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是南朝模印砖画，1960年出土于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

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由648块长方形青砖拼镶而成，分为两幅左右两部分对称安置于墓室两壁。南墓壁描绘的是嵇康、阮籍、山涛、王戎的画像，高78厘米，长242.5厘米；北墓壁描绘的则是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的画像，高78厘米，长241.5厘米，8个人席地而坐，以不同姿态体现了每个人的不同特点。

1960年4月，位于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的西善桥钢铁厂，在取土施工过程中发现了一座古墓，随即报告给了江苏省南京考古队。经考古队勘查，发现这是一座南朝时期中等规模的单室墓，早年曾被严重盗掘过，在墓室的南北两壁，分布着青砖拼嵌而成的砖画，画面上是“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的欢宴图，这幅人物砖画便被命名为《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共有八人，皆席地而坐，各具神态，每个人物身旁均标明姓名，彼此之间以银杏、松树、槐树、垂柳等树木相隔，是一组既各自独立又和谐统一的大型画像砖组画。

嵇康头梳双髻，与王戎、刘伶三人均露髻无巾饰，双手弹琴，赤足坐于豹皮褥上。《世说新语·容止篇》说他：“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绘画作者正是据此来塑造了嵇康的形象，据《历代名画记》卷五载，顾恺之曾画过嵇康的四言诗，并深有体会地说：“‘手挥五弦’易，‘目送飞鸿’难。”壁画正是按照这两句诗来表达嵇康的精神状态，画面表现了嵇康的傲慢，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气概；同时又表现了他内心充满着矛盾的精神状态。

阮籍头戴帻，侧身而坐，口作长啸状，一手支皮褥，一手置膝上，赤足。其旁置带把酒器一具。器下有盘，器内浮小鸭一只，可能为玩赏之物。画阮籍则着重他“作啸人似人啸”。《晋书·阮籍传》记籍“嗜酒能啸”，《世说新语》记：“阮步兵啸闻数百步，韵响寥亮”。世传“嵇琴阮啸”。

山涛头裹巾，赤足曲膝坐于皮褥上，一手挽袖，一手执耳杯欲饮，身前置一瓢尊。作饮酒神态，描绘山涛的嗜酒性格。山涛极饮酒，《晋书·舆服志》：“涛饮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试之，乃以酒八斗饮涛，而密溢其酒，涛极本量而止。”

王戎头露髻，斜身靠几，手舞一玉如意。仰首、曲膝、赤足坐皮褥上。其前置瓢尊一具，耳杯一只，瓢尊中亦浮一小鸭。《晋书·王戎传》记：“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仪，善发谈端。”庾信《乐府·对酒歌》中有：“山简竹篱倒，王戎如意舞”之句，这幅画面正好是“王戎如意舞”的写照，亦表现了他表面清高而骨子里天天在筹划做生意赚钱的精神状态。他一边靠在巾箱上，一手耍着玉如意，跷起左腿搁在右腿上，是那种既做了高官又发了大财，怡然自得的神气。

向秀头戴垂带帻，一肩袒露，赤足盘膝坐的皮褥上，闭目倚树，作沉思状。《晋书·向秀传》记：“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可见向秀在道学、玄学方面的功底深厚以及善于思辨。此画表现出向秀闭目沉思庄子真义的神态。

刘伶露髻，曲一膝，赤足坐于皮褥上，双目凝视手中酒杯，另一手蘸酒品尝。细腻地表现注视杯中的动作。《晋书·刘伶传》：“止则操卮执觚，动则契盍提壶。”画中刘伶，含笑似在算酒量，充分刻画了他嗜酒成性的神态。

阮咸垂带飘于脑后，挽袖持拨，弹一四弦乐器。注目凝神，赤足盘膝坐于皮褥上。《晋书·阮咸传》：“咸通韵律，善弹琵琶。”画中阮咸所弹乐器名直项琵琶，又名阮咸，据传为阮咸所发明。沈从文云：“阮咸手中的乐器，是目下所有同式乐器形象最早的一具。用竹签子弹拨，也是过去不知道的”。此种乐器以前仅见于唐画，也有唐代实物存在，藏于日本正仓院。如今，在许多地方剧种的演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乐器。

荣启期披发于后脊，长须，腰系绳索，凝思而弹五弦琴，琴置膝上，盘膝坐于皮褥上。表达了《高士传》中的描写“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及陶潜诗“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的诗意。

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表现了士族代表——“七贤”的共同特点，也塑造了各人不同的个性。人物的刻画也非常契合史书所描述的各自的特点。

从画的风格看，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虽然是模印砖画，但它改变了汉画像砖剪影式的风格。画中线条“长线缭绕，秀骨清朗”，吸收了印度佛教画中线条流畅、用笔柔软但又柔中见刚的风格。而散点透视的方法，则是继承了古代绘画的传统。采用的汉代以来壁画中常见的对称分列的构图方式，简洁紧凑，画面精心设计，给每人一个恰当的场面，使画面生动，情调统一。同时，又在线雕的人物底上，填绘色彩，有机地把绘画、雕刻、设色三者结合起来，给人以立体感。砖画注重“写神”，人物清瘦秀丽，颇具“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的画风，恰如其分地把八个人独特性格和空虚、颓废的精神面貌生动地刻画出来，体现了南北朝时期的绘画艺术特点。

在绘画方面，传统人物画始终与伦理借鉴保持密切关系。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超越了传统人物画的意义范畴，画家选题不再以“成教化、助人伦、明劝诫、著升沉”为目的，而是为表达自己内心的向往之情而创作。不是某种规范、礼制的象征，而是洋溢着内心诗情的表述，绘画形象以其内在的气韵，释放出自由人性的活力，这是人的自觉精神的强烈反映。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中写到“人们并不是要学那种放浪形骸，饮酒享乐，而是被那种内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风神吸引着，感召着。人在这里不再和两汉那种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了尊敬和顶礼。”这样的一种文化与人格的洗礼，完全可以从砖面中感受得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结合了内在画意与外在诗情，反映了魏晋时期的思想文化风貌。

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的出土，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02年，国家文物局将其列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

鲁力先生从砖画背景的树木样式银杏树与垂柳与《洛神赋图》大致相同为由认为其壁画作者为顾恺之的可能性最大。而林树中先生指出同时期的几套砖画可能所用的是同一套粉本，作者是陆探微的可能性最大。

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所处时期是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多战乱，国土长期分裂，朝代频繁更迭，处在纷争不息、动荡不安的社会之中的士人阶层，由于对现实世界普遍感到绝望，不得不寻求各种精神寄托，其中有一部分人喜欢沉湎于艺术的创作、鉴赏和品评等活动。在南京西善桥附近齐、宋后期的大墓、丹阳建山齐废帝陵、丹阳胡桥齐景帝陵墓内均出土有《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其人物形象、构图、风格基本相同，只是人物排列顺序和某些细节与题字略有差异，其中，西善桥出土的砖画在所有这些砖画中是艺术水平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