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特林·亚历山德罗维奇·索罗金（Pitirim Alexandrovitch Sorokin，1889年1月21日—1968年2月10日），生于俄国图里亚，美国社会学家。
人物简介
美籍俄裔著名社会学家索罗金（又译素罗金），
十月革命前担任俄国社会学协会秘书长。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大学社会学教授，主张社会发展多因素论。20世纪20年代移居美国，曾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主任20多年。
人物贡献
索罗金十分重视研究意义、价值、规范和符号在认识社会文化实在中的作用，认为这些是社会制度整合的最高层次的基础；而两人和两人以上的互动则是社会文化实在能够加以分析的最低层次。他认为历史阶段按其主导地位的文化性质，总是趋向于自身的多样性变化的重复，预见不到其发展的最终阶段。而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意识，是由反映在文化创造力和其他人类行为领域中的基本潜主题所决定的。社会结构也同样反映主导的文化意识。相关的社会关系可分为家庭式的、契约式的和强迫式的三种 。他主张对社会实在的认识应是多方面和多维度的，既要通过感觉和理性，也要依靠信仰和直觉。著有《革命社会学 》、《社会流动》、《
当代社会学理论》、《社会的和文化的动力学》等。
“爱能”概念
“爱能”这一概念是索罗金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原子能的利用，同时也由于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随时有发生核战争的危险。为防止人类自我毁灭，索罗金认为，应该发掘人类自身原有的“爱能”，并大力加以发扬。在他看来，“爱能”是“人能”或“心能”的最高形式，与物理学上的“物能”（或力）有极大的差别。“爱能”的表现形式为互助和合作，它是人类社会文化进化中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原始时代，人类的生存能力远不如动物，但人类能战胜各种凶禽猛兽和自然灾害，主要是人类能够合群、合作和互助。互助和合作是人类战胜自然界敌人的动力，也是社会文化进化的动力。人类由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再到文明时代，互助原则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索罗金认为，在第一、二次大战之前，许多人认为“博爱”纯属宗教或伦理的范畴，与科学无关。迄至两次大战后，文化危机，迫在眉睫。而国际局势，形成两大阵营的对立。所以高瞻远瞩之士，均认为人道改造方案，无论是教育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都无法阻止最后毁灭战争的来临。索罗金提出要接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指出“人类如不把‘无私的爱能’之生产、累积、流通，给予提高，尽量发挥，则一切图谋阻止未来自杀的战争之方法，都不能把和谐的社会秩序建立起来”。他还表示：“历史的神秘力量，似乎给人类提出最后的通牒：你的殒灭是由自己一手制造出来，除非你能经由创造的爱之恩赐，把人类行为提高到更高的伦理层面。”
怎样才能增加“爱能”的生产、累积和流通？索罗金在哈佛大学设立“博爱研究中心”进行专门的研究。他们认为，“爱”是人类知道的三种最高的“能”中之一种。人类最崇高者曰“真”、曰“善”、曰“美”。善是“爱能”的表现。“爱能”是“人能”或“心能”的最高形式，与物理学上的“能”（或力）有极大的差别。物理学家现在知道如何分解“物能”，因此，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可能给世界上产生一个新革命。文化学家、社会学家如能把“爱能”扩大，自能转变今日之世界，把文明加以重整，有利于人类和平发展。
人能以“爱能”为其核心，一经运用，可以产生复杂的经验，叫做“移感”、“同情”、“仁慈”、“善意”、“友谊”等。
索罗金等人认为，“爱能”是人类社会文化进化中重要的决定因素。首先，在蒙昧时代，以家庭和氏族为核心，当时已产生互爱互助的行为。据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人类最伟大的“互助原则”在蒙昧时代已经产生。人类的生存能力远不如动物，只有互助合作，社会文化的初步演进，才有可能。
其次，到野蛮时代，“地域联合的原则”逐渐代替“血缘联合原则”，其演进也是受到“爱能”所决定。
第三，到了文明时代，“互助原则”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伦理和道德观念也由此确立。
索罗金在《神秘的爱能》一文中说：“人的核心就是爱”，“物理科学已把原子分裂，使用它的能，但社会还未能分裂人的核心－－－爱。爱能如果被利用的话，可以拯救人类，使人类免于大战的惨剧”。
据索罗金和其他社会学家研究，“爱能”具有无限的创造与再创造的力量，但是人类对于这种伟大的“潜能”，尚未能尽量发挥和运用。人类应该充分发挥“爱能”，以消除社会文化的一切病症，挽救人类，使人类免于陷入战争、犯罪、贫穷的深渊。具体而言，“爱能”的创造力量，有如下几方面：
1.“爱能”可以阻止个人间和集团间的侵略的攻击；
2. 把敌对关系转变为亲爱关系；
3.“爱生爱，恨生恨”；
4.“爱能”乃生命产生的形式，为体质的、心理的、道德的健康所必需的要素；
5. 博爱的人比自私的人长寿；
6.小孩中缺乏父母的抚爱，在道德上均成残废者，而且往往可能夭折；
7.“爱能”成为反犯罪、反疾病、反自杀、反恐惧、反憎恨与心理变态的良药；
8.“爱能”在认识上、美学上有其重要的功能；
9.“爱能”是人类启蒙与提高道德的最有效的教育力量；
10.“爱能”乃自由之灵魂，又是一切主要的道德的、宗教的价值之灵魂；
11.任何社会生存之维持，特别是为着和谐的社会秩序与创造的进步之达到，最低限度的“爱能”是绝对必要的；
12.“爱能”可以阻止国际战争；
