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学是一门通过对地下发掘的含有古代文字、图画的简牍帛书的系统研究来补充、修正传统文献所记载史实的科学。

简帛学不仅可以与历史学相结合，而且由于它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又可以与多种学科相结合。例如，它与考古学就密不可分；而且随着简帛文字的系统整理与公布，运用简帛材料研究古文字、古汉语也将日益受到重视，因此简帛学与语言学也有密切关系。简帛中的文字、绘画，简帛中的科技、医学、民俗内容也都必须与多学科相结合研究。因此，简帛学含有边缘学科的性质。但从整体上看，证史、补史是其基本功能。

回顾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1914~1949为创始期，以王国维等人为中心，他的《流沙坠简》及他的部分文章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1950~1978为发展期，这一时期以陈梦家，陈直的成就最为突出；

1979至今为繁荣期，简帛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标志性成果之一为居延汉简的研究跃上了一个台阶。

20世纪首先整理简帛的并不是中国学者，但首先运用于历史研究并取得重要成就的却是中国学者王国维、罗振玉，他们运用“二重证据法”，写出了一批研究汉代制度、西北史地的论文。尽管他们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不完全正确，但其成就令人耳目一新。罗、王二人开创的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使简帛研究从一开始就沿着一条正确道路前进，意义极为深远。

此后至20世纪40年代，简帛研究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其中劳干、贺昌群、马衡、傅振伦、陈槃、黄文弼、严耕望、夏鼐等都是代表人物。他们的论著对汉魏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社会文化、历史地理等各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极大地扩展了汉魏历史的研究内容。

20世纪后半期，不仅老的简帛材料获得重新整理，新的简帛材料也在不断出现，运用简帛资料进行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证史。如陈直的《史记新证》、《汉书新证》中就运用了简帛材料。历史上许多有疑义的问题，由于简帛资料的出土而真相大白。

第二，补史。简帛在补充战国秦汉魏晋史史料之不足上发挥出重要作用。大量丰富而细致的简帛材料，揭示了秦汉魏晋各级行政、军事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运作的实例，为政治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各种文书类型的发现，使较完整地研究秦汉魏晋文书制度成为可能。各类职官名称的发现，为研究职官制度拓宽了视野。一些特殊地点简帛的发现，如悬泉简，为研究邮传制度提供了独特的材料。简帛更是为法制史研究补充了极为重要的材料。

第三，简帛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汉代公文文书研究是秦汉史研究中的前沿课题之一，这一课题的形成可以说是简帛材料出土之后的事。关于汉代邮传制度研究以往也未予重视，简帛中的大量材料直接推动了这一课题的形成，随着悬泉简的公布，研究将更加深入。其他如日书研究、边郡地区社会生活与文化研究、汉代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物价比较研究等等，也因简帛材料的出现而出现。在古医学、科技史、艺术史、古文字等领域中，简帛所带来的新课题同样不胜枚举。

从战国到晋代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均有简帛（主要是简）发现。这些简帛催生出一门学问——简帛学。在中国，这门学问和甲骨学一样长寿，已有百余年历史，且呈日趋蓬勃之势。

1949年后，“地不爱宝”，简帛出土数量和种类的增加极大地丰富了对很多传统问题的认识。然而，这门学科能否“一路顺风”呢？

不断出土的简帛，不仅提供了与传世文献有差异的不同版本，可以为校勘提供材料；而且包含佚书和大量历史档案，为研究者们贡献了细化、深化先秦至魏晋时期学术研究的宝贵材料。

1925年，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王国维在演讲中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在同一演讲中，他还提到“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其中，对于“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王国维根据法国汉学家E.E.沙畹著作中的照片，与罗振玉合作完成了中国简帛研究的开山之作《流沙坠简》。他还写过《简牍检署考》一文，同样受到学者推崇。

1930年，在我国西北地区发现“居延汉简”，1931年这批汉简运到北京。劳榦、贺昌群、向达、余逊、马衡等学者对其作了部分的整理和考释，1936年，原西北科学考察团将劳榦、余逊的部分考释成果用晒蓝纸印刷出版，这就是“晒蓝本”。抗战期间，为躲避日寇战火劫掠，工作人员将其辗转运到美国，1965年又运到我国台湾地区，目前由位于南港的“中研院”史语所收藏。基于这批汉简，劳榦分别于1943年和1944年出版《居延汉简考释》的释文和考证两部，两书都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以石印出版。

