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派是应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于文学作品分析的现代批评流派。

应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于文学作品分析的现代批评流派。

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1856～1939）是在维也纳开业的精神病医生，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近代科学、尤其是生命科学蓬勃发展的兴旺时期。达尔文的进化论把人与其他生命形式有机地联系起来，使人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德国科学家费希纳论证了人的精神活动可以进行定量分析，从而使心理学取得了与其他自然科学相同的地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生物、物理、化学等各个领域取得的重大进展，尤其是能量守恒和热力动力学定律的提出，深刻地改变了关于人的传统观念，而把人看成一个能量系统，遵循着支配其他一切物体运动的同样的物理学定律。维也纳大学生理实验室主任布吕克认为活的有机体是一种由物理和化学的力推动的动力系统，弗洛伊德曾在他指导下学习，并试图用力和能的动力学概念去解释精神病患者的行动，于是逐渐创立一种动力学式的心理学。弗洛伊德相信动力学规律不仅适用于人的肉体，而且适用于人的精神活动，所谓动力学式的心理学，就是研究人的精神活动中能量转换的心理学。弗洛伊德曾就学于法国精神病学家沙尔科，尝试用催眠术治疗癔病，又从另一位维也纳医生布劳尔学习“谈话疗法”。在医治精神病患者的过程中，他逐渐深入地探索隐藏在各种心理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所谓精神分析，就是通过分析心理现象来揭示隐匿在内心深处的精神原因。弗洛伊德认为，这些原因大多是深藏在隐意识领域，而且大多与性欲有关，这两点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基本前提。

弗洛伊德强调精神活动的隐意识方面。他认为人的精神活动好象一座冰山，露于水面之上的是意识领域，只占很小部分；淹没在意识水平之下的是隐意识领域，是绝大部分，而且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他进一步把隐意识领域加以区分，把很容易进入意识领域的部分称为“前意识”，而把很难或很少进入意识领域的部分称为“隐意识”。弗洛伊德认为决定精神过程的有 3个因素，即“意底”、“自我”和“超自我”。“意底”总是处于隐意识领域，“自我”和“超自我”则可以进入意识领域，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形成一个人的性格和心理状态。

“意底”是精神机能最基本的来源，它的作用是满足人的原始的本能的欲望，它所遵循的是弗洛伊德所谓“快感原则”（即追求满足原始本能的快感）。“意底”是隐意识的，它不受逻辑、理性和道德习俗的约束。如果放任自流,它可能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危害,于是有必要由另外两种精神因素对“意底”加以抑制。“自我”是保护个人的精神调节因素，它依据“现实原则”（即现实文明社会所形成的一些道德习尚）对“意底”的本能冲动加以适当控制，使它们不致变成损害性的行为。弗洛伊德曾说，“在普通的语言里，我们可以说自我代表理智和深谋远虑，而意底则代表不可遏制的欲念”。另一种保护社会的精神因素就是“超自我”，它的作用是压抑“意底”的本能冲动，不让那些为一般社会习俗视为不道德和不能接受的追求快感的欲望和冲动闯入意识领域。“意底”遵循“快感原则”，“自我”遵循“现实原则”，而“超自我”则遵循“道德原则”。在“意底”和“超自我”的两个极端之间，“自我”起着一种平衡作用，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健康和正常有效的社会生活就有赖于这种平衡。然而，“快感原则”与“道德原则”、“意底”与“超自我”之间的冲突是激烈的；人的性欲本能，弗洛伊德称为“里比多”，当它被压抑在隐意识领域时，逐渐郁积而成所谓“情结”，最有名的是男孩恋母妒父的奥狄浦斯情结，与此相反的女孩恋父妒母的心理则称为埃勒克特拉情结（在希腊神话传说中，奥狄浦斯曾杀父娶母，埃勒克特拉曾怂恿其兄杀死其母，为其父报仇）。受到压抑的欲望总是以曲折的方式进入意识领域，弗洛伊德把梦就看成是满足意愿的曲折方式之一，把文艺也看成是受压抑的“里比多”的升华，是以想象的作用代替现实行动，在幻想中求得满足。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中经常用文学和艺术作品为例来说明精神分析学理论，例如，他曾说达·芬奇描绘可爱的圣母像，是奥狄浦斯情结的升华；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惠特曼的诗歌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都被弗洛伊德派的批评家们说成是受到压抑的同性恋欲望的升华表现。弗洛伊德还用心理分析法研究过梦以及原始社会的“图腾和塔布”即宗教的起源。

