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2013年6月。

已经死去的杨飞，接到来自阴间电话，催促他去火化——他知道自己死了，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待他到殡仪馆排队拿号，由于没买墓地，只得放弃火化，成了“死无葬身之地”的孤魂野鬼。——他是在餐厅失火时被砸死的，那一刻他正震惊于报纸中已成高管情妇的前妻自杀的新闻。

在阴间，杨飞开始寻找养父。他是铁路工人杨金彪捡的养子。父子情深，杨金彪老来有病，怕拖累他无声离去。这一路，杨飞见到各路亡灵，这些人间过客，许多都是各类新闻事件的主人公——拆迁、瞒报死亡人数、死婴丢弃、“鼠族”生活、杨佳杀警案、地下卖肾……这些时代疼痛，被《第七天》聚在了一起。在余华笔下的“死无葬身之地”，人与人友爱互助，食品是安全的……“人人死而平等”。

余华曾表示，在《第七天》中，“我写下的是我们的生活。”他认为生活由多种因素构成，包括发生在自己和亲友身上的事，也包括了新闻里看到的事。这些除非每天视而不见，否则躲都躲不开。而对于小说本身，余华说，《第七天》是他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以后可能不会有这么近了，因为他觉得不会再找到这样既近又远的方式。他承认自己在写作中使用了《创世纪》开篇的方式，“一直以来，在《兄弟》之前，我就有这样的欲望，将我们生活中看似荒诞其实真实的故事集中写出来，同时又要控制篇幅，因为用五十万字或者一百万字去写会容易很多，这个对我虽然会消耗时间和体力，但是不会形成挑战，只有用不长的篇幅表达出来才是挑战。然后我找到了这个七天的方式，让一位刚刚死去的人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让现实世界像倒影一样出现，密密麻麻地出现，而且要让它们的身影十分清晰。”

杨飞（“我”）

主人公杨飞的降生事件预示了他的命运。杨飞是生母在火车上如厕时被生下的，并从厕所的圆洞掉到双轨之间。这个过程包含了与生母之间脐带的断裂，从此“拉断了我与生母的联结”。而杨飞所降临的地方，是“在两条铁轨之间”，杨飞所生存的现实世界便是在如两条铁轨般平行而无限延伸的裂隙中。在降生事件中，脐带的撕裂是动态的，而作为其诞生之地的平行铁轨的裂隙则是静态的。对杨飞来说，裂隙具有生命形态的意义。他的命运就像一张薄纸般一次又一次被撕裂，无法逃离撕裂造成的裂隙。

降生事件作为杨飞生命的第一次被撕裂，也使他成为了个体而独立，但却与他的亲生父母失去了联系，这种失散的断裂感并没有随着读大学时与亲生父母的重逢而弥合。大学毕业后杨飞曾打算凭着当官的生父的帮助找份好工作而回到他们身边，但这种因多年分离造成的情感裂痕并没有消解，在其亲生哥哥与姐姐身上更为明显，不久便因家里人多住不过来的矛盾而爆发。杨飞选择回到了养父杨金彪的身边。

小说采用了以杨飞为视角下的第一人称叙事。“我”刚死亡时并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死去的，“我自己正在迷失之中”，可以说整个故事就是围绕着“我”如何走出迷失而开展的。在第一天里，“我”刚来到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人被分为两类，一类是贵宾，一类是普通人，这两类人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市长的葬礼是余华着重刻画的场面，有一千多官员前来告别，使一些贵宾都只能推迟火化时间。有墓地的人在等待火化，没有墓地的“我”逃离了殡仪馆，漂泊到了“死无葬身之地”。“我”第一个遇到的是一对不断下棋并且在下棋中争吵的仇敌，两个骷髅在争吵，无疑是一个十分鲜活的画面。此类形象在传统美学中可以说是被视为“异端”，中国传统文学中虽然有对鬼魂、灵魂等形象的塑造，比如“梦而死、死而生”的杜丽娘、《倩女离魂》中为了追寻自己的爱情而人身分离的张倩女，但是她们即便是化身为鬼，也不逃离“美”的总主题，外形上依旧是“人”的模样。

