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是现代作家罗广斌、杨益言根据自己在国共第二次内战时期国统区监狱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的真实经历与见闻创作的一部长篇革命历史小说，1961年12月首版。

解放之初‚为配合镇反、抗美援朝等运动‚也为了对青少年进行阶级教育，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三人被指派宣传重庆集中营里的烈士斗争事迹，这一时期的“口头创作”由此成为《红岩》小说创作的雏形，这也是走向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随后1955年全国肃反运动、1956年重庆市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之时，他们又分别大规模的向青年们讲述了革命英雄事迹，听众反映强烈。

1956年春，罗、刘、杨三人就联名向组织提出了报告，希望把材料整理出来。中共重庆市委批准了这个报告，并给他们两个月时间进行这一工作。烈士狱中斗争的片断素材整理由此拉开了序幕。

《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曾于1948年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囚禁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里。他们和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共同经历了那些惊心动魄的斗争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把这里的斗争告诉后代”，他们先后写了《圣洁的鲜花》《江姐》《小萝卜头》等报告文学与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接着，又在这些叙写真人真事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提炼和艺术概括，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从准备到成书，前后费时十年之久，写了三百多万字稿子，彻底返工过三次，大改过五六次。

1948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为了配合工人运动，重庆地下党工运书记许云峰命甫志高建立沙坪书店，作为地下党的备用联络站。甫志高为了表现自己，不顾联络站的保密性质，擅自扩大书店规模，销售进步书刊。

一天，区委书记江姐要去华蓥山根据地，甫志高到码头为江姐送行，江姐嘱咐他要注意隐蔽，他嘴上答应，心里却不以为然。江姐到离根据地不远的一座县城时，发现自己的丈夫、华蓥山纵队政委彭松涛的人头被高挂城头。见到纵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后，她忍住悲痛，坚决要求到丈夫生前战斗的地方工作。

甫志高又自作主张吸收了一名叫郑克昌的青年人入店工作，许云峰知道情况后大吃一惊，几经分析发现郑克昌形迹可疑，便让甫志高通知所有人员迅速转移。甫志高却根本不听劝告，反认为许云峰嫉妒自己的工作成绩，结果被捕并成了可耻的叛徒。由于他的告密，许云峰、成岗、余新江和刘思扬等人很快相继被捕。特务头子徐鹏飞得意忘形，妄图借此将重庆地下党一网打尽。然而，他使尽各种伎俩，都没能从许云峰等人身上得到任何所需的东西。凶残的敌人为了得到口供，疯狂地折磨被捕的共产党员，给他们食用霉烂的食物，并且在炎热的夏天限制饮水数量，妄图用炎热、蚊虫、饥饿和干渴动摇革命者的意志。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狱中难友趁放风时在墙角挖出一眼泉水，在保护泉水的斗争中，龙光华英勇牺牲，全狱难友绝食抗议敌人的暴行，要求为龙光华举行追悼会，敌人不得不妥协让步。

叛徒甫志高带领特务窜到乡下，江姐不幸被捕，被关押在渣滓洞里。在狱中，她受尽了折磨，凶残的敌人把竹签钉进了她的十指。面对毒刑，她傲然宣告：“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秋去冬来，转眼到了年底。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国民党当局在受到沉重打击后开始放出和谈空气。阴历年三十，渣滓洞全体难友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联欢会。更令人高兴的是，地下党派人与他们取得了联系。敌人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假意释放了一些政治犯，来自资本家家庭的共产党员刘思扬是其中之一。在他被送回刘公馆的第二天夜里一个自称姓朱的人潜入刘家，说他受区委书记李敬原的委派，前来了解刘思扬在狱中的表现，并要他详细汇报狱中地下党的情况。正当刘思扬对此人怀疑时，李敬原派人送来情报，揭穿了这个伪装特务郑克昌的真面目。刘思扬来不及转移，又被抓起来关进另一所监狱“白公馆”。郑克昌在诱骗刘思扬失败后，又伪装成同情革命的记者高邦晋打入渣滓洞，他妄图通过苦肉计刺探狱中地下党的秘密。余新江等人识破了他的伪装，并借敌人之手除掉了这个阴险的特务。

