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亨利·端纳（1875年6月22日-1946年11月9日），出生于澳大利亚，自幼立志从事新闻职业。后自学成才，被悉尼《每日电讯报》招聘为记者，因工作勤奋、报道视角独特，很快被提升为该报副主笔。1903年，端纳远赴中国进行采访报道。因追踪报道日俄战争、率先披露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等内容，轰动中外，成为新闻界的明星记者。在端纳旅居中国整整四十年的传奇生涯中，他曾担任张人俊、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等人的私人顾问。1946年11月9日，端纳在上海逝世，终年71岁。

端纳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小城里斯峪。他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开始关注中国的。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的中国，始终是洋人们的兴奋点。在骤然兴起的“中国热”中，新闻记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端纳便是其中之一。端纳的“游说”之路，是凭自己的努力走出来的。他约于1903年到香港，供职于《德臣西报》及《中国邮报》。他最早接近的中国政要是两广总督张人骏。为了求见张总督，他曾在广州两广总督府门前“死等”。端纳以三寸不烂之舌，纵论天下大势。张人骏总督以香槟酒待之，并聘其为无报酬的“名誉顾问”，并得随时晋见总督之权。

之后，端纳又在香港主动求见孙中山，当时，孙中山游欧，只得由胡汉民出面接见，但从此以后，端纳便与革命党人保持着密切关系。辛亥革命起，上海革命党人在伍廷芳公馆成立总部，指挥东南数省之革命，伍廷芳总其事。端纳乃鼎力协助伍氏之工作，内促各省反清光复，外则任对外交涉之事，人称“革命党的无官职的外交部长”。

孙中山返国后，与端纳相见恨晚，数日长谈，论及中国当时面临之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重大问题。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聘端纳为“中华民国外务高级参议”。

1915年1月，日本以“二十一条”（日本与袁世凯秘密签订的秘密条款）为交换条件，支持袁世凯称帝。端纳欲得“二十一条”之详情，乃以财政总长周自齐为突破口，展开“游说”工作。周自齐不敢透露绝密的“二十一条”，暗示袁氏之英国顾问毛里森（端纳的好友、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处有英译本。据此，端纳终得“二十一条”正式文本，并对外发布，引起国内外舆论大哗。

张作霖皇姑屯被炸身亡后，端纳经人介绍赴沈阳谒见张学良，从此，端纳成了张学良的顾问（一说受蒋介石委派）。他对张学良有“三大劝”：一劝张学良戒毒；二劝张学良处决杨宇霆、常荫槐（两人均为东北军元老重臣）；三劝张学良归顺中央政府。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激烈争吵。宋美龄力主先派一个可信赖的人到西安了解情况，然后再设法把蒋介石营救出来。宋美龄选定了端纳。一则端纳与张学良的关系甚笃，曾任张学良的顾问。“九·一八”事件之后，张学良曾被迫下野周游欧洲，其间就是端纳朝夕相伴。二是端纳与蒋介石夫妇的关系亦非同一般。1934年，当端纳陪张学良从欧洲回国后，适逢蒋介石发起所谓“新生活运动”，宋美龄为宣传这一运动，请端纳帮助她处理信件和报告。张学良本来不想割爱，但既然宋美龄开了尊口，他也不好拒绝，最后只答应端纳为蒋介石夫妇工作六个月，但最后端纳还是被他们硬留在了身边。

“西安事变”后，南京主战派正调兵西进，交通受阻，音讯中断，情况完全不明。但端纳却把此次重任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12月13日午后，他冲破主战派的层层阻力，带着宋美龄写给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两封亲笔信，踏上了西安斡旋之路。

端纳到西安后，在与张学良的会谈中，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判断，蒋介石当时不仅没有生命危险，而且张、杨对他并无恶意。端纳表示同意张学良提出的主张，并承诺竭力去说服蒋介石。会谈结束时，他还一再告诫张学良，千万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如果他性命不保，中国必然大乱，这只能对日本有好处。

