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王府夹道位于北京西城赵登禹路祖家街之西二百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端王府夹道有一个大的院落，院内有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后归社科院）。1960 年9月至1961年9月，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这里工作过一年。这个古老的院落，有标准的四合院大门，门内有影壁，院里有月亮门儿，有甬道，有花坛，有树木花草，院里幽静宜人。这是做学问的良好环境。

院中央是一栋古朴的二层楼房，不知何年所修，为语言所办公楼。中间上楼右拐第一间为所长吕叔湘先生的办公室。词典编辑室、方言研究室、古汉语研究室、语法研究室均在二层，楼下有语音研究室、翻译研究室，还有《中国语文》编辑部及行政管理部门等。楼门口有个传达室，有个老翁看守着全所几十人的唯一的公用电话。如果外面有电话打来，老翁立刻就会呼唤：某某来接电话。这时便有“咚、咚、咚”急切的下楼脚步声。一人来电，全楼皆知。从楼下出去往北，有公用厕所，楼后有两排平房，前一排为书库、阅览室，后一排是单身汉、单身女及新来大学生的宿舍。我们那间房住了七个单身汉。冬天，用煤火取暖。西部还有一排平房，居住来所较久的职工。到了夜晚，大门一关，便有一种安定感、安全感，全院一家，互相关照，没有听说谁家被偷被盗。

别看端王府不起眼儿，每天来此上班的却有不少是国内外著名的大学者，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郑奠、周殿福、李荣、孙德宣等，他们在汉语研究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吕先生当年五十多岁，身材不高，身板硬朗，为人和善，待人慈祥。每天早晨一上班，他就在办公室辅导孟琮的英语；他当时正全力以赴主编《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每天对修改的词条逐条精审，反复推敲，时不时地来到词典编辑室资深编审孙崇义先生面前，二人交流修改意见。这种谦虚、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风范，令人感动。有一次，我遇到了语法上的问题向吕先生请教，他特意写出书面意见给我，用心良苦。有一次看文艺演出，吕先生利用开演前的时间审阅即将发表的文章清样。争分夺秒，爱惜光阴，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丁声树先生以研究汉语音韵、古今字音而驰名，

他编录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极具功力。此书编于1957年至1958年，后来中华书局给七百元稿费都公布在楼道内。当时文人的收入微薄，但透明度很高。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食品供应极为有限。有的人因缺乏营养患浮肿但仍坚持上班。丁先生每逢节假日都不在家休息，手提公文包笑眯眯地来到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埋头科研，从不计较报酬得失。有一次会上，他和蔼地对我们这些刚来的大学生说：“我半个小时就能教会你们怎样查四角号码字典。”陆志韦先生曾任燕京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主持燕大的工作。1952年转到中科院语言所任一级研究员，在语言学领域里，音韵学是他用力最多、贡献最大的方面。我看到他上班时，总是面带灿烂的笑容。据说，在他的带动下，家庭成员的英语水平都相当高。

离开端王府几十年了，前几年我骑车进城，再进原来的胡同，怎么也找不到端王府的大门。问胡同里来往的年轻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个端王府。遇到上年纪的人，有的说它改成学校了，有的说，“文革”时，它建了地下宫，直通地铁。戒备森严，神秘兮兮。究竟情况如何，不甚了然，扫兴而归。我怀念当年端王府那种宁静、幽雅的四合院，怀念当年人们在那种物质条件相当匮乏（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粮食定量每月27.5斤，副食极贫乏）的条件下全神贯注进行科学研究的执着精神。当时，无人为稿费分配多少而争吵不休，也无人为著作的署名的前后而面红耳赤。一旦有了成果大家互相谦让，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其乐融融。那段端王府的岁月，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