解放军日益逼近重庆，地下党准备组织狱中暴动。在白公馆装疯多年的共产党员华子良与狱中党组织联系上了。同时，关在地窖中的许云峰用手指和铁镣挖出了一条秘密通道。当解放军攻入四川，即将解放重庆的时候，徐鹏飞等狗急跳墙，提前秘密杀害了许云峰、江姐、成岗等人。就在许云峰等人被害的当天晚上，渣滓洞和白公馆同时举行了暴动。刘思扬等一些同志牺牲了，但更多的同志终于冲出了魔窟，伴随着解放军隆隆的炮声，去迎接黎明时分灿烂的曙光。

许云峰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之一。他是地下党的领导者，在他身上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才干、品质和气魄。他在作品中一出现就是一个坚定、勇敢、老练、机智的地下党领导者。他一到沙坪书店，就发现书店有两个来历不明的人，立刻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于是当机立断，撤销联络站，转移人员，掩护革命同志，一切处理得有条不紊。

许云峰坚强勇敢，毫不畏惧，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李敬原在新生茶园碰头，叛徒甫志高带领特务突然袭击，许云峰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沉着掩护革命同志，自己被捕入狱。表现了革命者的高风亮节。

许云峰足智多谋，立场坚定，具有非凡的胆识和善于应付瞬息万变的局势的才能。在狱中，他巧妙地引导徐鹏飞作出错误的判断，承担《挺进报》的领导责任，保护了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精心设计的酒宴，随机应变，戳穿了敌人的阴谋，把筵席变成了揭露敌人的讲台，机智地引出特务头子毛人凤出场。表现出共产党人的无敌力量。

许云峰具有压倒任何敌人而不被敌人压倒的大无畏气概和勇于献身的崇高精神。在狱中，他与徐鹏飞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赤手空拳以顽强的毅力挖通了监狱通向狱外的洞口，并把它留给了战友，自己带着必胜的信念从容就义。

许建业的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的会计，化名杨清，1921年生，四川邻水人。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小说中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历史上真正与许建业碰头的是地下党员高震明。

江姐是《红岩》中比较丰满的艺术典型。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她有着丰富的经验和高度的警惕。在重庆的朝阳码头，她看到甫志高穿着西装给她掮行李，当即识破了甫志高好表现的心理，表现了她高度的党性。在赴华蓥山的途中，她看到了挂在城头上的丈夫的头颅，悲痛欲绝，但她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非凡的毅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并化悲痛为力量，勇敢地担负起丈夫未竞的事业。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她视死如归，宁折不弯。面对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她忍受百般折磨，对党的秘密守口如瓶。行将就义，她神态平静，举止从容，梳理头发，整理衣衫，吻别“监狱之花”，始终带着胜利的笑容。“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这一席话，充分展示了江姐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生死观。

一个反面人物形象，作者并没有对他进行脸谱化、概念化的处理，而是注意挖掘其性格的复杂性。一方面，他凶残、狠毒，“如果在任何时候听不见拷打的嚎叫，他会感到空虚和恐怖”；另一方面，他有着丰富的特务工作经验，善于采用攻心战术抓住对方弱点，瓦解对方意志，对甫志高利用其对家庭的依恋，对刘思扬利用其出身等等。但他越是凶残、狡诈，就越能衬托出革命者的崇高伟大。

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编辑、印刷和发行工作，在工作间被捕，关押于渣滓洞、白公馆看守所，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坚持自己的气节，在狱中坚持出版《挺进报》。后被枪杀。

原型陈然出生于河北香河，在狱中是罗广斌的同室难友，他也是报告的发起和主要讨论者之一。陈然从自己被捕以及在狱中目睹重庆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开始，对党的领导干部叛变的内在原因进行了深入思索。

他虽然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但却投身革命，从事为《挺进报》记录素材的工作，为信仰劳碌奔波。是知识分子中的楷模。他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坚定的革命信仰，至死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在敌人的监狱里长大的，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6岁时，黄将军帮助小萝卜头学习。他学习非常刻苦，记忆力很强，非常尊敬老师，经常帮助大人做秘密工作。遇害时不满9岁，但在监狱中关了8年。作者通过小萝卜头衬托出敌人的丧心病狂，毫无人性。

潜伏最深的共产党员，忍辱负重、忠贞不屈。因装疯卖傻而被特务称为“疯老头”，被关押在白公馆。特务对他比较放心，常让他去磁器口买菜。得知“提前分批密裁”的罪恶计划后逃到了解放区，为越狱的计划作了巨大的贡献。