13.在人类历史的兴亡关头之今日，“爱能”之递升的“生产、累积与流通”，或人与集团、制度与文化之博爱化，乃是阻止世界核大战之必要条件，且可以阻止人与人际的无限斗争。
如何把人类无限的潜在的“爱能”，转变而为无限的“动能”，以便造成“爱能”的世纪，使之与原子能世纪配合，索罗金等提出如下几种方法：
一是简单的技术：
1.采取物理的、化学的、生物学的动因，促进个人的“爱能”；
2.采取瑜伽、佛家禅宗的潜修方法，锻炼个人的意志，支配自动的神经体系，把“爱能”加以增进；采用条件反射，习惯形成，机械训练等方法，把个人的“爱能”增进。
二是复杂的技术：
1.采用合理的劝导和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情绪的、感情的、意志的力量，加以动员，使向“爱能”方面，作积极表现；
2.采用英雄式的示范，使人倾向“爱能”的发挥；
3.侧重直接的生活经验，使人们知道从“爱能”方面做实践的工夫；
4.采用各种美术及美育的方法，启发及增进人类的“爱能”。
三是其他技术：
1.鼓励人类发挥创造能力，压抑破坏能力；
2.鼓励潜修、入定和作圣的工夫；
3.学习儒家、佛家、道家、基督教，整合瑜珈以及一切其他宗教团体所用以增进“爱能”的复杂方法。
索罗金所说的“爱能”，也就是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中的“仁”。“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仁”作为象形字，是二人之意，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模式是以“仁”作为核心，也就是以人际关系作为核心。
“仁”是什么，孔子解释为“爱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孔子认为，为政的主要方式是“爱人”，《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载，孔子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他还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身。”古人所说的“爱人”，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互尊互敬。
孙中山先生早在20世纪初便曾有互助说，他认为，人类进化的原则与动物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者昌，不顺此原则者亡。此原则行于人类当已数十万年矣。”
索罗金的“爱能”说是针对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对立而提出来的。他的学说在当时并没有起到作用，没有打动当时的美苏两大国执政者。
孔子的“仁爱说”、孙中山的“互助说”和索罗金提出的“爱能说”，十分适用于经济上竞争激烈、贫富差异极为悬殊的当代世界。应通过各种方式，提升“仁爱”，加强“互助”，增强“爱能”，使人类充满“爱”。在21世纪，只有“仁爱”和“互助”才能增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对话和理解，只有“仁爱”和“互助”才能减少社会内部的矛盾和缩小差距。
人物生平
1889年1月21日生于俄罗斯北方。父亲酗酒成性，脾气爆虐。双亲都早亡。母亲亡故后，和哥哥逃往别村，独立自谋生活。
1906年(17岁)在师范学校读书，因参与政治活动被逮捕入狱。
1907年(18岁)进入Tcherniaevskie kursy夜校就读。
1909年(20岁)通过高中
同等学历考试。考进心理神经研究所。
1910年(21岁)考进圣彼得堡大学。
1913年(24岁)以俄文出版《犯罪与处罚、服务与奖赏》(Prestuplenie I kara, podvig I nagrada; Crime and Punishment, Service and Reward)。
1914-5年(25-6岁)担任心理神经研究所及
圣彼得堡大学讲师。
1915年(26岁)以俄文出版《作为哲学家的托尔斯泰》(L. N. Tolstoi, kak filosof; Leo Tolstoi as a Philosopher)。
1916年(27岁)获得刑法和行政法硕士学位。
1917年(28岁)和Helen Baratynskaya结婚。妻子为细胞学研究人员。〔两人婚后育有两子Peter P. Sorokin和 Sergei P. Sorokin〕以俄文出版《社会平等问题》(Problema sozialnago ravenstva; The Problem of Social Equality)。以俄文出版科幻小说《人类灵魂的洗衣店》(Pracheshnaia Tchelovecheskikh dush; Laundry of Human Souls)。
1918年(29岁)1月3日，因反抗Trotsky和Kamenev等共产党领袖，被囚禁在俄罗斯的巴斯底狱－彼得和保罗堡长达四个月。之前，担任Kerensky总理的秘书。
10月被Vologda省的共产党政府逮捕并判处死刑。在等待死刑的六个星期中，因为列宁的命令而被释放，回到圣彼德堡大学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在该大学成立社会学系，成为社会学系的创始人，第一位教授和系主任。
1919年(30岁)以俄文出版《法律的一般理论》(Uchebnik obschey teorii prava; General Theory of Law)。
1920年(31岁)获得圣彼得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以俄文出版两卷本《社会学体系》(Sistema soziologii; A System of Sociology)。
1920-22年(31-3岁)出版了五册有关法律和社会学的书籍。
1921年(32岁)以俄文出版《饥饿当成一种因素》(Golod kak factor; Hunger as a Factor)。此书被苏维埃政府销毁。
1922年(33岁)被苏维埃政府逮捕，并被放逐。以俄文出版《俄罗斯当前状况》(Sovremennoie sostoianie Rossii; Contemporary Situation of Russia)。
