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是一份毛泽东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演讲手稿。

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

(一)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汤、李各部正在东进，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以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

(二)除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加强华中兵力外，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

(三)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各部须完全服从他们的命令，不得违误。

(四)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

(五)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必须指出国民党这一行动的危险性，在于日益削弱抗战力量，非但不利于共产党，更加不利于国民党，不利于全国人民，只有利于敌人与亲日派，如不被阻止，势必发展为全国的内战。估计到反共军的士兵是不愿意的，多数干部是被迫的，也有许多高级将领是动摇的，因此我们对于反共军不但要注意打击，而且要注意争取，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灵活地运用策略。

(六)估计到反共军进攻的口号可能是到敌后抗日，并不提出打八路军新四军，因此我军在其进攻开始时的对策还是一来即打，还是先礼后兵，是值得考虑的。关于这一点，届时中央当有指示，你们可提出意见。

(七)估计到华中的斗争是长期斗争，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因此反磨擦斗争必须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扩大巩固军队密切联系起来。在此斗争中，逐渐削弱反共军的力量，逐渐壮大与锻炼我们的力量，而最后击破反共军。因此我们必须紧张地对付这一局面，但又必须作长期耐性的计划，不要过于急躁，不要企图在短期内取得全部胜利。

(八)估计到国际国内各种条件，国民党的反共进攻及高压政策是要失败的，必无前途的，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提高胜利信心，不要为国民党的进攻与高压所吓倒，必须克服可能的悲观情绪。

(九)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原局的任务是积极进行粉碎这一进攻的布置与力量，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南方局的任务，则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决心。蒋及国民党虽然其势汹汹地举行进攻，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

(十)对于蒋及国民党急于要求我们表示最后态度，答复蒋之命令，中央决定报之以冷静与不理，自朱、彭、叶、项佳电发出后，不论其如何谩骂与进攻，党中央及朱、彭、叶、项暂时都不去理他，待其闹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发言，表示我们的态度。这与各下级及地方党应该随时表示态度有区别，然而正是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对付国民党的好方法。因为蒋介石要急，我们就并不急了。

中央书记处

世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南委，指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

李仙洲（一八九四――一九八八），山东齐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军长。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

这里所说的叶挺、陈毅、刘少奇的职务是指他们在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任职。这个总指挥部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华中新四军、八路军部队指挥的指示，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中旬成立的。

指蒋介石一九四○年十二月九日电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佳电，指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九日复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见本卷第310－314页。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等，强令八路军、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项所规定的作战地境内，即全部撤至黄河以北。

194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形势问题。会议认为，时局有由小风波转到大风波的可能，如果美国进占新加坡，日军退出武汉，造成国共分裂，而苏联对中国又没有援助，这将是中国最黑暗的局面。党的工作布置应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

毛泽东收到周恩来10月24日来电，25日即转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周恩来来电说：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他一方面转发周恩来的电报，一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25日，毛泽东在复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国民党英美派“仍是动摇于英美路线与贝当路线之间，他们仍不敢过于得罪苏联，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但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我们的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在国民党区域的党实行全部地完全地退却下来，各根据地实行完全的自给自足，再支持一年，世界形势就大变了，现阶段是待机时期。同一天，毛泽东言犹未尽，为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再电周恩来，指出：国民党现阶段发动的反共新高潮，一方面是放弃独立战争参加英美同盟的准备步骤，一方面向日本示意，愿意担负替日本镇压中国民族革命的责任，以求交换日本对国民党的让步，同时又以加入英美同盟吓日本，以求日本的让步。故何应钦等反共活动特别起劲，日本正在拉蒋介石、何应钦。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做贝当，准备他宣布我为反革命而发动全面反共，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

10月29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当日发来的关于对付国民党新高压政策的意见的电报，立即转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陈毅。周恩来来电说：“国民党是从局部讨伐入手。一月满期后，拟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各地办事处，然后实行局部讨伐，亦即东讨北锁的高压政策。”