1949年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博物馆等单位一起在西北地区发掘，出土汉简3万多支，已经出版《居延新简：甲渠侯官和第四燧》。然而，肩水金关部分则迟迟没有出版，悬泉置的汉简也没有公布。“其中原因很复杂”，甘肃省简牍研究和保护中心主任张德芳这样告诉记者。他透露，肩水金关的那册2011年将会出版。中国学者的汉简研究，产生了多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如陈梦家的《汉简缀述》、陈直的《居延汉简研究》等。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两座汉墓中出土了汉代竹简。简文书体为早期隶书，写于西汉文景时期至武帝初期。这部分汉简中有兵书，一号墓竹简中有《孙子兵法》十三篇、《孙膑兵法》十六篇和佚文五篇，这一发现为“孙子和孙膑是不是同一人”等学术疑案画上了句号。

1972—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大量简帛。后来，成立了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这个小组汇集了一批功力深厚的学者：朱德熙、张政烺、唐兰、裘锡圭、李学勤等。《马王堆汉墓帛书》第一、三、四册早已出版，但最初规划的其他几册至今仍没有出版。目前，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承担了该项目。

1993年下半年郭店楚简出土，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出版。这批新材料引起中外学者极大关注，一时掀起了“郭店楚简热”，与之相关的讨论会召开了多个。《郭店楚墓竹简》的整理者彭浩告诉记者，整理工作“很难讨好”，因为高手都在后面，一个人的能力敌不过千百万人。他对各种看法都听，但是从来不回应。有时，讨论又会回到原来的地方。他说，这本书是按照考古学的方法进行整理的。日本著名学者池田知久曾告诉他，这本书自己买了三部，“一本放到研究室，一本放在书房，一本留起来”。正是这批郭店简，为老子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证明了《老子》一书成书早于战国；其中的《性自命出》、《语丛》等篇填补了孔子和孟子之间早期儒家的思想空白，为“思孟学派”的研究贡献了宝贵材料。

不断出土的简帛，不仅提供了与传世文献有差异的不同版本，可以为校勘提供材料；而且包含佚书和大量历史档案，为研究者们贡献了细化、深化先秦至魏晋时期学术研究的宝贵材料。一些此前未见的材料，甚至提供了填补学术史空白、解决“历史疑案”的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学科简帛学的负责人、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告诉记者，研究战国秦汉魏晋史不能也不可能离开简帛学，但要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必须建立在对二者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20世纪在这方面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大体都如此。这些经验告诉我们，科学运用简帛材料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任何根据简帛材料来研究新课题或深化老课题的学者，必须建立在对简帛材料、文献材料、学术史几个方面都十分熟悉的前提下，舍弃或不重视简帛材料显然是错误的。在历史学的研究层次上，简帛属于基础史料，其材料的零散性决定了它的作用主要是证史与补史，要使简帛史料在更高层次上发挥功能，还应充分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特别是要与一定的历史理论、方法相结合。没有一定的科学理论、方法，就无法有效地驾驭、分析史料。因此史学工作者在运用简帛研究具体问题的同时，还应注重根据本学科的具体情况，掌握理论工具，提出新课题，开拓新领域，使简帛材料在更高层次上发挥作用。

新材料令人眼花缭乱。这是简帛研究学者们面对的现实之一，在这个“发见时代”，材料多得令人看不过来。一位学者感叹，不希望材料一下子都出来，有节奏地分批出来更好。

简帛学天然地具有多学科、跨学科的性质，需要多个学科的研究者一同研究。历史、考古、古文字、哲学、医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在这片领域内都可以一展身手。

　多位学者都认同简帛学具有边缘学科、跨学科的性质，对它的研究要根据这一特点展开。卜宪群提出，简帛学是一门通过对地下发掘的含有古代文字的简牍帛书的系统研究来补充、修正传统文献所记载史实的科学。实际上，简帛学带有边缘学科的性质。由于它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将其运用于何种学科的研究，与各学科的具体情况有关。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告诉记者，简帛学天然地具有多学科、跨学科的性质，需要多个学科的研究者一同研究。历史、考古、古文字、哲学、医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在这片领域内都可以一展身手。

