年6月，章乃器出面联合上海各华商银行，成立了银行界的公用机构－－中国征信所。征信所采取会员制，负责对银行客户的信用进行调查。这是国内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此类机构，章乃器代表浙江实业银行，出任董事长。他提出：“审慎以求真”，“详尽明晰以求美”，“忠实公正以求善”。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一整套科学的调查程序，延揽了一批优秀的专门人才，除逐日向会员提供市场报告外，还根据会员的委托，提供专项的调查服务。中国征信所以高效、优质的服务，一举击垮了四家外国人办的征信所，成为独占事业。该所出版的《行名录》，内容详尽、印刷精美，压倒了英人《字林西报》出版了几十年的《行名录》。

章乃器这些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业绩，也使他赢得了社会声誉和地位。他相继受聘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沪江大学、商学院等高等院校。1936年，章乃器的论文集《中国货币金融问题》出版，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被译成英、日文，成为研究中国这一经济领域的权威性著作。

作为民族工商业的代言人，章乃器主张实行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用统制手段管理中国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以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他主张“废两改元”，废除各种封建性的和殖民地化的货币，实现币制的统一；他分析了列强为夺取对中国货币的控制权而发动的货币战争，反对中国加入英镑、美元等外币集团，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独立的货币本位和稳定的货币价值”。

章乃器强调信用事业对金融市场的调节作用，首倡“信用膨胀”说。主张“以稳健的扩张信用之手段，代替不健全的通货膨胀手段”，提出创造现代银钱市场和资本市场，由华商银行“推行票据承兑和贴现，使短期资金市场现代化；同时推行股票和公司债票，使长期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国民经济化”他指出，把信用放款改为票据贴现，可以加快资本的流通，使呆滞的“账面债权”化为可以流通的“票面债权”。在章乃器等人的积极倡导下，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于1933年成立了上海票据交换所和票据承兑所。

章乃器是民族资产阶级中先知先觉型的思想家，在三十年代就被国外学者视为“中国左翼运动的理论家”。早在北京任职时，他亲身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科学与民主”成为他终生不渝的信条。他早年信仰进化论和三民主义，但不肯加入国民党，宁愿做三民主义的“居士”而不做“和尚”，始终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军阀的立场。