同一天，关于现阶段时局问题，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一个月来英美与德日意在中国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英国的开放滇缅路；美国的借款，尤其是撤侨，都向中国表示英美的反日决心，要求中国不跑德、意、日路线，而英、美两使坐镇重庆，紧紧拉住蒋介石不让跑掉”。“运城鄂北两飞机场的停开，阿部的回国，南宁的撤兵，海通社在重庆正式开设，则是表示日本让步和德国劝和的开端”。“蒋介石现阶段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也是蒋介石最得志的时候”。“在七八月间蒋介石确曾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准备亲苏、和共与某些政治改良，至九月已动摇，至十月乃大变，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但无论哪一种局面，国共间的严重斗争是不可免的，蒋介石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封锁之，这一计划是下了决心的。

11月1日，毛泽东对这份电报作了一些修改，发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有关负责人。毛泽东的修改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一方面要打破蒋介石的进攻，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严重局面。如何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的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

1月，为了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之前，他还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理论著作。这些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说明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两者要衔接起来；批判了混淆两个革命阶段任务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和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法宝，进一步阐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些著作表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具体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1月28日，中共中央电示项英、山东分局、一一五师等，指出只有广泛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以与全国工作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和反共，才能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而现时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只有山东和华中，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和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乃是你们最主要的任务。

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依据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春对陕甘宁边区提出的“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向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依不同情况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蒙江县(今吉林省靖宇县)境内战斗中壮烈牺牲。日军为稳定东北这块侵略基地，对抗联进行疯狂的“讨伐”，加紧实施“治安肃正”计划，使已经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东北抗日联军处理更为困难，但他们仍英勇地坚持分散了游击战争。

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指示规定，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实行“三三制”。这种规定是为了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同时广泛地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抗战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针对当时党内出现的“左”的倾向，全面论述共产党必须坚持对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深刻地阐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4月和7月，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动员各民族团结抗日的方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先后拟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并经中央书记处批准。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少数民族工作的指导文件。抗战以来，各地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动员和组织各族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发展了大量少数民族的抗日武装。共产党员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战功卓著。蒙古族、回族、满族、朝鲜族、壮族、黎族、苗族、瑶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都作出了贡献。

5月4日，中共中央向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要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应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和根据地；在国民党顽固派坚持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作为投降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只有坚持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巩固和扩大进步势力，争取中间派，应付突然事变，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

5月下旬，为支援华中，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三四四旅和新编第二旅等部，由冀鲁豫边区南下进入豫皖苏边区与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新四军会合，并组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原在平西建立的第四纵队番号已取消)和第五纵队。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刘子久任政治委员，坚持豫皖苏边区斗争。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执行东进任务，与中共地方党组织共同开辟苏北淮海区抗日根据地。

5月31日，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延安，慰劳陕甘宁边区抗战军民。7月，陈嘉庚在重庆作了“西北之观感”的演讲，讲述陕甘宁边区人民积极抗日，实现民主化的情况。早在1938年10月，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他被选为总会理事。“南侨总会”积极进行筹款、宣传抵制日货及动员华侨司机和技术工人回国服务，开展华侨的抗日爱国运动。陈嘉庚等人归国视察回新加坡后，领导“南侨总会”坚持民主和抗战，反对投降和独裁，进一步推动南洋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展。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3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再次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克服投降危险和战胜困难而斗争。3年来，由于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使人民革命力量得到很大发展。在敌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和华南解放区，拥有9000多万人口(包括两面负担的游击区)。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50万人，抗击了在华日军的半数。共产党员由4万人发展到80万人。