目前，大陆主要的简帛研究专门机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简帛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为中国文物研究所）出土文献研究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简牍保护研究中心、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简牍研究室等，在台湾地区有“中研院”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台湾简牍学会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直是简帛学整理和研究的重镇，著名的简帛学家和历史学家张政烺、陈梦家、贺昌群、李学勤、谢桂华、朱国炤等先生，曾主持或参与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居延新简等许多重大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1995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是国内成立最早的简帛研究专门机构之一，挂靠于历史研究所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室。该中心主要开展了如下几项工作：积极参与新出简帛的整理研究，主持或参与了尹湾汉墓简牍、张家山汉简、额济纳汉简、长沙吴简、岳麓秦简等整理工作，出版有《尹湾汉墓简牍》、《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额济纳汉简》等成果；将简帛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战国秦汉魏晋史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出版了大量前沿性研究论著，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和认识；主办专业性书刊《简帛研究》杂志和“简帛研究文库”丛书，为简帛学发展搭建学术平台；加强国际间学术交流；组织或参与各种读简班；注重简帛学人才的培养。

近年来，简帛学发展的一个趋势是简帛的收藏机构已经不限于过去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博物馆，而是出现了多所高校的身影。目前，清华大学收藏有楚国竹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入藏了一批秦简，北京大学掌握有秦汉时代的简。研究机构直接收藏简，使得他们能够调动资源、组织研究并对其进行整理，这可能会对未来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

同时，课题式的运作方式，是目前各个机构所需要的。因为简帛数量众多、涉及面广，单靠个人的研究很难取得成果。所以，采用课题方式、集合多人的力量是可采取的对策。

学科的发展需要有相应的刊物作为发表平台。据了解，国内简帛学领域既有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研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合编的《简牍学研究》等专业刊物，也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古文字研究》、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出土文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出土文献研究》等和简帛研究有交叉的集刊。此外，网络也是发表简帛研究论文的重要平台。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武汉大学研究中心的“简帛网”和“简帛研究网”、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等。

技术在研究中也起到了重要辅助作用。记者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看到，工作人员采用红外等技术对简拍照然后上传到与之相连的电脑，经过精密的处理，简上模糊不清的字迹在图片中清晰可见。这套仪器可以帮助研究者实现文字识读。

借鉴东邻日本简牍讲读班的经验，国内多个高校和科研机构都有各种级别的“读简会”。这种形式的共同学习研究，被学者们普遍看好。　

借鉴东邻日本简牍讲读班的经验，国内多个高校和科研机构都有各种级别的“读简会”。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清华大学的思想文化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简帛讲读班”。该讲读班从2000年2月26日举行第一次研讨会以来，已经坚持11年，吸引了很多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和学生，成为诸多新材料和新观点的交流平台之一。

此外，在北京城内还有燕京简牍与文献读书班。这是一个秦汉史专业师生自发组织的、学习秦汉三国简牍为主的学习班。据悉，北京市内还有吴简读简会等。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院长陈松长告诉记者，他们在整理和研究所藏的“岳麓秦简”时，充分发挥了读简会的作用，在院内学者读简会的基础上，还分卷约请国内外专家来岳麓书院一起审读他们的整理成果，听取意见。最近出版的《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就汇集了众人的智慧。

这种形式的共同学习研究，被学者们普遍看好。

　这门学问发展仍有隐忧伴随。采访中，多位专家告诉记者，简帛学毕竟是少数人的专业学问，而且学习古文字等相对来说门槛高，需要下苦工夫、耐得住寂寞，不可能吸引众多人投入其中。

出土简帛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和海外汉学界共同关心的热点，其显学地位已经形成。

但是，这门学问发展仍有隐忧伴随。采访中，多位专家告诉记者，简帛学毕竟是少数人的专业学问，而且学习古文字等相对来说门槛高，需要下苦工夫、耐得住寂寞，不可能吸引众多人投入其中。

