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1955年发生的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是20世纪50年代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中美两国继朝鲜战争之后的又一直接较量，使双方再次处于战争的边缘。危机期间，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断挥舞核武器，试图以核威慑来迫使中国做出让步。但是，美国的强硬政策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反而使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同时，这次危机也表明了中美对抗的限度，揭示了美国“战争边缘政策”和“核威慑”战略的本质。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至为敏感 的、核心的问题。1954-1955年初发生的台湾海峡危机是中美两国首次围绕台湾问题发生的一次严重对抗。危机期间，奉行“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断对中国挥舞核武器，试图以核威慑来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结果却是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本文主要依据美国近年解密的档案文献和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就这一时期核武器在美国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做一初步探讨。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执政后，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制定了“新面貌”战略，其核心内容是所谓“大规模报复”战略，主张以尽可能少的代价来获取尽可能大的威慑力量。基于朝鲜战争的经验，艾森豪威尔等人认为，杜鲁门政府奉行的遏制政策是“消极的、徒劳的和不道德的”，必须以积极的、大胆的“解放政策”取而代之；美国不可能在共产党“可能进攻”的每一个地区派驻军队，不应把防卫力量单薄地分布在各个地区，相反地，而是应该维持强大的、能迅速回击“侵略来源地”的巨大报复力量来威慑进攻者，建立一支以核武器为后盾的“大规模报复”军事力量。

1953年10月30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主要体现“新面貌”战略精神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该文件主要阐述的是在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的同时，如何避免“严重削弱美国的经济，避免动摇我们的价值观念和借以生存的制度”。文件指出，美国必须发展并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对苏联和中国形成有效的威慑，最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在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保持优势地位”。文件建议“如果发生战争，美国将考虑像使用其他武器那样可以使用核武器”，强调“不仅要使美国的欧洲盟国，而且要使苏联明白无误地认识到，一旦欧洲遭到进攻，美国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和大规模报复手段来进行回击”。同时，该文件主张“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考虑之前，这一政策不得公开”。

1954年1月12日，国务卿杜勒斯在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说，首次对国家安全委员会162/2号文件提出的新战略作了公开的阐述。他首先批评杜鲁门政府的战略“不是一种健全的战略”，指出：“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同盟友的关系少花钱多见效。为了做到这一点，要更多地依靠威慑的力量，同时减少对局部防御力量的依赖。”杜勒斯认为，“局部防御将永远是重要的”，但是“单纯的局部防御绝不可能遏制共产党世界强大的军事力量。必须用大规模报复的打击力量作为进一步的威慑来加强局部防御”。他最后强调，“阻止侵略的办法就是由自由世界愿意并且能够利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在自己选择的地点做出有力的反应”。他的这一讲话被新闻界解释为，今后无论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侵略行动”发生在哪里，美国都可能立即用原子武器对苏联或中国进行报复。随后，副总统尼克松也宣称，“我们将不容许共产党在世界各地的小型战争中把我们一口口吃掉，我们今后将主要依靠大规模报复能力；其好处在于我们可以自己考虑决定在我们所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使用这种能力，打击侵略的主要策源地”。

1954年9月12日，艾森豪威尔在丹佛主持 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集中讨论美国对中国炮击金门的政策。会上，雷德福等人继续坚持军事介入，甚至提出美军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对大陆进行空袭。雷德福认为，只要授权美军攻击中国大陆，并在必要时动用核武器，金门是能够守住的。他宣称，对中国“除了被迫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我们将使美国一直受消极政策的影响，从而会逐渐在局部冲突中丧失自由世界的力量”。在随后的几次会议上，雷德福一再强调，美国协防沿海岛屿不会导致与中国的全面战争，美国袭击中国境内目标也不会把美军拴在那里。他反对将沿海岛屿问题交给联合国来处理，声称国务院的政策将最终导致美国“失去”台湾，并切断目前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防线。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备忘录甚至断言，国务院在台湾海峡奉行的不再是遏制政策，也非维持现状的政策，而是“以牺牲美国的声望和战略地位为代价、显示共产主义胜利的政策”。