“我”在迷失中遇到了前妻，“我”的前妻李青受众人追捧，却选择了踏实、忠诚却有一些怯弱的“我”作为她的丈夫，她在每一天的身心俱疲之后，只能从“我”身上感受到温暖，但为了自己前途离开了“我”而嫁与他人，在事业和爱情都跌入低谷后，选择了自杀来终结自己的生命。死后她追忆和忏悔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而杨飞从始至终也没有责怪过她，他们在死后的温存宣告了她的“恶”随着死亡而消解。

杨金彪

杨飞从火车厕所掉到轨道上侥幸活下来，并有幸遇到当时还年轻未婚的扳道工杨金彪。尽管杨金彪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物质上的享受，但作为养父，杨金彪当之无愧地是一个好养父，甚至可以说是一位伟大的父亲。但养父再伟大，终究也是血肉之躯，有了血肉之躯的羁绊，年轻的养父对杨飞的爱便不那么坚不可摧，当他面临在杨飞与恋人之间只能选一个的困境时，自然而然地动摇了。“当他在情感上与我难舍难分的时候。他在心里与我渐行渐远。我年仅25岁的父亲无论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需要有女人的生活。那时候他爱我，可他更需要一个女人的爱。他在经历痛苦的自我煎熬之后，选择了她，放弃了我。”于是，在一个清晨，四岁的杨飞从睡梦中醒来时，便被杨金彪带着，踏上了将要被遗弃的旅程。杨飞从火车上降生，又通过火车送走，像是画上了一个句号。到一座小城后，杨金彪误把一座幼儿园当作孤儿院，将杨飞遗弃在幼儿园旁树林中的一块大石头上。回到家里的杨金彪通宵未眠，在第二天与恋人去登记的路上，心里的天平终于倒向了杨飞这边，痛哭着选择了杨飞而舍弃了恋人。

杨金彪退休后得了绝症，生理上已濒临死亡，而在心理上对那次抛弃杨飞有愧疚感，也对为给他治病而卖房并辞职的杨飞的未来充满担忧。于是“不辞而别”，走得很彻底，连张纸条也没留下。在世间相依为命的父子两人组成的家因此裂开了一个巨大裂口，杨飞从此开始了寻找杨金彪的历程。父子俩在人世间的家就此瓦解。

鼠妹

在当下的消费文明和物质文明之中，以鼠妹为代表的鼠族无缘享受时代发展带来的利益，而只能通过简单的体力劳动在城市底层苦苦挣扎。生前的鼠妹因为一台山寨手机而与男友伍超赌气，有了自杀的念头，她在一群网络看客的引导之下最终站上了鹏飞大厦的顶层并一跃而下。一台手机在城市上层人群眼里可能只是一个玩具，而对于鼠妹而言却足以成为她自杀的理由，这样的故事让人对鼠妹的处境深感心痛。而在抛却了一切物质利益的亡灵世界中，鼠妹在得知伍超为了给自己买一块墓地而去卖肾之后，她回忆起的都是在艰难的现实世界中，与伍超充满温情的点点滴滴。也许现实生活的压力让这个女孩已无法注意到生活的温馨与情感的可贵，而只有在死后她才能感受到幸福。无数如鼠妹一般挣扎在城市底层的小人物成为现实社会的受害者，这不仅是他们的疼痛，也是整个社会的疼痛。

谭家鑫

饭馆老板谭家鑫由于火灾而死亡，他却在发生火灾时还强迫顾客结了账再走，导致了更多的死亡，原因则是饭馆已经亏损三个月了。死后他重新开张了菜馆，“我”在这个世界的谭家菜馆中看到的是不同于那个世界的欢乐，而非苦笑。“他们都在快乐地吃着喝着，同时快乐地数落起那个离去世界里的毒大米、毒奶粉……”谭家鑫为了一己私利导致了众人的死亡，但他死后新开张的谭家菜馆却又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安全舒适、快乐热闹的乐园，他在现实世界中的丑恶罪行也因死亡获得了新生，灵魂在亡灵世界中得到了救赎。

