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娘，元代杂剧家王实甫创作《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中角色。

元代社会有明确的良民、贱民之分。“名编户籍，素本齐民，谓之良；店户、倡优、官私奴婢，谓之贱。”奴婢在元代被称为驱口，其社会地位较低。驱口主要被用于家内服役，部分人从事农业、牧业或手工业生产。一些驱口的使主为逃避军役、站役等，往往派驱口代替“正身”应役。驱口只有通过赎身才能摆脱贱人身份，成为良人，但赎身的费用很高，对大多数驱口而言，赎身几乎是不可能的。通过赎身脱离奴籍的驱口，一般仍需与使主保持一定的依附关系，成为其家的贴户，又称为户下户。红娘虽然是相国小姐莺莺的贴身女婢，但依然改变不了她贱民的身份。

可喜的庞儿浅淡妆，穿一套缟素衣裳。（出自《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

红娘是莺莺的贴身丫环，她了解、也关心自己的小姐。当张生爱上莺莺，突兀地向她自报家门，便受到她的斥责，并在莺莺面前嘲笑张生是“傻角”。应该说，起初她对崔张的恋爱并无相助之意，但是，孙飞虎围困普救寺以后，她知道崔张真正相爱，特别是老夫人背信弃义，激起了她的正义感。她完全出于不平和为了别人的幸福，介入了崔张的爱情纠葛。她来往于莺莺和张生之间，为他们传递书简，出谋划策。张生受到莺莺为难的时候，无计可施，就会干着急。她一面批评张生软弱，文魔秀士，风欠酸丁，没人处则会闲磕牙；一面鼓励、安慰他，替他想办法，帮他成就好事。在莺莺犹豫不决，拿腔作势，畏首畏尾的时候，她一面说莺莺“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一面不断帮助她，保护她，使她最后下定决心，与张生结成良缘。

机智勇敢是红娘人物形象中较为鲜明的一点，也正是因为红娘具备这一特点，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巧妙化解崔张二人所面临的爱情危机，尤其是在与老夫人悔婚时产生的激烈辩论。

面对崔莺莺与张生私下约会相爱，红娘有意在老夫人面前隐瞒，并且在被发现后以崔张二人的结合实际是由老夫人的悔婚造成的，巧妙地将责任推脱给老夫人。然后，红娘又劝告老夫人，悔婚的决定属于背信弃义的表现。还说如果将张生送至官府，一来官司会打输，二来传出去也会有损家门威严；并且张生是“文章魁首”，莺莺是“仕女班头”，天生一对。老夫人作为封建家庭中的实际统治者，红娘这一番利害分明的言语狠狠抓住了老夫人的软肋，迫使她不得不答应将莺莺许配给张生。

此外，红娘的机智勇敢在面对老夫人的拷问时体现得更加鲜明。红娘的一番言辞不仅熄灭了老夫人指责红娘时的怨气和怒气，更展现了红娘沉着冷静、机智敏捷的性格特征。红娘只是老夫人派去服侍小姐崔莺莺的丫鬟，但面对老夫人的不守信用，面对张生与崔莺莺相爱却无法结合的苦闷愁肠，红娘毅然选择站在了老夫人的对立面，并且沉着冷静，勇敢机智地化解了危机，为张生与崔莺莺的结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西厢记》中，张生是一位天真憨厚的书呆子，崔莺莺则受制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伦理道德，唯独丫鬟红娘既缺乏知识，又对封建伦理道德不屑一顾，敢于表现大胆泼辣的本色性格。比如在普救寺初遇张生时，面对张生的主动搭讪，红娘以“银样躐枪头”进行回绝，给张生当头一击。在看到崔莺莺与张生之间产生爱恋之时，红娘冒着被老夫人发现的危险为崔张二人传书递简。当被老夫人发现拷问时，红娘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但没有被老夫人降罪，还让老夫人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为张生与崔莺莺能够在一起奠定了基础。

红娘的大胆泼辣并非有意针对某人，而是在看到不公平之事时就会挺身而出，不计后果，直言面对。郑恒对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进行阻挠，红娘：“他（指张生）凭师友君子务本，你倚父兄仗势欺人……你值一分，他值百十分，荧火焉能比月轮？”当郑恒抬出“我祖代是相国之门”的口号来压人时，红娘指出：“你道是官人则合做官人，信口喷，不本分。你道是穷民到老是穷民，却不道将相出寒门。”红娘的正义与郑恒的仗势欺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泼辣的性格即是一种正义的泼辣。由此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与老夫人的争论中还是与郑恒的斗争中，红娘都敢于突破封建等级思想观念，站在正义的一方。

出于正义，红娘主动促成崔莺莺与张生之间的爱情，哪怕内心充满委屈也在所不惜，充分体现了红娘人物的积极豁达。对于崔莺莺而言，红娘是老夫人派来服侍自己的，红娘是否可靠还值得考验，因此崔莺莺对张生的爱慕不敢轻易告诉红娘。所以，在红娘替张生送来书简时，莺莺道：“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和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紧接着又说道：“红娘，不看你面呵，我将与老夫人，看他有何面目见夫人？虽然我家亏他，只是兄妹之情，焉有外事。将笔儿过来，我写将去回她，著他下次休是这般。”崔莺莺受制于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并且担心红娘将此事告知老夫人，所以不能将内心所想全盘托出，为此红娘还不满崔莺莺的做法，认为这是崔莺莺不相信自己的表现。尽管发生了一些令红娘不痛快的事情，红娘仍然以豁然大度的胸怀为崔张二人的结合奔走，不惜与人为敌，终赢得了张生与崔莺莺结合的幸福结局。

红娘的态度转变也是有迹可循的，其一，元代封建体制力量十分强大，而作为相国府里小姐的贴身丫鬟，君臣等级制度其实较为严格。其二，老夫人的言而无信让红娘看清楚了封建礼教家长的虚伪和丑恶，张生莺莺的执着与痴情令她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无限的同情，自然不能同此前一般是非不分、袖手旁观。

王实甫《西厢记》是在唐人元稹传奇小说《莺莺传》、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写成的。红娘在《莺莺传》里是一个毫无起眼的小丫鬟，但到了王实甫笔下却成为一个重要形象。

红娘的形象在古代万千侍女中是个不朽的典型，她促进了《西厢记》的广为流传，在艺术史上具有较高的价值。红娘敢于同封建礼教作斗争，促进了美满婚姻，她的形象在文学史、在人们的生活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她的艺术生命力不仅仅体现在王实甫的《西厢记》里，这种聪明伶俐、帮助小姐实现心事的侍女形象在此后的剧作里一再出现。红娘早已从戏剧故事中走出，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一个专有名词。

文学家、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世间有斤两，可计算者，银钱；世间无斤两，不可计算者，情义也。如张生、莺莺，男贪女爱，此真何与红娘之事，而红娘便慨然将千金一担，两肩独挑，细思此情此义，真非秤之可得称，斗之可得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