傍晚时分，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端纳来到了临时扣押蒋介石的地方。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端纳会到来，一时激动得流出泪来。听了端纳的一席话，再看了宋美龄的来信，又联系到张学良、杨虎城对他的态度，蒋介石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并没有什么危险，也明白了“兵谏”的真实意图。于是，蒋介石固执的态度渐渐地发生了转变。紧接着，端纳又带着蒋介石给何应钦停止进攻和让宋子文前来西安与张、杨谈判的手谕回到了南京。至此，一场可能爆发的内战终于避免了。

遗憾的是，张学良在护送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失去了自由。为此，端纳常为自己的“言而无信”深感愧疚。端纳不厌其烦地为张学良求情，终于招致蒋介石对他的不满，并开始冷落他。

西安事变”刚结束，南京的亲日派就通过《中央日报》攻击端纳是张学良的同谋，指控他“出卖中国”，要求把他押送出境。戴笠还趁机将他与一日本人的谈话录音通过技术处理后，作为端纳是日本间谍的“证据”呈给蒋介石，致使蒋介石对他产生了怀疑。无奈之下，端纳于1940年离开了蒋氏夫妇。

此后，端纳在香港的一家饭店暂住下来，不久又到了太平洋上的塔西堤岛。可是好景不常，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端纳急忙乘一艘美国邮轮返航。不料，在途经菲律宾马尼拉时，他被日本占领军关进洛斯巴尼斯集中营。端纳隐姓埋名，混迹于其他白人囚犯中。虽然一些人认出了他，然而，无一人出卖这位日本人重金通缉的“帮中国人反击东洋的西方魔鬼”。

1945年2月，蒋介石通过盟军海军情报系统等部门和人员的证实，方知错怪了端纳，于是，马上请求远东地区盟军司令麦克阿瑟采取特别营救行动。2月23日清晨，麦克阿瑟将军组织了一次“洛斯巴尼斯”行动，救出了端纳，并立即将他送往美军珍珠港海军医疗中心进行治疗。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亲笔签署了一份电报送到端纳手中，欢迎他回到中国。此时，经过四年的集中营折磨，端纳的身体已受到严重的摧残，他深感自己在世的时光不多。他越加思念中国，于是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

当迎接端纳的飞机在上海江湾机场降落时，宋美龄、孔祥熙等人专门前往迎接，他们将端纳安排到虹桥医院治病。经仔细诊断，端纳被确诊患有晚期肺癌。治病期间，蒋介石也多次去医院探望端纳。在端纳弥留之际，宋美龄还亲自在其床侧为他诵读《圣经》。1946年11月9日，端纳溘然长逝，终年71岁。

孙中山曾以“不胜感激”评价瑞纳：“国家统一，伟业告成。你曾力将我们的主义宣示天下，使革命获得成功；南京一役，你更是奔走沪宁之间，尽力助我军民。每念及此，不胜感激。”

张威教授著有《端纳档案：一个澳大利亚人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冒险》。此书展现了近代澳中关系史上一个重要而颇具魅力的人物，它详细地描述了威廉·亨利·端纳的生平——从19世纪末他在新南威尔士里斯岣的童年讲起，直到1946年他在上海逝世。历史记录表明，有两位澳大利亚记者在20世纪上半叶深入参与了中国政治。第一位即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1862-1920），他是《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曾在1912年至1916年期间担任过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1859-1916）的政治顾问。第二位澳大利亚记者便是端纳，他于1903年任香港《德臣报》编辑，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期间，担任过“少帅”张学良（1901-2001），以及蒋介石（1887-1975） 和宋美龄（1897-2003）的政治顾问。这两位澳大利亚人都经历了近代中国历史上诸多的戏剧性事件，并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然而，在“北京的莫理循”成为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焦点的同时，有关端纳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缺乏资讯。为了填补空白，本书作者张威教授历时10年，在全球范围内追寻有关端纳的资讯，包括其生平与时代背景。通过研究，张教授完成了一部翔实的端纳传记，从而对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加深了读者对这位重要人物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