为华蓥山游击队的成员，因善使双枪被人誉为双枪老太婆。其人物原型为陈联诗、邓惠中、刘隆华。甫志高就死于双枪老太婆手中。

陈联诗是四川岳池人，陈联诗在川北起义中，亲自主管后勤军需，下山搞粮食筹物，到重庆购买枪支弹药护送回华蓥山。解放后，陈联诗在重庆市妇联任生产部副部长，以后调市文联任专业画家。1960年，这位一生充满革命传奇的女英雄因患淋巴癌病逝，终年60岁。

双枪老太婆的另一位原型邓惠中，原名张惠中、张若兰，1938年去延安后，进行抗日宣传，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9年8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实际武装斗争的锻炼中，她学会了射击，逐渐练成一名神枪手，经常腰插双枪，下乡筹粮筹，由于她来去无定，巧妙与敌人周旋，成了当地人民群众中的传奇人物和敌人闻风丧胆的“双枪老太婆”。

原为重庆地下党员，后因被捕不堪严刑拷打而叛变，交出了许云峰、江雪琴等人，对地下党网络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是贪图享乐、没有革命精神的典型。

革命青年的代表，原型是富于正义感的青年学生宣灏，在他的人生旅途上，还因受骗进入过军统息修训练班。当他明白自己受骗上当后，毅然偷跑离开了，后被国民党特务抓进白公馆监狱关押。宣灏在狱中不爱说话，却用耳闻目睹的事实判断着、比较着这里所有的人。此后，宣灏为狱中党员传递消息，书写字条，商量对付特务，保护同志，干什么都充满热情。1949年11月27日，宣灏在大屠杀中殉难。罗广斌脱险后没有忘记这位青年——狱中共产党员最真诚的朋友，把他作为革命青年的代表写进了小说中。

《红岩》反映的是全国解放前夕光明与黑暗之间展开的一场生死较量。1948年，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关键的转折期，胜利即将到来。然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正处在黎明到来之前最黑暗的时刻，在这样黑暗的时刻，山城重庆正在进行着残酷的斗争。小说围绕着三条线索来展开对斗争的描写：“人间地狱”——中美合作所里革命者与反动派之间的生死较量；地下党所领导的城市运动；华蓥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这三条线索交织成一个整体，最终汇集到狱中斗争这条主线索上。作者集中描写了“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敌我斗争，生动地表现了革命者为迎接全国的解放，彻底挫败敌人的垂死挣扎而进行的殊死斗争，真实再现了全国解放前夕光明与黑暗进行最后决战的艰巨性，揭露了敌人垂死挣扎的极端凶残和色厉内荏的本质，歌颂了革命志士为真理而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大无畏精神。

《红岩》着力于塑造英雄群像。江姐、许云峰、成岗、齐晓轩、华子良、老大哥、老袁、丁长发、刘思扬、龙光华、余新江、双枪老太婆......个个都以独具的光彩，活跃于作品之中，使小说成为一部当代文学中少见的光辉灿烂的无产阶级英雄谱。《红岩》中的英雄人物，职业不同，经历各异，但他们都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在敌人面前，他们横眉冷对，大义凛然，不屈不挠；一旦革命需要，他们都能舍生取义，从容献身。小说不仅展示了英雄们的高贵品质和崇高气节，还成功地刻画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其他英雄人物，如精警老练的齐晓轩，坚韧不拔的成岗，刻苦磨炼的刘思扬，颇富传奇色彩的双枪老太婆，等等，也都性格鲜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红岩》对反面人物的刻画也很成功。它摒弃了那种从概念出发的简单化、漫画化、脸谱化的写法，而是极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着重从矛盾冲突、人物关系中去解剖他们的灵魂，揭示敌人的反动本质。特务头子徐鹏飞，凶恶残忍，嗜血成性，“把杀人当作终身职业”。他顽固不化，又阴险狡猾，有一套反革命经验。他认为当特务，不仅要“胆大心狠，机警毒辣”，还要能“抓住对方心理的、生理的、家庭生活的、感情上的各种弱点”，瓦解其意志，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小说在充分揭露这个敌特“干才”的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同时，还深入他的内心，暴露了他濒临灭亡前的绝望和空虚。从而把这个反动残暴、色厉内荏的敌特头目，刻画得活灵活现。其他反面人物，如叛徒甫志高、看守所长陆清等，也都描绘得相当出色。

