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观鹿门之文，及鹿门与人论文之书，门庭路径，与鄙意殊有契合；虽中间小小异同，异日当自融释，不待喋喋也。

答茅鹿门知县（1）

（6），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7）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8），学为文章，但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9），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10）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番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诗为喻，陶彭泽（11）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12），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只见其捆缚龌龊，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

且夫两汉而下，文之不如古者，岂其所谓绳墨转折之精之不尽如哉？秦、汉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庄家有老庄本色，纵横家有纵横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本色（13）。虽其为术也驳（14），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说，纵横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谈，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15），而其言遂不泯于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然非其涵养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勦说（16），盖头窃尾，如贫人借富人之衣，庄农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废。然则秦、汉而上，虽其老、墨、名、法、杂家之说而犹传，今诸子之书是也；唐、宋而下，虽其一切语性命、谈治道之说而亦不传，欧阳永叔所见唐四库书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17）。后之文人，欲以立言为不朽计者，可以知所用心矣。

然则吾之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语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门其可以信我矣。虽然，吾槁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与知文乎！今复纵言至此，吾过矣，吾过矣！此后鹿门更见我之文，其谓我之求工于文者耶，非求工于文者耶？鹿门当自知我矣，一笑。

鹿门东归后，正欲待使节西上时得一面晤，倾倒十年衷曲；乃乘夜过此，不已急乎？仆三年积下二十馀篇文字债，许诺在前，不可负约，欲待秋冬间病体稍苏，一切涂抹，更不敢计较工拙，只是了债。此后便得烧却毛颖（18），碎却端溪（19），兀然作一不识字人矣。而鹿门之文方将日进，而与古人为徒未艾（20）也。异日吾倘得而观之，老耄尚能识其用意处否耶？并附一笑。

（1）茅鹿门知县：即茅坤，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今浙江湖州市）人。公元1538年（嘉靖十七年）进士及第，曾任青阳（今属安徽）、丹徒（今属江苏）知县。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

（2）槁开灰心：《庄子·齐物论》：“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3）先务：首先要做的。

（4）源委：《礼记·学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郑玄注：“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引申为事情的本末。

（5）“文莫犹人”二句：《论语·述而》：“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意思是说：文章，大约我同别人差不多。亲身实践做个君子，我却没有什么收获。莫，朱熹《论语集注》作为“疑词”，有“大约”的意思。

（6）“绳墨”二句：绳墨，即墨线，是木工画直线用的工具，在文章中往往借以比喻规矩、准则。奇正，孙子兵法用语，奇即奇兵，正即正面用兵。这里比作写文章出奇制胜与正面用笔。

（7）具今古只眼：具有不同于古今一般人的独到见解。

（8）呻吟：指写诗文时低声吟哦，以斟酌词句。

（9）疏卤：疏陃粗糙。

（10）专专：两个“专”字连用以加重语气。一说疑衍一“专”字。

（11）陶彭泽：即陶渊明。渊明曾任彭泽令。

（12）沈约：南北朝梁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字休文，武康（今浙江德清县武康镇）人。作诗严于声律，提出“四声八病”说，束缚了诗歌创作，其诗内容狭隘平庸。

（13）儒家、老庄家、纵横家、名家、墨家、阴阳家，都是春秋战国时的学派，各家都有其独立的学说、见解。老庄家即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人物。

（14）驳：驳杂，混杂不纯。

（15）精光注焉：精光，指“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意思是将这种精神、见解，贯注在他们的文章之中。

（16）影响：意思是捕风捉影，随声附和。剿说：因袭别人的言论、学说。

（17）“欧阳永叔”句：欧阳修，字永叔。他在《艺文志序》中说自汉以来的书籍，“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又说这些书：“凋零磨灭”，“今著于篇，有其名而无其书者十盖五六也”。四库：即指经、史、子、集四类书。

