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的一种食品。鲁中、鲁西北人吃饭的时候，总要有点儿“喝头儿”，这顿饭才能吃得顺畅。否则，总觉得胃里不怎么舒服。实在没喝头儿，也要倒上一碗白开水，咕嘟咕嘟喝下去，谓之“灌灌缝儿”。早年，山东人的喝头儿，主要就是粘粥。

以省会济南为例，济南人把粘粥的“粥”读成轻声的“箸”音，许多上了岁数的济南人还是叫“粘箸”。就像泰安一带的人们把粘粥叫作“糊都”一样，都是一种相沿成习的口语。

粘粥也有优劣之分，好一些的用小米面，次之用玉米面，再次便是用高粱面了。

用大米、小米熬成的粥，不在粘粥之列，济南人叫作“大米稀饭”或“小米稀饭”；如果掺上绿豆，则叫作“大米绿豆稀饭”或“小米绿豆稀饭”，和粘粥是两个概念。

做粘粥的时候，济南人不说“熬”，也不说“煮”，而是说“打”。男人下班回来，一看没有喝头儿，便对女人说：“忒干得慌，打点儿粘粥吧。”

细究一下，济南人用的这个“打”字，更为传神。做粘粥的时候，锅里放水煮开，把小米面或是玉米面放入碗中，加上凉水，用筷子或勺子搅匀，可以谓之“打”；倒入锅中以后，依然要用勺子搅匀，又可以谓之“打”。由此可见，许多民间的口头语言，确实生动。

济南人把小米面叫作“米糁儿”。用米糁儿做的粘粥，有一股清香，随着热气飘散出来。倘若有大鱼大肉垫底儿，再喝上一碗米糁儿粘粥，确实非常舒服。但贫穷人家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哪里敢奢求这种享受。因此，虽然米糁儿粘粥的清香尚在，但人们只是当成了一种“灌缝儿”的喝头儿，仅此而已。

许多贫穷人家的孩子，肚子里常年没油水，“淡靠”得慌，便在粘粥里做些文章，常常往里面倒点儿酱油。大人见状，不等孩子们动手，便拿过见了底的香油瓶子，控了又控，好不容易才能控进去几滴香油。实在控不出来，便用小勺挖一点儿炼好的大油，放进孩子们的碗里。孩子们一面舔着嘴唇儿，一面用筷子搅，一碗粘粥很快就澥了。孩子们转动着碗，左一口、右一口，恨不得一口气喝下去才解馋。

为了让孩子们能稍微解解馋，大人们在做粘粥的时候，有时加上菠菜，再放点儿盐，做成咸粘粥。富裕人家也做这种喝头儿，但只是为了换换口味儿，有时还要加上粉条儿、豆腐丝儿、花生米之类的东西。这不叫粘粥，而是叫甜沫儿了。

随着粮食的日趋紧张，不少人家在冬天常常喝地瓜咸粘粥。把麦茬地瓜切成块儿，放些青菜叶，如果有条件，再放上一把豇豆。既能当喝头儿，也能当饭吃。

1959年到1961年期间，粮食相当匮乏，米糁儿、玉米面都难得一见，就是高粱面粘粥，也是清汤寡水，人们只能喝个“水饱”。好多人都因此而得了一种疾病，叫作“水肿”。看起来“胖乎乎”的，其实是喝稀粘粥喝的，皮下组织里面积满了水。

文革初期，粮食依然限量供应，许多人家都不够吃。当时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提倡“吃忆苦饭”，有些人还搬出领袖的语录，提倡“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这里的“稀”，就是指的稀粥。其实，就是没有这些人的点化，平民百姓的粮食缸里也自有分寸。能“吃干”的时候，自然要“吃干”；不能“吃干”的时候，自然会“半干半稀”，甚至光喝稀了。

生活好了，喝头儿也多了，光是这汤那汤，就有不少名堂，至于粥类，名目更是繁多。有一家粥府，声称有近百种粥品，令人瞠目。西门里的马路南面曾有一家“雷家粥铺”，粥品只有甜沫儿，难与“粥府”相比。但老济南人都还记得这家粥铺，记得这里的甜沫儿。

至于居家过日子，许多济南人依然经常要打点儿粘粥当喝头儿。只是有些年轻人都不叫“粘粥”了，而是把稀饭都包括在内统统说成“粥”，似乎非这样说而不能超凡脱俗。不知道这是不是语言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