荒诞主义

《第七天》从作品的一开始就表现出荒诞主义的手法，主人公杨飞死后要自己走去殡仪馆火化，殡仪馆内座位的安排也等级分明，贵宾可以坐沙发，穷人只能坐椅子，而市长却有自己的贵宾室，其奠定了小说荒诞的基点。这看似荒诞的亡灵世界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人们的现实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或者说这层荒诞的外衣包裹着的是一个个现实世界的矛盾。政府强拆房屋，让一个美好的家庭变成了一对夫妻的坟墓；27个死婴被当作医疗垃圾扔进河里；无辜的人被警察严刑逼供承认杀人，“被杀者”却安然无恙的回到了家里；打工妹因为男友用假的手机欺骗她而跳楼自杀；打工男为了给女友买一块墓地居然去黑市卖肾，最后惨死……这么多的荒唐事，其实正是现实生活中每天不断上演的悲剧。余华自己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在《第七天》里，我从一个死者的角度来描述现实世界，这是我的叙述距离。《第七天》是我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作品最后所说的“死无葬身之地”，喻指被现实逼到无路可走的人死后也无法得到安息，这是何等的悲怆与绝望。杨飞、鼠妹、伍超这一干小人物的疼痛，其实正是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的疼痛。在《第七天》中，作者用荒诞的手法反映现实生活，成为了时代的见证者、记录者。这部作品的腰封上有这样一句话：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荒诞的艺术手法是通往现实的一条路，在这条路上，幻觉与真实相互交叉，魔幻与现实融为一体，从而创造出了一个既离奇又平凡、既荒诞又真实的世界。

怪诞现实

《第七天》是借一个亡灵杨飞在死后七天的游历与回忆中勾绘出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图景。荒诞的写作手法并没有减弱《第七天》的现实主义成分，反而使其成为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的倒影，带给读者的是扑面而来的现实气息。小说中的故事涉及到了多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这些新闻事件都是余华精心挑选出来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因为现实中的社会是怪诞的，由新闻事件转化为小说中的故事也是怪诞的。余华用他敏锐的眼光觉察出一部分生活在底层的人们过着贫无立锥之地的残酷现实，他用荒诞不经叙事模式诉说着被损害者被侮辱者的悲惨命运。无论是生存还是毁灭，小说中的小人物常常找不到自己的生存尊严。无论是郑小敏家遭遇的暴力强拆事件，还是商场火灾带来的死亡人数虚报事件，在某种程度上遇难者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一些政府官员为了谋取一己私利，对无知的群众总是采取瞒和骗的方式维护其光鲜的形象。然而更加怪诞的事实是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活着的时候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死了也没有自己可以安息的墓地。杨飞的亡灵第一天到殡仪馆就听到了其他亡灵讨论“现在的墓地比房子还要贵，地段偏远又拥挤不堪的墓园里，一平米的墓地竟然要价三万元，而且只有二十五年产权。”天价墓地的出现和兴起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社会中存在着某些畸形的价值观，这些无形价值观造就的墓地市场推动着贫苦人们只能选择去往死无葬身之地，永远得不到安息。

小说《第七天》呈现出的怪诞现实，是作者对现实无奈的绝望表达，余华以戏谑的方式阐释着他对怪诞现实的忧虑和批判。正如余华所说“当基本的理性失去之后，当基本的公正无法维持的时候，当弱者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人们已经很难用逻辑建构事实。”于是在《第七天》中余华给读者创造了串联了一个又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医院把二十七个死婴作为医疗垃圾处理丢在河里；公安部门屈打成招给“杀人犯”判处死刑，结果被杀者又活着回来；男友送了假iPhone就跳楼的打工妹；还有为了给女友买墓地的打工者去卖肾，甚至还有假扮女人的男子去卖淫等等。一系列荒唐又真实的故事一次次刷新了世人的世界观，不得不为这个怪诞的社会现实感慨。面对这样尔虞我诈、物欲横流的真实荒诞的社会，余华认为有时怪诞的叙述其实可以更加接近真实，他以自己的真诚和勇气再一次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然而，余华内心深处的悲观主义情结使他并没有看到希望，只能选择用荒诞的叙事表达自己的对现实的讽刺和忧虑。

理想寄托

在《第七天》中，余华创造除了一个死无葬身之地。“死无葬身之地”一词在小说的语境中巧妙地使用一语双关。它一方面是指词语的本义：死了没有地方埋葬。另一方面是指那些死了没有地方埋葬的亡灵聚集的地方。在这个死无葬身之地中，到处游荡的是没有钱购买墓地的亡灵。按照规矩，没有墓地，这些亡灵就不能进入安息之地，于是他们就在死无葬身之地获得了永生。当杨飞的亡灵第一次见到死无葬身之地时，他看到一个世界“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了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心脏的模样，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这是一个平静祥和的世界。