8月20日至12月初，八路军在华北发动有105个团参加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大小战斗1820余次，毙伤日伪军2.58万余人，俘虏大批伪军和日军，破坏儿路940多里，公路3000多里，车站、桥梁、隧洞260多处，摧毁了大量敌堡和据点，严重地破坏了正太铁路和井陉煤矿。八路军伤亡1.7万多人，尤以第二阶段的几次攻坚战损失较大。这次战役给敌伪以很大打击，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军队的威望，对坚持抗战、遏制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百团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对解放区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10月初，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向苏中黄桥新四军陈毅部进攻。新四军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方针，联络友军和开明绅士，坚持自卫原则，予来犯者以迎头痛击，歼灭韩部顽军11000余人，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10月10日，新四军陈毅所部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在东台白驹镇会师，完成了向北发展，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代电(即“皓电”)，大肆造谣诬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并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彭、叶、项电复何、白(即“佳电”)，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荒谬命令和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诬蔑，同时表示，为了顾全团结战的大局，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12月8日，何、白再次发出复朱、彭、叶、项代电(即“齐电”)，进一步作反共的舆论动员。

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指示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过左倾向，强调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指示批判了抗战以来党内的右倾和“左”倾思想。指出，现阶段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指示进一步阐述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特别指出对顽固势力和各个帝国主义都要进行具体分析，加以区别，在区别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并重申“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根据这些原则，指示全面说明了党关于政权组织、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人民权利、经济政策、文化教育、军事政策等各项具体政策。

1940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乘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西欧和北欧迅猛推进、美国的战备尚未完成、英国又无力东顾之机，积极准备实行“南进”政策，攫取英、美、法、荷等国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因而，在中国战场加紧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活动，同时以主要力量继续进攻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在华北加紧推行1940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企图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使中国成为其“南进”的后方基地。

为粉碎日本侵略者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克服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八路军总部决心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

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太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铁路的纽带，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因此开始称为正太战役。

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德石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也部署适当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战役行动命令》，规定：晋察冀军区破击正太铁路石家庄至阳泉（不含）段；第129师破击正太铁路阳泉（含）至榆次段；第120师破击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并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地区，阻击日军向正太铁路增援。要求各部在破击交通线的同时，相机收复日军占领的一些据点。在这些地区和交通线上，驻有日军3个师团全部、2个师团的各2个联队、5个独立混成旅团全部、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各2个大队、1个骑兵旅团的2个大队，共20余万人，另有飞机150架和伪军约15万人。

按八路军总部原来规定，参战兵力不少于22个团。但战役发起后，由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民众痛恨日军的“囚笼政策”，参加破击战的积极性非常高，因此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计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9师（含决死队第1、第3纵队等）46个团、第120师（含决死队第2、第4纵队等）20个团，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

当彭德怀、左权在八路军总部作战室听取战役情况汇报、得知实际参战兵力达到105个团时，左权兴奋地说：“好，这是百团大战。”彭德怀说：“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

由此，正太战役就发展成为百团大战。

5.1战役第一阶段

5.2战役第二阶段

5.3战役第三阶段

历时4个多月的百团大战，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拔除据点2900多个，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缴获各种炮50余门、各种枪5800余支（挺）。八路军也付出了伤亡1.7万余人的代价。日军在遭受打击后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从华中正面战场抽调2个师团加强华北方面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军民，齐心协力，前仆后继，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百团大战对坚持抗战、遏制当时国民党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进一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用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蒋介石也给朱德、彭德怀发来贺电：“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

百团大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发出“皓电”，限令黄河以南新四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其数十万军队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在揭露蒋介石罪恶阴谋的同时，为顾全大局，决定将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并连电东南局和军分会书记项英，乘国民党军尚未部署就绪，迅速率部北移，防止遭到突然袭击。1941年1月4日，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共9000余人北移。6日，当进入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事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和袭击。广大指战员经7昼夜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措施失当，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对方谈判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7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等根据党中央指示，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并在新华日报上刊登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针对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决定，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继续领导新四军坚持长江南北敌后抗日斗争。

1月22日，毛泽东发表谈话，指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酝酿已久的全国性反共突然事变的开端，揭露蒋日勾结，蓄谋灭共和打击人民军队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斗争，并提出了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的根本办法。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利用一切公开场合和机会，向社会各界和驻重庆的美、英、苏等国外交、军事人员与记者等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中国共产党的正义立场，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海外华侨及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经过共产党的坚决斗争，终于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