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章乃器与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周新民等组成了一个十人小组，以聚餐会的形式进行活动，讨论时局和救亡的方针，这个小组就是救国会的前身。他还在1934年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共同发起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章读后深为赞赏，立即通过多种渠道大量翻印散发。同年12月，“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章乃器等在原十人小组的基础上，公开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章乃器是这两个组织的常务委员，分管财务和宣传。他才思敏捷，文辞犀利，所撰《四年间的清算》、《辟一套亡国论－－唯武器论和唯武器史观》、《给青年们》等政论有血有肉，脍炙人口。救国会的大多数文件也都出自他的手笔，被同人们誉为“宣言专家”。1936年5月31日，全国20余省市的60多位救亡团体的代表在上海集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章乃器等14人被推为常务委员。会议通过的宣言批评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提出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等主张。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共同发表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表示赞同中共“八一宣言”中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共两党立即停止内战，合作抗日。8月10日和9月18日，毛泽东两次代表中共中央致函章、陶、邹、沈，对救国会的宣言和纲领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满意”，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作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希望与救国会“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并委托潘汉年与他们经常交换意见。救国会团结抗日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上海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安。蒋介石和上海市长吴铁城先后亲自出面设宴，对沈钧儒、章乃器等救国会领袖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但他们仍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为所动。由于章乃器是救国会的实际负责人，吴铁城转而威胁浙江实业银行，要求李铭辞退章乃器，企图以此手段瓦解救国会。李铭拟由银行出资安排章乃器赴英留学作为转圜，但章乃器认为救国会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事业，既然救国与职业不能两全，便毅然当场辞职，亲手敲碎了被人视为“金饭碗”的银行副经理职务。事实上他早已下定了毁家纾难的决心，为了支付救国会的经费，他用光了自己的积蓄，卖掉了洋房，赁屋而居。从银行辞职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了救国运动。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逮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诱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将“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列为兵谏的八项主张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赴西安与蒋介石、宋子文谈判，也提出了释放救国会领袖的要求，并提名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四人在抗日联合政府中担任职务。“七君子”在狱中大义凛然，坚决拒绝声明悔过。他们义正辞严地宣告：“自问无罪，天下亦尽知其无罪，为国家民族前途计，亦终认救国无罪四字应令永留史册。”在1937年6月11日开始的“苏州审判”中，“七君子”同检察官进行了唇枪舌剑的交锋，法庭成为宣传抗日救国的讲坛。章乃器在法庭答辩中宣称：“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有主张抗日的义务。”救国有罪的冤狱在国内外激起了极大义愤，宋庆龄、何香凝等在社会上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声明如救国有罪，则愿与“七君子”同受处罚。宋庆龄等还亲赴法院，请求与沈、章等一并羁押。国际知名人士罗曼．罗兰、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等也纷起营救。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举国一致团结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司法当局不得不同意将“七君子”释放。1937年7月31日，他们结束了八个月的牢狱生活，在群众的热烈欢迎下光荣出狱。章乃器出狱后继续从事救亡活动。他与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斯诺夫妇及徐新六、王芸生、卢广绵等发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组织沿海工厂内迁，发展战时生产和就业。他还撰写了《抗日必胜论》、《民众基本论》，批驳各种“亡国论”，提出“武器的力量不是绝对的，而人的力量毕竟还是决定胜负的因素。”这些观点，后来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所采用。“八一三”战后，上海租界沦为孤岛，章乃器撤退到香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邀请他前往安徽前线工作，他立即表示同意。途经武汉时，章乃器到中共办事处会见周恩来，周嘱托他到安徽后彻底执行释放政治犯的方针，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章乃器在1938年春到达安徽。当时的安徽省政权是一个统一战线政权，由国民党桂系的李宗仁任省主席（不久改为廖磊），共产党员周新民、张劲夫、陈国栋、狄超白及进步人士朱蕴山、余亚农等都在这里工作。李宗仁原拟安排章乃器出任省政府秘书长，但蒋介石不同意，只好改任省动员委员会秘书，不久又任命他为省政府财政厅长。安徽的不少地区此时已相继沦陷，财政捉襟见肘，濒于崩溃。章乃器接掌财政厅，提出“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两大方针，大刀阔斧地革除积弊陋规，惩办贪官污吏。并通过统一税收、发行辅币及在敌占区与我区之间创设货物检查税等措施，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使省财政变得收支平衡且略有盈余。章乃器在安徽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的逃跑主义和反共立场。他按照周恩来的嘱托，努力协助新四军，他以统一财政的名义，每月补助新四军三万银元，并多次派人给新四军送去金鸡纳霜等大批急需药品。章乃器为了培养财经干部，举办了几期财会讲习班，由于他在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不少进步青年慕名前往。这批干部在章乃器离开安徽后，大部分转入新四军工作。解放后，不少人还担任了财经部门的高级领导职务，后来毛泽东与章乃器会面时，当面感谢他为党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做了好事。章乃器在安徽理财成绩斐然，他的老同学陈诚向蒋介石建议重用他，以整顿不景气的大后方经济。蒋在武汉召见章乃器，提出要他留在“中央”工作。但被他当场谢绝了。蒋又动员陈诚、孔祥熙、陈立夫等大员轮番挽留，都未奏效。不久安徽的CC派方治等又编造了“章乃器在安徽搞武装”的谣言，引起蒋的疑忌，于是使出“调虎离山计”，电召章“赴渝述职”；章乃器于1939年6月到达重庆后，蒋又下令“免职另候任用”。此后蒋又几次试图重用章，但都被他拒绝了。

谋求民主建国章乃器到重庆之后，发现救国会内部矛盾很多。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其中有相互保证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受侵犯”的条款，一时舆论哗然。章乃器与救国会领导人签署了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表示抗议，后来救国会又要收回此信，章不同意这样做，便脱离了救国会。他深感“没有经济基础的政治运动，最后总不免要流为政客活动”，需要动员那些不靠做官吃饭、更不靠做官发财的工商界人士参加民主运动，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政治团体。章乃器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只有走工业化的道路。他在重庆创办了上川实业公司，兴办酒精厂、手摇发电机厂、机器厂、畜牧场等；后又创办上川企业公司，经营土产运销和进出口业务；并在抗战胜利后与昆仑影片公司合作，投资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进步影片。他担任迁川工厂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和常务理事，同时又是国货厂商联合会、全国工业协会以及工商界“星五聚餐会”的重要成员。他与吴蕴初等创办了民族工商业界的思想库－－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自任所长。他还不断地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官僚资本压迫民族工业的政策，为挽救中国民族工业奔走呼号。