但对沿海岛屿却并不愿意这样做。在他看来，除了心理的因素外，金门并不真正重要。美国主要是要控制台湾，不让其落入共产党手中，如果美国将“保卫”台湾的地区扩大到中国沿海岛屿，势必会大大增加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认为军方领导人的意见过于冒险，指出那样的行动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因为这将意味着战争。艾森豪威尔对雷德福等人批评说：“我们现在不是讨论一场有限的丛林战，而是在讨论跨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门槛。”他希望在美国军事力量不卷入的情况下，国民党能将沿海岛屿守住。杜勒斯的观点更典型地表现出了美国在沿海岛屿问题上处于一种“极端进退维谷的可怕境地”。一方面他宣称“中国共产党人正在进行试探，除非我们制止他们，否则，我们在远东就面临着灾难”，认为如果让国民党人从沿海岛屿撤退，那将对他们、对美国在远东的盟国，如韩国、日本和菲律宾产生“严重的心理影响”，并促使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同时他又表示反对在沿海岛屿和大陆之间“划线”，担心“如果定下一个方针，自己参与金门和马祖的防务，我们将发现处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和红色中国作战”，除了蒋介石和李承晚，“全世界都会谴责我们”，美国国内舆论也将产生严重分歧。这样一来，美国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为了摆脱困境，杜勒斯绞尽脑汁，最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即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解决，由安理会做出一项维持台湾地区政治和 领土现状、实现停火的决议，这样既可以避免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又能够保住沿海岛屿。杜勒斯认为这是美国目前所能采取的最好的办法，无论共产党否决或同意这一计划，“美国总有所得”。这一建议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首肯。会议最后决定：由杜勒斯负责去探索实施这一方案的可能性，并尽早采取行动；国防部则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为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做好准备。经过多次磋商，10月12日，美国、英国和新西兰三国政府就代号为“神谕”的提案达成协议，决定由新西兰为提案国，要求联合国出面斡旋“在中国大陆某些沿海岛屿的敌对行动”，美国和英国将对该提案予以支持。为了换取国民党对“神谕”方案的支持，美国政府表示同意在提案提出之前先行缔结国民党曾多次要求的“共同防御条约”。11月2日，美台关于防御条约的谈判在华盛顿正式开始。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12月2日，双方签定了《共同防御条约》。与此同时，为了对“迅速增长的苏联和中国的威胁”做出反应，艾森豪威尔于12月1日召见国防部长威尔逊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决定增加在海外部署美国的核武器，将36%的氢弹和42%的原子弹部署在海外基地，其中包括冲绳，并指示斯特劳斯把原子能委员会对原子弹的控制权移交给国防部。

新中国成立后，为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 设，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然而，美国仍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

“一定要解放台湾”

1953年9月，美国与台湾国民党集团签订了《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公然规定国民党军队的整编、训练、监督和装备完全由美国负责，如果发生战争，国民党军 队的调动指挥，必须得到美国的同意，协定中的防区，包括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大陈岛等岛屿，并在台北设立“协调参谋部”，由美国主持，加强控制。美国还蛮横地把第七舰队摆在台湾海峡，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长期霸占中国神圣领土台湾。

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做了重要分析。 为了反对美国与蒋介石集团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勾结，揭露美国妄图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的意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毛泽东深谋远虑地强调：

“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 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1954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建军27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宣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绝不容许别国干涉。

8月2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声明，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8月11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33次会议上做《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强烈谴责美国正在更加猖獗地指使和援助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大陆沿海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积极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加紧策划组织“太平洋反共军事同盟”及东南亚和中东的侵略集团，以图在亚洲地区造成新的紧张局势。在此情况下，周恩来指出解放台湾问题的重要性说：“现在朝鲜战争停了，印度支那战争也停了，剩下来的就是美国加紧援助台湾进行骚扰性的战争。如果我们不提出解放台湾，保持不了祖国的完整版图，我们就会犯错误，也对不起我们的祖先。因此，我们要提 出解放台湾的任务，各方面进行工作，军事上、外交上、政治上、经济上都要做工作。对于国际共管的主张，我们绝对不能同意。

我们和美国的斗争是，我们要和平，它要战争；我们要真正的和平，它叫嚣战争；我们要集体和平，它要搞对立的军事集团。我们主张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争 取同各国和平共处。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搞侵略集团的企图，都要揭穿它。”

8月12日、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接见以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一方面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一方面请英国做美国的工作，希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改弦更张，采取明智的态度，特别指出台湾是一个容易激动中国人民感情的问题，希望英国朋友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和意志，慎重行事。

