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筠州学记》是北宋
曾巩创作的一篇文言文,出处为《唐宋文醇》。
原文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而已。而雄之书,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于其时者,皆勇于自立。无苟简之心,其取予进退去就,必度于礼义。
自此至于魏晋以来,其风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特有起于千载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后之学者。世虽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习其说者,论道德之旨,而知应务之非近;议从政之体,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乱于百家,不蔽于传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汉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则未必众也。故乐易敦朴之俗微,而诡欺薄恶之习胜。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汉也。
夫所闻或浅,而其义甚高,与所知有余,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汉之士察举于乡闾,故不能不笃于自修。今之士选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笃于所学。至于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观之,则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岂非信欤!令汉与今有教化开导之方,有庠序养成之法,则士于学行,岂有彼此之偏乎?
筠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绝。当庆历之初,诏天下立学,而筠独不能应诏,州之士以为病。至治平三年,始告于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董君乃与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蒨相州之东南,得亢爽之地,筑宫于其上。二君乃以书走京师,请记于予。
予谓二君之于政,可谓知所务矣。故为之著予之所闻者以为记,而使归刻焉。
译文
周王朝日渐衰微,先王们的遗存也就消亡了。到了汉代,六艺经传从秦朝焚书的余烬中复出,读书人于是可以跟着百家继续学习。谈道论德的人,自恃德行崇高远大隐逸山林不被任用;议论为政之道的人,总是浅近低贱又不效法古代。在那个时候,能够通晓先王之道的人,只有杨雄而已。但是杨雄的文章,世人不知道它好在什么地方。但是出现在那个时代的读书人,他们都在保持自我操守上很着力。他们没有草率简略的思想,对于物质上的索取与给予,官位上的提拔或废退,道义上的取舍,一定会从礼义方面来考虑。
从那时候到
魏晋以来,社会风气低劣人才匮乏已经很久了。到了当世,才有读书人从千年之外的典籍开始专研,阐明先王之道,来让后学之子觉悟。世人虽然不能全部了解他们的思想,但是却常常喜欢它。所以学习他们的精髓的人,论及道德的主旨,知道应该不在近代追求它:议论参与政事的规矩,知道效法古人不是绕远的。他们不被百家之言所扰乱,不被经传上的解释所蒙蔽。他们像这样的博学,这是汉代的读书人所不能比的。但是现在能够遵从和恪守的人,就不是很多了。所以像《乐》、《易》那样淳朴的风气已经衰微了,那种诡异欺骗浅薄丑陋的风习占了优势。汉代风习太美,这是我们这代人比不上的原因啊。
见闻有时很浅薄,但是他的道义很高,和(那种)见闻很渊博,却他的操守不够(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自汉代的读书人是从乡里被推举,所以不能不笃志于自我修养。现今是用文章来选用的,所以不能不专注于学习。至于那些学习深入的,理解到了内心深处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到了哪种境界。从这个现象看,那么朝廷喜欢的东西,朝野的人一定比之更厉害啊。难道不是真的吗?让汉代和当今都有学校样的教化开导的方法,那么读书人对于做学问和做人,怎么会有如此之偏颇呢?
筠州也算是个州,可是在大江之西,地理偏僻与世隔绝。在庆历初年,天子下诏设立学校,但是只有筠州不能呼应诏令,筠州的读书人认为是个弊端。到治平三年,才有开明之士上报董。董就和郑察看州东南,发现一块地势高旷之地,在上面建造了学舍。两位贤君就带着报呈的文书去了京城,并嘱咐我写篇记。
我认为两位贤君对筠州的为政,真的是有所追求的。所以替他们写上我的见闻而成了这篇记,等他们回来之后刻石记录这件盛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