小说中的死无葬身之地是一个平等友爱的世界，这里没有仇恨，没有杀戮。即使生前是冤家对头，在死无葬身之地也会变成朋友。警察张刚生前打伤李姓男子，李姓男子处于报复拿刀砍死警察张刚。然而在死无葬身之地，警察张刚和李姓男子却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朋友，一起下棋说笑。鼠妹决定去往安息之地时，在死无葬身之地的所有亡灵都尽了自己的绵薄力量，为她缝制衣服，为她净身送行。在死无葬身之地，由商场火灾造成的三十八个无名亡灵成为团结紧密的一家人，他们之间所有男子的亡灵都是小女孩亡灵的爸爸，所有女子的亡灵都是小女孩亡灵的妈妈。这里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公安、消防、卫生、工商、税务这些部门，当然也就不存在现实世界中相关部门对生意人的刁难。这里没有欺骗和伤害，没有毒大米、毒奶粉、毒馒头、假鸡蛋、皮革奶、石膏面条、化学火锅、大便臭豆腐、苏丹红、地沟油等等。就像小说中提到的“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的食品是安全的。”一个就是现实世界中的国宴，一个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和现实世界中的利欲熏心、尔虞我诈、环境恶化相比，余华笔下的死无葬身之地像是一个乌托邦。在那里，人们可以不用遭受现实世界的各种有形的无形的压迫和伤害，也不用忍受着环境恶化带来的灾难，每个人都能有尊严的活着，这也成为作家对美好社会理想的寄托和向往。

新闻写实

新闻作为素材出现在《第七天》中，凸显文学与新闻的联系。新闻的生产与传播借助艺术手段，文学创作以新闻为素材。文中情节是真实发生过的新闻，都可在媒体中找到对应的新闻事件：河中弃婴可对应2009年山东济宁21具婴儿尸体被丢弃河中，在搜狐自媒体可找到；鼠妹跳楼对应2012年重庆女子因男友送假苹果手机跳楼轻生，小说中和新闻中都提到情侣两人发型怪异等特征，但新闻中女生最终被救下，《重庆时报》和网易新闻进行过报道。作者没有对这些新闻事件进行文学加工，直接把新闻事件作为文本呈现，只赋予新闻当事人具体的姓名由此可见作者受大众传媒传播环境影响。

时空框架

《第七天》描绘了两个空间，一是存在中的现实世界，二是虚拟的鬼魂世界。文本开篇抛出两种情景，将杨飞穿梭生死的状态推出。殡仪馆作为连接现实和鬼魂世界的中介，不可避免地包含世俗的因素，直到杨飞偶遇鼠妹，他们走到原野的尽头，看见一个新的世界“死无葬身之地”。从第一到第七天，杨飞游荡的轨迹：小范围的现实世界——殡仪馆——初期的鬼魂世界——“死无葬身之地”。从这个轨迹来看，感情上它有一个“幸福度”上升的趋势，空间上从小部分社会事件发生的场景到空间范围局限的殡仪馆，到“肉体鬼魂”混杂的鬼魂世界，最后到“死无葬身之地”，呈现出阔大的趋势，读者的视野随之打开。当然，杨飞反复穿梭于不同空间使得空间内部产生互动，表现在文本中即现实和虚幻界线模糊。“我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紧地控制，我明确感受着自我的分裂。”现实投影于鬼魂世界，死者的灵魂游走在虚拟的世界里却不断被生前的记忆缠绕，而死者在虚拟世界中的再次生存具有了异于现实世界中的洞见，他们的见地折射出现实的荒诞。鬼魂世界是作家虚构的“乌托邦”，作家试图用虚构的“乌托邦”显示现实的荒诞。“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荒诞的叙述背后是真实的纸上再现。”余华把杨飞的行踪作为一条明线，将现实和虚拟紧紧缠绕，杨飞不时地穿梭于两个世界，最后杨飞到达“死无葬身之地”达到文本高潮，具有寓言性质的“死无葬身之地”将荒诞表现到极致。空间场景的变换实现了由实到虚的演进，具有象征性的描绘将写作推向高潮。阅读效果上现实与幻想界限模糊，现实事件既是实有又成为小说虚构的情节，同时虚构也成为现实的一种存在镜像，在此现实与小说的虚拟合二为一相互拆解完成小说时空的全新建构。