美国不但不顾中国的警告，更以武力相威胁， 阻止中国解放台湾：8月3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叫嚷要用海空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17日，美国总统艾森 豪威尔公然宣布要以美国第七舰队武装干涉中国内政；19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斯图普率领美国海军6艘军舰侵入大陈岛一带海面，还出动飞机160多架次在大陈岛海面上空活动。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的同时，为了与政治上的攻势相配合，决定炮击金门，以示惩戒。

这是毛泽东精心策划的一次军事行动。1954年9月3日，福建前线万炮齐鸣，惩罚侵略与罪恶的炮弹烧红了天空，纷纷落向金门，美国和国民党的军队猝不及防，损失惨重，两名美国顾问当场毙命。

大陆惩罚性炮击打了十几天，美国方面竟然仍不知内情， 误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夺取金门、马祖，甚至进攻台湾。美国一些军方人士建议美国当局向金门紧急增兵，并动员美国海空军与国民党军队一起袭击中国大陆的重要港口和机场。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样进攻中国大陆风险太大，未敢轻举妄动，力主放弃金门、马祖，但蒋介石坚决不干，美蒋之间的矛盾开始突显。

毛泽东通过炮击金门这种特殊方式，一方面沉重地打击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 另一方面巧妙地把台湾问题突出地提到全世界面前，表明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和立场。

在军事上，毛泽东并没有乘胜一鼓作气夺取金门，炮击金门只是试探性、有限度的行动，声东击西之计意在掩护解放浙江沿海诸岛的准备工作，把美国和台湾当 局的注意力集中于金门、马祖。

乘此大好时机，毛泽东断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击的锋芒，突然转向国民党军 队盘踞的浙江沿海地区。

1954年11月1日，中国东南沿海炮声再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开始轰炸大陈 岛，海军舰艇出击浙江东部海面，一举击沉国民党军队“太平号”驱逐舰，大陈岛上的国民党军队惊慌失措，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美国人极为紧张，1954年12月2日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 反映 出美国要搞“划峡而治”的企图。

为了表示中国人民绝不承认美台非法条约的坚定立场，毛泽东决定首先攻占一江山岛和大陈岛，但是这就有与美国舰队迎面相撞的危险，须慎重对待。

中国人民解放军沉着地等待时机，终于在1955年1月18日找到成熟的时机， 陆海空军配合作战，一举攻克一江山岛，全歼国民党守军1000余人，迫使张牙舞爪的美国撤走了第七舰队，大陈岛已经处于解放军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内。1月19 日下午， 解放军以凌厉的炮火轰炸大陈岛，国民党当局惊呼遭到200 余架飞机和无数陆基大炮的猛烈轰炸，急忙向美国求救。

据外电大事报道，美国紧急调动包括5艘航空母舰在内的近100 艘战船， 出动2000架次飞机，对新中国施威，还通过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联合国秘书长致电周恩来总理，玩弄“停火”阴谋。

中国政府严厉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于1月30日下达了准备解放大陈岛的命令。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只得实施“金刚计划”，仓皇地从大陈岛全面撤退。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是在二次大战中屡立战功的著名军事家，他对毛泽东如此高明的战术十分震惊，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慌乱，争吵良久，才一方面被迫通过联合国斡旋要中国停止战斗，一方面由国会授权美国总统在必要时动用美国军队来“保证”台湾、澎湖列岛的“安全”。

《共同防御条约》一出笼，就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谴责。为了反击这一条约，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密切配合，于1955年1月18日收复了一江山岛，全歼国民党守军。虽然艾森豪威尔认为大陈岛的位置使其重要性微乎其微，它的失去不会影响台湾的安全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重要利益，但它担心这是中国采取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前奏。艾森豪威尔表示，“划出最后界限的时刻已经到来”，美国必须制定一个明确的行动方针。1月19日，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和雷德福一起商讨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杜勒斯提出，重要的是美国必须明确自己的意图，此时宣布美国对沿海岛屿的局势袖手旁观是不现实的。为此，杜勒斯建议让国民党从大陈撤出，并帮助防守金门。

1955年2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陈岛后，美国政府使用核武器的倾向明显增强。杜勒斯认为，中国决意要占领台湾，而非仅限于沿海岛屿，中美在台湾海峡发生对抗是不可避免的，“那里的形势远比我想象得严重”，美国必须采取强硬态度，不能“袖手旁观国民党军队被中共摧毁”，否则就会被人视为“示弱”，从而导致共产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其影响对于台湾和整个亚洲 都将是灾难性的。他提出，“如果我们要保卫金门、马祖，我们将要使用核武器，只有它们才能有效地攻击大陆上的飞机场”。