《红岩》背景广阔，人物众多，斗争错综复杂，但全书章法井然，结构严谨而富于变化。小说共30章，前10章，侧重写重庆地下斗争和川北的武装斗争。后20章，以写狱中斗争为主。前后互相关联，而以狱中斗争为中心。作者巧妙地借助人物活动这一线索，引出并连结起种种复杂的矛盾斗争。如由余新江、成岗的活动，引出工人运动；由江姐工作调动，带出华蓥山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由陈松林、成瑶的活动，引出学生运动；由甫志高的叛变，使许云峰、成岗、刘思扬、余新江、江姐被捕，而引出狱中斗争；又通过刘思扬的被“释放”和再度被捕，把渣滓洞和白公馆两个集中营的斗争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以狱中斗争为主线，把党领导的城市地下斗争、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以及农村的武装斗争，有机地交织成一体的宏伟而严谨、集中而富于变化的结构布局，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光明与黑暗最后搏斗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显示了作者结构艺术的匠心。

在人物刻画上，《红岩》也有突出的特色。

首先，注重挖掘和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作者善于通过一些富有表现力的动作，传神地刻画人物的精神状态。比如，江姐见到丈夫头颅后，强压下悲痛，和华为重新赶路，她“脚步越来越急，行李在她手上仿佛失去了重量；提着箱子伴随她的华为，渐渐跟不上了......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对敌人的千仇万恨，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决心化悲愤为力量，前仆后继投入战斗。......一句话，江姐内心的巨大波澜，以及她的高山仰止的崇高精神境界，正是通过“越来越急”的脚步，凝炼而形象地传达给读者。作品还通过出色的心理描写，直接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如江姐意外见到丈夫被杀时剧烈的心理活动，刘思扬初入狱时，因没有和战友们一样，立即遭受酷刑的折磨，而“内疚”的心理活动，等等，都是极好的例子。

第二，不断变换描写的角度，以展现人物形象的丰富多彩。比如，同是写受刑，对成岗是正面描写，对江姐、许云峰则侧面描写；同是写牺牲，龙光华、江姐、许云峰、齐晓轩各不相同。龙光华，是驰骋战场的新四军战士，在逝世前的昏迷状态中，还喊班长给他武器，让他去冲锋。江姐，素来沉静、从容，又十分爱整洁。临赴刑场前，梳发、整装，像准备去参加欢乐的聚会或出席隆重的典礼似地步出牢房。许云峰牺牲前，再一次与徐鹏飞进行舌战，击败其无耻挑衅，戳穿其垂死前虚弱本质。齐晓轩，在越狱战斗的最后时刻，屹立在高耸巨大的岩石上，吸引住敌人的火力，以掩护其他同志突围。

第三，通过情节的突然转折，集中鲜明地突现人物的精神风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华子良形象的描绘。华子良多年不说一句话，不与任何人交往，对狱中发生的一切毫无反应。敌人与同志，都一致把他当成“疯子”。作品几次写到他，都只用简练的几笔，描绘他疯癫的神经质的举动，以强化其“老疯子”的形象。最后，在斗争最危急、最关键的时刻，华子良突然出现在狱中特支极为秘密的集会地点，卸下伪装，亮出真实的身份，为革命做出独特的贡献。情节的突然转折，使一个深谋远虑、卧薪尝胆、忍辱负重、长期坚持的革命者的光辉形象，骤然间矗立在读者面前，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红岩》一经面世，立即引起轰动，先后被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和豫剧《江姐》等，从1961年出版至今51次再版，发行800多万册；同时，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该书被中宣部、文化部、团中央命名为百部爱国主义教科书。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初中段。

2022年5月，入选中国艺术研究院发布的在“讲话”精神的照耀下百部文艺作品榜单。

《红岩》从1961年出版以来，共出版3个版本，首版为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在人们的意识深处，说《红岩》是一部以历史叙事为目标的“小说”，反倒不如说《红岩》是一部关于人的信仰的启示录更为准确。小说《红岩》是极严格按照当时意识形态规范和已有的文学写作规范的要求与观念创作而成的。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重建中国的叙事——〈红旗谱〉〈红日〉和〈红岩〉的创作策略》：从‘顺叙’的方式来解读《红岩》，会发现在整个故事的设计和安排中，实际有一个组织、启发和指导的具体过程。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吴翔宇《论〈红岩〉的“身体”革命意识》：《红岩》是从“身体”入手，阐释在红色狂欢的受难姿态中“身体”的痛感如何成为一种信仰道义充斥的革命浪漫激情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