1923年(34岁)到了柏林几天后，被当时捷克总统Masaryk邀为国宾。在捷克住了九个月。11月到达美国。以俄文出版《社会教育学与政治学通俗论文选》(Popularnuye ocherki sozialnoi pedagogiki I politiki; Popular Essays in Social Pedagogics and Politics)。
1924年(35岁)以英文出版《俄罗斯日记片断》(Leaves from a Russian Diary)。此书1950年出版重印本。
1924-30年(35-41岁)担任
明尼苏达大学教授，长达六年。
1925年(36岁)以英文出版《革命社会学》(Sociology of Revolution)。
1927年(38岁)以英文出版《
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1959(?)年改写为《社会与文化流动》(Social and Cultural Mobility) 出版。〕
1928年(39岁)以英文出版《当代社会学理论》(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ies)〔1932年
黄文山中译本出版〕。
1929年(40岁)和C. C. Zimmerman合作出版《城乡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Rural-Urban Sociology)。
1930年(41岁)哈佛大学成立社会学系，担任创系第一任系主任。一直到1959年退休为止，总共长达29年。归化为美国公民。
1930-2年(41-3岁)和C. C. Zimmerman合作编辑出版三卷本《乡村社会学系统读本》(A Systematic Source Book in Rural Sociology)。
1937-41年(48-52岁)以英文出版四卷本《社会与文化动力学》(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1957年出版单卷精华本；1962年重印出版〕
1939年(50岁)和C. Q. Berger合作出版《人类行为的时间预算》(Time-Budgets of Human Behavior)。
1941年(52岁)以英文出版《当代危机》(The Crisis of Our Age)。
1942年(53岁)以英文出版《灾难中的人与社会》(Man and Society in Calamity)。
1943年(54岁)以英文出版《社会文化因果、空间与时间》(Sociocultural Causality, Space, Time)。
1944年(55岁)以英文出版《俄罗斯与美国》(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7年(58岁)以英文出版《社会、文化与人格》(Society, Culture, and Personality)。〔1962年重印〕
1948年(59岁)Lilly基金会的Eli Lilly夫人提供美金十二万从事有关让人比较不自私反而更有创造力的研究。以英文出版《人本的重建》(Reconstructions of Humanity)。
1949年(60岁)成立“哈佛创造利他主义研究中心”(the Harvard Research Center in Creative Altruism)。并担任中心主任，直到退休为止。〔后来此机构改属于“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1950年(61岁)以英文出版《利他爱：美国好邻居和天主教圣人的研究》(Altruistic Love: A Study of American Good Neighbors and Christian Saints)。以英文出版《危机时代的社会哲学》(Social Philosophies of an Age of Crisis)。〔1953年徐道邻中译本《危机时代的社会哲学：现代历史哲学评论》出版；1963年重印〕以英文出版《利他爱与行为的探讨(研讨会)》(Explorations in Altruistic Love and Behavior)。
1951年(62岁)以英文出版《S.O.S.：我们危机的意义》(S.O.S.: The Meaning of Our Crisis)。
1954年(65岁)以英文出版《爱之力与道》(The Ways and Power of Love)。以英文出版《利他与精神成长的形式与技术(研讨会)》(Forms and Techniques of Altruistic and Spiritual Growth)。
1955年(66岁)从哈佛大学退休。
1956年(67岁)以英文出版《现代社会学及其相关科学中的流行与怪诞》(Fads and Foibles in Modern Sociology and Related Sciences)。
1957年(68岁)以英文出版《美国性革命》(American Sex Revolution)。
1959年(70岁)和Walter A. Lunden合作出版《权力和道德》(Power and Morality)。
1963年(74岁)以英文出版自传《漫长的旅途：自传》(A Long Journey: An Autobiography)。
1964年(75岁)以英文出版《当代基本趋势》(The Basic Trends of Our Times) 〔1980年蔡伸章中译本《现代潮流与现代人：当代基本趋势》出版〕
1966年(77岁)以英文出版《今日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oday)。〔1971年和1979年中译本上下册分别由黄文山及黄文山、王维林和谢康联合中译出版〕
1968年(79岁)2月10日逝世于美国麻州剑桥市。
参考文献
黄文山1971．〈译者导言〉．收入索罗金．《今日社会学学说》．上册．黄文山译．台北：台湾商务．第3-11页．
Philip J. Allen. Ed. Pitirim A. Sorokin in Review.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497-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