章乃器在抗战期间发表了《论恶性膨胀》、《物价问题的症结》、《由节制游资说到国民财产总登记》等文章，反对官僚资本和投机资本控制国家经济脉，主张冻结游资、规定法币使用限额、推广票据流通；对国民的土地、商品、外币、证券和债券等财产实行总登记。他要求“消灭秘密财产制度”，主张对官僚资本在国内外的财产进行调查，并依法课税。章乃器认为，为了加快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国家在对民族工业实行保护政策的同时，不应反对在平等的原则下有计划地吸收外资。他说：“自然最好的办法是借外债，聘请外国技师，以至购买外国的专利，而不必让外人设厂。但如不可能，让外人设厂总比没有好。外人投资设厂自然要采取特许制。要订立合同，规定年限，还要附带在一定时间以内以技术传授国人的条款。特许经营的项目，限于我们无法经营，或虽能经营而质量却离必须的水准太远的事业。我们要防止不合理的国际竞争，然而必须接受合理的竞争。……‘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无竞争者业必衰。我们不能盲目让外厂自由发展，也不能盲目地反对外厂。”抗战胜利后，国内民主浪潮高涨。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曾三度与章乃器等工商界人士会见。1945年12月，章乃器与黄炎培、胡厥文等发起成立由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建国会。章乃器为民建起草了政治纲领、组织章程和各种文件，以“不右倾，不左袒”为揭橥，政纲提出：“建国之最高理想，为民有、民治、民享。我人认定民治为其中心。必须政治民主，才是贯彻民有，才能实现民享。”。政纲还提出“经济民主”的概念，要求以民主方式制定国家的经济计划，“人民须有充分经营企业之自由，除保护劳工及防止独占法律以外，不得再有其他之限制”；为防止家长制和个人独裁，民建的组织原则“不采取领袖制”；这些在中国的政党中都是独具特色的。1946年春，特务暴徒在重庆制造了著名的“较场口血案”。章乃器出面与特务交涉，首先被打，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等多人被殴伤。血案发生后，章乃器等立即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血案真相，指出“光明终要战胜黑暗”，表达了为民主而奋斗的决心。章乃器在为民建起草的各种文件和声明中，坚持争民主、反内战的正义立场，反对美国政府介入中国内战。

1947年民主同盟遭解散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民主人士的迫害，章乃器被迫流亡香港。他在香港发表《乾纲重振》、《新的转捩点》等文章，表达了与国民党当局决裂、向往新中国的信念。1948年5月，章乃器等民建在港理监事发表声明，支持中共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这一时期各民主党派在港共同发表的宣言文件，大部分是他起草的。年底，章接到毛泽东的电报，邀请他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当时他在香港创立的港九地产公司正蒸蒸日上。但他以国事为重，毅然束装北上，舍弃了个人的事业。

章乃器与李济深、茅盾、马寅初等秘密乘坐苏联货轮，于1949年1月到达东北解放区；不久转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他亲眼见到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写下《人民的东北》、《平津工商业的新生》等文章，热情讴歌新社会。他曾说：“我过去多年为资本家打算盘，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打算盘。”在1949年9月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上，他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工商业家的任务》的发言，鼓励工商业者发展事业，积累资本，准备将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消灭自己的阶级，“同为新社会快乐自由的主人”。在历史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公开提出消灭自己阶级的主张，这还是第一次。解放后，他还将自己收藏的约两千件文物精华，无偿捐献给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章乃器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经济建设。他担任了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编制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兼财经组组长等职。作为一位杰出的理财家，他曾向周恩来建议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向陈云提出打击上海投机狂潮、解决南北物资运输等建议，均被党中央所采纳，稳定了建国初期的经济。对于建立和健全财政金融体制、会计制度，调动民族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以发展生产等问题，他都提出了不少极有见地的意见，做了大量工作。