尽管美国驻台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蔡斯、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坦普，以及资深参议员诺兰等人极力主张允许国民党军队轰炸中国大陆的飞机场，并封锁中国海岸，但艾森豪威尔决定改变政策，使美国从“要么开战要么撤退”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他确信，为了金门、马祖同中国开战是“不可取的”，因为没有一个美国的盟友会支持这样的战争，美国国内的公众舆论也将发生严重分裂，并且将对美国国内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为此，他提出应将沿海岛屿视为“前哨基地”，不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危及美国和“自由世界”在该地区的利益。这一设想表明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正发生重大变化，旨在为美国“脱身”做准备。

毛泽东、周恩来敏锐地看到美国与台湾当局的矛盾在逐渐发展，就巧妙地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不失时机地首次提出争取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主张。

毛泽东、周恩来首先以1955年3月7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透露信息，主张召开有关会议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接着，周恩来4月23日在万隆提议与美国坐下来讨论缓和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远东紧张局势问题。

5月12日至20日，周恩来6次与专程来访的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就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进行深入交谈。

“怎么，你们要与蒋介石谈判？”梅农感到十分吃惊。

周恩来平静地讲起发生在亚非会议期间的事情： “在4月23日的八国代表团团长会上，我们曾经说愿意同蒋介石谈判，只是没有公开讲；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公开宣布的。停火是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问题，应该由这两方面直接谈判。这种谈判同中美之间的国际谈判，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虽然这两种谈判有联系，但是必须分开。我们对两种谈判都不拒绝，而是采取主动行动来争取。”

梅农欣喜地连声称赞道：“好，好，要创造条件！”周恩来接着梅农的话茬说：“梅农先生刚才说要创造条件，我们主动争取谈判也就是创造条件。同美国不是停火问题，而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和美国放弃干涉的问题。”

梅农谈到远东曾有三个地方即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有战争，都需要妥善地予以解决。周恩来具体分析说：“现在前两个地方的战争已经停止，但台湾却更紧张。如果要和缓远东的紧张局势，首先就要从台湾地区和缓起，因此，讨论的中心问题应该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包括通过中美的谈判，使美国放弃干涉，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从而使中国人民可以和平解放台湾。”

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全体会议上宣布新的对台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个可能方式，即战争的方式与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周恩来这个讲话立刻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反响，认为这是中国方面首次提出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标志着中国对台湾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

5月26日，毛泽东与印尼总理会见的时候，进一步提出与美国签订和平条约的主张。

这使中国在外交上处于极其主动的地位，周恩来7月30日进一步宣告，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将会继续增长，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与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

1955年7月13日，美国通过英国向中国建议举行大使级会谈。周恩来7月13日代表中国政府回文表示同意。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举行。

至此，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解除。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要求艾森豪威尔使用核武器的压力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达到了他总统任期内的顶点。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如果中国在1955年初进攻金门，美国极有可能会对中国实施核打击。

值得庆幸的是，核战争终究没有发生。制约美国使用核武器的因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虽然杜勒斯、雷德福等人力主使用核武器，但国防部长威尔逊、陆军参谋长李奇微、财政部长汉弗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卡特勒、副国务卿史密斯等都反对为了沿海岛屿就同中国大动干戈。威尔逊认为，沿海岛屿没有太大的军事价值，美国的介入只能增加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这样一来就很难向美国人民和盟国解释“为什么美国不想在朝鲜和印支同共产党中国打仗，却心甘情愿为了这些小岛和中国共产党打一场战争”。他认为仅仅为了守住那些小岛而同中国打一场“糟糕的”的战争是“十分愚蠢的”。李奇微表示不相信失去沿海岛屿会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部署造成重大威胁。