（18）毛颖：毛笔。韩愈曾作《毛颖传》。

（19）端溪：指砚台，即“端砚”。此砚系由端溪水中之石制成，故又以“端溪”称之。

（20）徒：朋辈，同类型的人。为徒，犹“为伍”。

熟阅鹿门的文章和鹿门与人论述文章的书信，觉得其中所言主张和方法，不少地方与鄙意十分契合。虽然中间有些小小的不同，它日当自能融解消释，在此不待赘言。

至于像鹿门对于我本是想求工于文字的人，而从不要求人讲究文字的怀疑，这里则有说明的必要。鹿门看到我的，恐怕是过去的我，而没有看到身如枯木、心如死灰的我吧？我难道是欺骗你鹿门的人吗！我不要求人讲究文字，不是说要抹杀一切，以为文字绝不值得研求。而是说学者的当务之急，有本末主次的分别罢了。我的文章不如别人，实践中也没有满意的收获，这样一个有纠纷的问题，在此暂且不敢置论，现只从文章家的角度谈谈。虽然文章的规矩布置，正变转折，自有专门的师承法则；至于其中存在的一种精神、命脉和骨髓，则不是洗净心底的陈见、超然于事物的外表、具有不同于古今的独到之见的人，是不足以与他谈到这种境界的。现在有这样两人：其中一人心地超凡拔俗，所谓有不同于古今一般见识的人，即使没有持纸笔苦思冥想，学做文章，只是直抒胸臆，随手写出，如写家信，虽然时有粗疏，然而决没有世间的俗气和迂腐寒酸的味道，便是存在于宇宙间的一种绝好文字；另一人却还是世尘中人，他虽然专门钻研学写文章，对文章的规矩布置，则尽其所能，然而翻来覆去，终不过是这么几句老妇人的舌上常语，要寻求其中所谓的真精神和千古不可磨灭的见识，是绝对没有的，这样文章虽然工整，却仍不免是格调低下的。这是文章的本色问题。即以诗为例，陶彭泽没有专门计较作诗的声律，雕琢句子文字，只是随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这是什么道理？是他的本色高卓。自从有诗以来，追求声律、雕琢句文、用心最苦且创立学说最严格的人，没有比得上沈约的。他苦苦化费了一生的精力，使人读他的诗只见种种束缚和限制，整卷累篇，竟没有说出一两句好话。这是什么原因？是他的卑下的本色。本色卑下，文章自然不能完善，何况不是他本色的那些作品呢！

况且两汉以下，文章不如古代的人，难道是他们的所谓规矩转折的精稔程度不能尽如古人吗？秦汉以前，儒家学者有儒家的本色，至于像老庄家有老庄的本色，纵横家有纵横的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都有自己的本色。虽然他们奉行的学术很驳杂，然而无不都有一种千古不可磨灭的独特的见识。因此老庄一派学者必然不愿因袭、套用儒家的学说，纵横家必定不愿借用墨家的谈论，而是各自依据自己的本色相互争论，发为言论。他们所说的，都是他们的本色。因此其中凝聚着他们思想精华的光彩，而他们的学说于是能不灭于世。唐宋以下，文人无不谈论人的自然属性和命运，讲述治世的道理，满纸光彩炫目，一切自然依托于儒家。然而不是他们平时有很深的道德修养和学识积累，不是真有一种千古不可磨灭的识见，而是附合因袭他人的学说，掩头取尾，像贫困者借穿富人的衣服，农夫扮成大商人的装饰，虽然极力装做，终究会丑态毕露。因此精神光彩空虚，他们的言论不久就湮没废弃了。那么秦汉以上，虽然是老、墨、名、法、杂家的学说而还在流传，即现在所见的诸子之书；唐宋以下，虽然是一切谈论人的属性命运、讲述治世之道的学说也未能流传，即是欧阳永叔所见到的唐四库书目内百不存一的那部分。后代的文人，打算用建立学说来使自己不朽的人，是可以知道他们所应用心的地方了。

那么我的不以工于文字要求人，实是对人说要求工于文字啊，鹿门该可以相信我了吧。虽然我身如枯木、心如死灰为日已久，又哪敢再参与议论文章写作呢！今又无拘束地谈论到这里，实是我的过错，我的过错啊！此后鹿门再见到我的文章，他会说我是求工于文章的人呢，还是不求工于文章的人呢？鹿门自然是应当知道我的了，一笑。

鹿门东归以后，我正想等使臣西上时获得一个见面的机会，来倾吐十年的心事；你却乘夜过此，不太急促了吗？我三年中积下二十余篇文字债，许诺在前，不可负约。想等秋冬时病体稍见康复，则一切胡乱涂抹为文，更不计较文字的工拙，只是了且债务。此后便得烧了毛笔，碎了端砚，浑然无知地做一个不识字的人了。而鹿门的文章正与日俱进，学做古文正无止境。它日我如能得而阅之，七十老翁还能辨识其中的用意所在吗？并附一笑。

这篇文章选自《四部丛刊》本《荆川先生文集》。在《荆川先生文集》卷七中，收有唐顺之给茅坤的两封书信，这是其二。实际上这是唐顺之的一篇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论文。其中心论点是：文章要有“精神命脉骨髓”，即有“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作者认为，这就是文章的“本色”。这篇论文行文活泼自然，用语通俗生动，娓娓之中条分缕析地阐发了深刻的道理，确实是作者“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理论的实践。

唐顺之

（1507—1560） 明代散文家。字应德，武进（今属江苏）人。公元1529年（嘉靖八年）会试第一。曾督领兵船于崇明抵御倭寇，以功升右佥都御史，代凤阳巡抚。人称荆川先生，曾研治天文、地理、音乐、数学。其论文主张形式上要符合唐、宋文的“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后又谓诗须“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对文章内容，则要求以儒家“六艺”为指归。曾自评其所作云：“其为诗也，率意信口，不调不格，大率似以寒山、《击壤》（宋邵雍《伊川击壤集》）为宗”，“其于文也，大率所谓宋头巾（道学家）气习”。与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同称为“唐宋派”。所著有《荆川先生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