1952年，章乃器出任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长。他积极参与制定了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首创xs粮票制度，基本上解决了中国历代政府都难以解决的吃饭问题，对保障新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他主张建立储备粮制度以备粮荒；制定了科学的粮食生产标准和严格的储运管理体制；对于国家在粮食价格上的政策性补贴，他反对把“不惜赔钱”理解为“不计成本”，经过他不懈的努力，确立了经济核算制，批判了供给制思想，使粮食部门扭亏为盈，开始向国家上缴利润。章乃器的工作多有建树，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表扬。章乃器在解放后担任民建副主任委员，并与陈叔通、李维汉共同负责筹创全国工商联，全国工商联成立后，他担任副主任委员。他在工作中，对一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等理论问题进行了独立的思考和探讨，并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他不赞成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和阶级对立，不赞成因强调政治标准而埋没业务人才，主张发挥工商业者在企业管理方面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服务。对于以党代政、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等弊端，他也很早就提出了批评。有些观点虽然引发了争议，但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和是非问题　在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中，章乃器遭到错误的批判。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被划为“右派”，撤销了部长职务。有关部门曾根据“来去自由”的政策，向他提出，如愿出国，可提供方便。但章乃器表示，当年是为爱国理想而来，不管境遇如何，都不愿违背初衷而去。他在1962年曾以政协提案方式为自己的问题申诉，被指为刮翻案风，翌年被撤销政协委员职务，并被开除了民建会籍。有人还制造了一起上川企业公司的清算纠纷案件，不公正地剥夺了他的大部分财产。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70岁的章乃器遭到残酷迫害，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许多人当场丧生，但他凭着平素练就的气功活了下来，并绝食八天进行抗议。其后他被扫地出门，赶到北京东郊的一座普通居民楼中居住。章乃器靠气功自疗好全身的伤痛，自己买菜做饭；他在逆境中仍保持乐观，时时以国家民族为念，他自撰联语：“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并写下了《七十自述》等不少有价值的回忆录。1975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章乃器写信给中共中央反映自己的问题，受到了重视。陈云、张劲夫等代表党中央与他谈话，同年4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事实上章从未承认自己是右派），并准备安排他担任财政部顾问、全国政协委员，但由于“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流，对章乃器的职务安排未能实现。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岁。1980年6月，他的右派错案得到改正。章乃器的一生历尽艰辛和磨难，但他始终坚持爱国的信念和敢于讲真话的精神，保持中国知识分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传统气节。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经叔平在纪念章先生时指出：“章乃器先生位高不自居，名重不自恃，勇于追求真理，乐于无私奉献，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他的一生令人敬仰，他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

章乃器从小聪明好学。10岁那年，他在家乡东源看了《风波亭》这出戏，小小年纪已经懂得忠奸良莠，十分痛恨秦桧夫妇陷害岳飞。与小伙伴们一起，用稻草扎了秦桧夫妇，模仿大人的样子弯弓投射。他祖父章楷先生见后，顺口道：“箭射秦桧。”章乃器不假思索地和道：“笔赞岳飞。”祖父点点头，说：“箭射秦桧奸贼。”章乃器马上答道：“笔赞岳飞忠臣。”祖父又说：“箭射秦桧，奸贼遗臭万年。”章乃器朗声答道：“笔赞岳飞，忠臣流芳百世。”

1957年，章乃器被错划为“右派”。但他仍以国家民族为念，真诚地表示：“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为此他写了一副自题联：“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坚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后来，此联被许多地方的章姓宗祠用作通用联，广为流传）。“文革”中，章乃器遭到残酷迫害。平时，他自己买菜做饭，在逆境中保持乐观，于是又自撰联语：“肠肥必然脑满，理得而后心安。”

1935年秋，章乃器被聘为上海光华大学和沪江大学的教授，讲授“国际金融”“中国财政”等课程。当讲到“金融”的含义时，章乃器用了非常形象的比喻：“金是一种坚硬而固定的物质，融是融化流通的意思，金何以能融？这有赖于信用之火的燃烧，但有时烧得太猛了，融化了的金子腾沸洋溢，反而浇灭了信用之光，跟着融化的金也就冷却而冻结了，这就是信用过度膨胀，形成了恐慌的现象——就是所谓资产的冻结。‘金融’的重要意义是要金钱融化流淌，顶顶要不得的就是呆滞冻结。”话音刚落，教室里就像开了锅似的，学生们一个个兴奋难抑。