苦难叙事

《第七天》延续了余华以往的苦难叙事，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日渐冷漠的社会氛围下，余华依然发现了底层人物之间还未泯灭的亲情、爱情和友情。《第七天》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杨飞与养父杨金彪之间的温情。杨飞作为一个亡灵回忆了自己生前与父亲在一起温暖的点点滴滴。杨父年轻时在一个火车站做扳道工，无意中在两条车轨中捡到一个男婴，便将其带回家中抚养。虽然在育儿方面毫无经验，但是杨父依然悉心照料毫无怨言，还找到工友郝强生的妻子帮忙喂养杨飞。为了使儿子杨飞不受委屈，他选择了独身，放弃了与自己心爱的女孩组建家庭。杨父当听说杨飞的生母在寻找失散多年的孩子时，他并没有选择隐瞒，而是主动帮助杨飞与自己的生母相见，在听说杨飞的生父生母可以为杨飞安排一个好的工作时，他再一次选择放手，让杨飞回到生父生母所在的城市。一个自己养育了多年的孩子，怎么能如此轻易的放手，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杨父的用心良苦。当然作为儿子的杨飞对待杨父也是孝顺之至。杨父在退休之后患上了重病，杨飞为了给其治病，辞去了工作，卖掉了房子，专心地照料生病的父亲。这种暖暖的父子温情似乎使他们淡化对生存苦难的感知，增强了他们精神领域的满足感。在杨飞父子相依相伴的几十年中，杨飞的乳母李月珍也像圣母一样慈悲为怀，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助照顾着杨飞父子。她喂养过杨飞，也曾忙活着杨飞父子的婚事（虽然婚事没成）。杨飞到李月珍家吃饭，李月珍碗里有了肉也会首先夹给杨飞，而不是自己的女儿。李月珍对待杨飞父子像是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这样和善友好的邻居也给杨飞父子艰苦的生活带来了丝丝温情。

2014年4月12日，余华凭《第七天》获第1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作家”。

2018年10月，余华凭《第七天》获2018年意大利Bottari Lattes Grinzane奖。

从《兄弟》到《第七天》，其实是余华不断试探文学、文学传统、文学艺术以及现实、个人之间的特别复杂的关系，而我个人认为这个探索是成功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评）

《第七天》是余华的一次“探索”和“冒险”。余华明白这个时代文学的出路和论难，在试着做一些尝试，但尝试成功与否尚未可知。（文学评论家夏烈评）

《第七天》结构是开放性的，引入杨飞的前妻、养父等故事，也引入其他鬼魂的故事，堪称精妙绝伦。（《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评）

《第七天》开篇非常奇崛，诚可谓大家手笔。这种写法，给读者留下了足够大的悬念。（评论家止庵评）

《第七天》现实到，让人以为它是用李承鹏或者韩寒的博客拼凑成书；虽然李承鹏和韩寒是不太可能把故事编得这么精彩；但余华味淡了，甚至于篇幅都压缩了很多。（书评人赵勇评）

该书有五大伤：副线太多、语言拘束、小说与网络媒体互文、死者讲生的转换不够自然、扉页引经据典有断章取义之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郜元宝评）

如果概括来说，余华这部新作应该是小处精彩，大处失败。细节中有很多出色的地方，譬如他对于父子之情的叙述，譬如一些仪式感，都让人触动，但是这些无法掩饰其在结构、人物，尤其是小说的内在精神深度探索方面的失败。这部小说没有一个长篇应该有的结构，也缺乏一个内在的精神向度，这使得它不像一个长篇，而像几个短篇故事串起来的感觉，有些拼接。小说中的人物也很平面化，所有的人都像路人甲，路人乙，没法和你的内心勾连在一起。（文学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评）

2013年6月，《第七天》由新星出版社首次出版，后有不同版本再版。

余华，中国当代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60年4月出生，1983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文城》等。其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2008年）、意大利朱塞佩·阿切尔比国际文学奖（2014年）、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文学奖（2018年）、意大利波特利·拉特斯·格林扎纳文学奖（2018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