事实上，对于是否真正使用核武器，艾森豪威尔的态度也一直是摸棱两可。或许，作为军人出身的他更明白核战争意味着什么。

另外，美国公众对使用核武器持保留态度。1953年3月杜勒斯向中国发出核威胁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发表了评论文章，对政府的强硬态度提出批评。艾德莱·史蒂文森、沃尔特·乔治、林登·约翰逊、萨姆·雷伯恩等民主党议员也纷纷发表讲话，谴责政府的“战争边缘”政策和“不负责任的冒险行动”，认为美国根本不值得为了那些小岛而同中国打仗，要求政府从这一地区撤出。威恩·莫斯、赫伯特·莱曼、拉塞尔·朗格等参议员则联名提出一项议案，禁止总统动用美军防御沿海岛屿。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对华政策和台湾问题上，美英之间一直存在较大分歧。还在危机爆发之前，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就曾向杜勒斯明确表示，如果美国决定承诺协防沿海岛屿，英国将无法给予支持；美国防守金门、马祖的承诺可能会使北约组织处于一个“极为可怕的境地”。艾登建议美国应说服国民党从沿海岛屿撤出，以换取中国不进攻台湾的保证。

英国是美国传统的主要盟国，没有英国的大力支持，美国要想在国际上采取任何行动是比较困难的。艾森豪威尔也特别强调这一点：“我认为尤其重要的是要确信，必须采取的任何行动中，都没有可能在自己与的主要欧洲盟国之间，尤其是英国之间，打进楔子。对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美国在沿海岛屿的政策引起英国政府的忧虑和不安。丘吉尔致函艾森豪威尔，指出“为蒋介石保住沿海岛屿而进行的一场战争在英国是无法为之辩护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也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一切进攻性的军事行动”，强调目前英国政府必须致力于防止“突发事件和继续发生战斗”，并敦促美国放弃沿海岛屿。与此同时，他还在中、美间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斡旋活动。

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也都表示不支持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美国一位专栏评论家批评说，“除了蒋介石委员长，所有的盟国，都认为这将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错误的战争”。

美国《国家情报特别评估》认为，如果美国使用核武器来打击中国，世界的反应将是“震惊”；如果使用这些武器来防守沿海岛屿，或是在中共试图全力夺取沿海岛屿之前就使用这些武器摧毁中共的军事基地，那将产生对美国非常不利的影响，亚洲大多数非共产党国家将对美国持极为强烈的批评态度，并促使日本政府奉行更为中立的政策。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也都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在沿海岛屿使用核武器，美国将在世界舆论中处于孤立地位，并导致与盟国关系的极度紧张，而这正是美国所承受不起的。

美国政府认为，虽然苏联不会为了沿海岛屿而同美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但它肯定会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美苏发生冲突的危险并不能完全排除。中苏同盟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的行为构成威慑，使其在考虑对华实施核打击时不能不有所顾忌。根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一旦与中国发生战争，为了维护其同盟关系，避免中国的失败，苏联将必然向中国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艾森豪威尔确信，与中国的一场全面战争也就意味着同苏联的全面战争。他和杜勒斯还十分担心，苏联将会尽其所能来使美国陷入与中国的战争，从而使它自己在欧洲获得更多政治和外交上的利益。

美国的原子弹数量有限，主要是用来威慑苏联，苏联仍然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对手。艾森豪威尔表示，共产党正在世界各地制造出一些事端，想把美国的力量牵制在那里，他本人并不想做出过多的承诺去防守所有这些地方。“在每一个危机中都应该考虑，什么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他强调，如果美国要进行一场全面战争，“合乎逻辑的敌人将是俄国，应当在那里发起进攻，而不是中国”，要打就要打“蛇头”。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关键时刻采取了灵活的政策，迫使美国不得不走向谈判之路。

这次危机对中美两国及双边关系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认识这次危机是中美两国围绕台湾问题展开的首次直接交锋，通过这次较量，使中美双方都对对方的政策、态度有了一定认识和了解。

美台之间签定的《共同防御条约》，确立了双方的军事同盟关系，使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固定化”和“法律化”，进一步增加了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也为日后中美关系的改善设置了一个严重障碍。

中美双方在危机期间剑拔弩张，但终究没有使事态失控。应当说，不论是中国方面还是美国方面都保持了一定的克制，并最终走向了谈判之路。此次危机再度表明了冷战时期中美对抗的限度。

透过危机，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它对国民党当局的支持并非是无限的。在东西方关系紧张的冷战背景下，美国的主要意图依然是既要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又要使国民党当局对大陆构成潜在的军事威胁，使台湾成为维护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利益的战略前哨。

对于中国来说，这次危机最大的影响在于，它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心发展自己的核武器。1955年1月，中国做出了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

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来说，鉴于核威慑的有限性和脆弱性，开始反思“大规模报复战略”，并酝酿重新调整国家安全政策。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