1938年3月，章乃器应当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之邀，出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针对当时国民党官场上众多贪官污吏趁国难之机，贪污腐化、中饱私囊等劣行，章乃器上任伊始就提出了“铲除贪污”等四项重大措施。在下属的举报下，省教育厅长杨廉、建设厅长刘式庵等一批有贪污劣迹的官员或被逮捕法办，或闻风而逃，但仍有少数贪官铤而走险，继续贪赃枉法。有一次，省政府召开全体要员会议。轮到章乃器发言时，他突然一语惊四座：“章某预言抗战一定会取得胜利，因为中国人是打不死的。”众人问章厅长何以出此高论，章乃器指着省政府保安处处长丘国珍，幽默地说道：“诸位请向丘处长请教，丘处长能使死人复生。”众人面面相觑，不解其意；丘国珍亦不知章乃器话中所指为何。此时，章乃器不慌不忙地从公文包中取出几份花名册，说道：“诸位请看，花名册中的这些人都已阵亡，现皆已复生。此乃丘处长之功德！”原来，丘国珍将一些阵亡士兵的名字依然造册上报，自己借此吃“空额”军饷。此事原来一直无人知晓。有一次，章乃器到财务处查阅账本，发现保安处上报的花名册中有几位是报纸上公布的阵亡人员，遂找来阵亡士兵名录核对，于是真相大白。在李宗仁的支持下，丘国珍很快就被调离了省政府，并受到降职处分。

1943年9月，晋察冀边区抗日宣传小分队19岁的曹火星，来到平西敌后抗日根据地，即今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从事音乐创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他借用当地民间流行的《霸王鞭》民歌形式，谱写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脍炙人口的不朽歌曲。不过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曲原名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中的“新”字的增添则与章乃器有关。

那是1948年12月，应中共中央电邀，章乃器与李济深、茅盾、马寅初等30余位民主人士秘密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1月7日到达东北解放区后，他们被安排参观了大连、旅顺、沈阳等地的工厂、农村和学校。在一次参观途中，同行的人们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优美的歌声深深地震撼着章乃器的心灵。然而，在听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一句歌词时，一向办事认真的章乃器深思起来。他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是应该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的，在歌曲中应该十分准确地反映出来的。他感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句歌词有些不妥，并解释说：“总是先有中国，后有共产党的，加上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比较恰当，也才客观准确。从道理上讲得通，还可以表明新旧中国的不同。”他这一番话得到了在场人们的赞许。大家按照他的建议一唱，果然好，不但增加了气魄和自豪感，还使词曲更为和谐。他的提议很快被有关部门反映给中共中央。不久，章乃器到北京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对他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

从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越唱越响亮，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成长，直到如今，它一直鼓舞着中国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章乃器也得以做了一回“一字师”。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章乃器被打为“右派”。后来，章乃器被赶出了北京朝阳门外的小公寓，迁入东郊呼家楼一幢普通的民宅，在一间不到12平方的小屋里度日。小屋的门终日敞开着，好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天，几个挟着公文包的大汉来到小屋，气势汹汹地说：“你在安徽曾与张劲夫有过来往，张劲夫是叛徒，你写一份证明材料。”说罢，来人拿出一沓纸，摔在章乃器面前。章乃器冷冷地回答：“我不知道张劲夫是叛徒，无从写起。”来人威胁他：“你不写，罪上加罪。”章乃器仰天大笑：“到底我还是社会主义公民。不实事求是，连做公民的资格也没有。”来人色厉内荏：“太猖狂了。”章乃器一把扯过让他写材料的纸，撕成碎片，声色俱厉地说：“我不会歪曲历史！”

章乃器故居，位于浙江省青田县境内。章乃器少年时代在青田小源度过，故居惜被火焚，但其祖坟保留完好，当地还有章乃器亲手栽培的大叶广玉兰、桂花树、枫香等三棵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