文学批评中的精神分析派在作品分析中采用了弗洛伊德的某些原理。有的批评家用弗洛伊德关于“意底”、“自我”和“超自我”的三重关系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关系。例如默里在论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的长篇小说《白鲸》的论文中，就把白鲸视为新英格兰清教精神的象征，也即梅尔维尔本人“超自我”的象征；渴望报复、驱使全体船员追捕白鲸而终遭毁灭的船长埃哈伯，被视为无可遏制的“意底”的象征；而大副斯达巴克努力调停由白鲸和埃哈伯船长代表的敌对力量，则象征着“自我”的理性精神。奥狄浦斯情结是常被运用于作品分析的另一个精神分析学概念，最有代表性的是琼斯对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的评论。早在1900年，弗洛伊德本人已把哈姆雷特在剧中表现出的犹豫不决归因为奥狄浦斯情结，琼斯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哈姆雷特仇恨叔父，正是因为叔父的行为实现了他自己隐意识的动机和欲望；哈姆雷特不能爱俄菲莉娅，也被认为是恋母妒父的情结的反映。奥狄浦斯情结还被用来分析劳伦斯、乔伊斯、福克纳等现代作家的某些作品。

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一种泛性欲主义，即基本上用性欲冲动来解释人的各种精神和实践活动。精神分析派批评的这一方面大概是引起争论最多的，如把文学作品中的种种形象都解释为性象征，把骑马、跳舞、飞翔都解释为性的快感的象征等等。玛丽·波拿巴论美国作家爱伦·坡的生平和创作，就是这种批评的一个典型例子。她把坡的全部作品都说成是奥狄浦斯情结的产物，甚至把坡的嗜酒也说成是逃避现世而忠于死去的母亲的一种方式。她对作品的分析也完全注重性象征形式，如把小说中描写的地窖酒窟都说成是子宫的象征，甚至把坡的名诗《尤拉卢姆》中下垂的翅膀说成是暗指坡本人的阳萎。由于这类牵强附会的批评，精神分析派在学者和一般读者当中常常引起强烈的反对。

精神分析派的解释尽管有时非常牵强，但在运用得当时，对于理解某些作品也不无价值。尤其因为这种理论对不少现代作家和批评家发生了极大影响，了解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在文学中的应用，对于研究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作为一种批评理论，精神分析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常常忽略决定作品内容和形式的社会历史因素，也难以说明一部作品的审美价值。把文学作品当成精神病例一样进行分析,会严重曲解作品的真实意义,尤其把性欲冲动及受压抑的“意底”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根据和极为狭隘的观点。弗洛伊德的许多学生和后继者对他强调性欲的作用这一点，往往也持反对态度，如荣格(1875～1961)和阿德勒(1870～1937)等，前者把“里比多”归结为民族原始记忆，后者把“里比多”归结为弥补缺陷的“在上意志”，例如耳聋凭努力成为音乐家，都超出性欲本能的范围。精神分析派的批评家们在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时，也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造。精神分析派在文学批评中产生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它的某些概念和术语则在现代各种新的批评流派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参考书目

朱光潜：《变态心理学派别》，上海， 1930。

朱光潜：《变态心理学》，上海，1932。

Sigmund Freud， NewIntroductoryLectureso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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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rews ed.， Psychoanalysis and Literary Process， 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