一位参加过简帛整理的学者告诉记者，现在整理出版的简帛图书价格越来越高，已经不是郭店楚简时的价格，动辄数百甚至接近千元，而每一本的内容，可能包含不到一百支简。简帛整理后的出版物价格不菲，价格门槛将一些有志于进入这个领域的青年人挡在了门外。

此外，也有学者向记者介绍，学术研究中刻意地追求新，而不是把学问做深，也是令人担忧的倾向之一。一方面，新材料一公布，抢先写文章；另一方面，对传世文献掌握不深，对先前公布的材料没有兴趣，使得对学问不能做深做透。

当前，最为主要的瓶颈之一，是简帛出土后公布的速度。由于我国的文物考古制度和惯例，通常是谁发现谁整理，这就可能使外界拭目以待的材料长期不会公布；或者是整理者水平有限，“硬着头皮”也要整理，不甘心把这“第一口”让给别人，整个工作处于封闭状态，结果导致整理出来的著作价值有限，甚至可能错误百出而误导研究者。多位研究者向记者表示，对于这些新发现的材料，可以考虑借鉴过去专家小组集体攻关的形式进行整理。卜宪群提出，要加强简帛学自身的建设。由于材料的分散、资金缺乏与资料保护主义等原因，史学家真正能够看到实物的并不多，材料的公布也因某些原因久拖不决，这都极大地影响了简帛学自身的研究进展。此外，对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性质简帛的类型、风格的科学区分，对册书复原、文书分类、文字释读等专业问题的规律性研究还不够，索引、词典等基本工具书的编纂也很少；国内在培养简帛学人才的某些方法上甚至落后于国外，兼通简帛学与历史学的复合型人才也并不多，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与思考。

　　对于今天的读者，在物理意义上，读书并非难事。一册在手，起卧自如，甚至可利用电子设备进行数字阅读。两千多年前的人，却不会这么轻松。

简帛中主要是竹简、木简。目前，发现的简的数目远远大于帛书，以至于有学者都将“帛”忽略不计而单提“简牍”。学术上，也有“简牍学”这一名目。而过去的竹简，比较注意形制，甚至有专门的制度，简的长短都有严格的规定，比如经典作品用大简书写，而普通的文件和书信则主要用小的简。

汉代王充的《论衡·量知》记载，“夫竹生于山，木生于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片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这是对简牍的记载，简一般是竹简，也有木简，而牍则为木牍，也有少量的竹牍。

钱存训在《书于竹帛》中指出，“竹简和木牍是中国最早的书写材料，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简牍制度有其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不仅中国文字的直行书写和自右至左的排列顺序渊源于此，即使在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以后，中国书籍的单位、术语，以及版面上所谓的‘行格’的形式，也是根源于简牍制度而来。”

研究简帛，不仅重其文字所载的内容，而且还可据其制度对历史和文化等有更深入的了解，甚至在一些素来不被注意之处，也能做出不小的文章。

人们熟知的孔子“韦编三绝”，他所读的自然是竹简，而这些简用牛皮或者绳子穿起来，编成一“篇”或“册”。比如，关于“册”字有种说法：它是个象形字，即最初为简的并列。这些称呼并没有因为简帛的消失而荡然无存，今天，这些说法都保存在我们的书籍文化中。

2007年11月，在中国台北举办的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上，邢义田教授发表了《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一文。他用新技术研究汉简，被认为“独辟蹊径”。他按照“中研院”史语所所藏的汉简的形制，到额济纳旗河沿岸考察时，“还刻意寻找汉简的主要木料来源——胡杨和红柳”。考察后，他请人将胡杨、红柳和松木标本按照汉简的一般规格切成简，亲手试验。他的结论是，如果有汉代竹简本的《史记》，这部书有526500字，那么将可能有四五十公斤，体积为今天白文本《史记》的250倍。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了独断的秦始皇嬴政办公的“辛劳”：“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子今据此写出文章，根据秦朝的重量单位，“百二十斤”为30.8公斤。“参照邢义田先生对于书写《史记》竹简重量几种推算的平均数51.015公斤，如果秦始皇批阅的文书用同样的每简38字的形式书写，则‘石，百二十斤’的篇幅可以书写31.79万字。”这位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焚的书，绝大多数应当为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