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是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的作品。《红高粱家族》由《红高粱》《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五部组成。

《红高粱》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故事的主线是“我”的爷爷和奶奶，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是高密东北乡。“我”的爷爷叫余占鳌，奶奶叫戴凤莲，至于高密东北乡这个地方作者对其做过如下的描述：“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同时最圣洁最龌龊，也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以及最能喝酒和最能爱的地方，这就是高密东北乡。”

“我”奶奶戴凤莲，做大姑娘时因为有一双难得的小脚和姣好的面容，被拥有高粱酒作坊的财主单廷秀看重，曾外祖父为了钱财小利不惜将刚满十六岁的戴凤莲嫁给了单廷秀得麻风病的独生儿子单扁郎。奶奶曾盼着嫁给一个识文解字、眉清目秀、知冷知热的好丈夫。当奶奶恐怖地看到单扁郎那张开花绽彩的麻风病人的面容，她感到恐怖，生不如死。奶奶在出嫁前就准备了一把锋利的剪刀，无论是为单扁郎准备的，还是为她自己准备的，都充分地表现了奶奶捍卫自己的婚姻、追求爱情自由的精神。“我奶奶”是抗日英雄，她不仅仅要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奔赴抗战前线，而且最终献身于抗日战争中。当奶奶为潜伏在河堤坝的游击队员们送大饼，不幸遭遇敌人的袭击，中弹身亡，完成了人格的升华。

我爷爷余占鳌在开篇一出场就表现出了土匪头子兼抗日英雄的双重身份。余占鳌不愿意受制于任何一方势力，对于各种政治势力及地方势力的拉拢，他一概拒绝。当卑鄙狡猾的国民党冷队长来 收拢他时，他断然拒绝；打过伏击战后，共产党胶高大队长想要与之联合，他也坚决地拒绝了。他不愿意受制于任何人，这不是敌对，而是他独立人格的体现。在迎亲的路上，面对突然跳出的“吃拤饼”的劫匪，同行的轿夫们停住了，呆呆地看着劈腿横在路当中的劫路人，都把身上的铜钱掏出来仍到劫匪脚边。当劫匪催逼戴凤莲向高粱深处走时，余占鳌被“我奶奶”盯着的眼神所触动。他冒着生命危险与劫匪展开了搏斗，最终打死了劫匪，保障了戴凤莲的人身安全。余占鳌的亲叔余大牙，当时任军需股长，他嗜酒如命，贪财好色。一日醉酒后，余大牙糟蹋了村里的第一号美女——曹玲子。余占鳌没有念及余大牙是其亲叔，依军纪处决了他。在大义灭亲后，余占鳌为叔叔披麻戴孝，以报答他的养育之恩。在国共纷争的大背景下，看到日寇疯狂屠杀百姓，余占鳌奋起反抗。他自发地组织了一支抗日队伍并带来他们去胶平公路伏击日寇的汽车队。他带领着一支七零八落的小队伍，却实实在在地伏击了日寇的汽车队。余占鳌从一个地道的土匪成为抗日英雄。余占鳌领导的农民队伍，没有经过先进革命思想的洗礼，也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他们抗日，是因为看到了日军对中国人民的疯狂屠杀，看到了罗汉大爷的惨死等生发出一种复仇心理，也是为了生存自由的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

第一章 红高粱

第二章 高粱酒

第三章 狗道

第四章 高粱殡

第五章 奇死

人老了，书还年轻——代后记

《红高粱》以抗日战争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高密东北乡的民间生活为背景，故事融合了多种混乱的异质，最终通过一种强烈的刺激来塑造时代背景，从民间的角度给读者再现了抗日战争的年代，展现的是一种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就像他所说的：“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就是在这片充满梦幻与神奇，浪漫与纯真，充满生命力的土地上，展现出壮美的画面：站立着无边无际凄婉可人的、激荡着爱情波浪的红高粱；款款流动着的墨水河；伴随着螃蟹散发出的腥甜。高密东北乡的壮美画面对应着作者开阔、宏大、丰满、艳丽、血腥的语言。莫言用这种语言追述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叙述者以及他的爷爷、奶奶、父亲时候的那场华丽的战役，表现出细腻独特的生命体验。

在对时代背景进行塑造时，莫言通过狂欢式的语言形式给读者展现了抗日战争初期的时代情绪，既有压抑、荒凉、凄楚、沉闷，又有欢乐、抗争、激愤，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下奏响时代的旋律，在冲突与纠结之间表达一种忧郁的悲剧感，有动荡不安的社会给人民造成的祸患，有因为列强入侵带给人民的毁灭性伤害。莫言竭尽全力的对几乎所有的战争场面都进行了精心的雕刻，无论战争场面的大小，甚至人与野狗在吞噬尸体时的较量也用了极多的笔触，展现了一幅幅尸横遍野、血肉横飞的血淋淋的画面。在这些血肉交汇之中，莫言描绘了一片红如鲜血的红高粱，整个世界都是血红的。

1、男主人公：“我爷爷”余占鳌

来自中国高密东北乡，土生土长的农民，打棺抬轿的佼佼者，集善恶于 一身。具有土匪、英雄、情人三重身份。粗野、狂暴、激情和狭义集于一身。

2、女主人公：“我奶奶”戴凤莲

来自中国高密东北乡，土生土长的农民。丰腴、热烈、果断、泼辣、敢爱敢恨、敢做敢当，以较弱之躯拥抱爱与自由，崇尚力与美，承受着全部的痛苦与欢快。

“我奶奶”戴凤莲， 不到6岁就开始缠脚，“我的外曾祖母”用布一丈余长的布勒断了奶奶的脚骨，缠就一双三寸金莲。奶奶身高1.6米，体重60公斤。16岁那年，就由她的父亲做主嫁给了高密东北乡有名的财主单延秀的独生子单扁郎。单家开着烧酒锅，以廉价高粱为原料酿造优质白酒，方圆几百里都有名。风传单扁郎早就染上了麻风病。在三天的回门路上“我奶奶”戴凤莲与“我爷爷”余占鳌在高粱地里野合，后来又与“我爷爷”余占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

3、刘罗汉大爷

“刘罗汉大爷与我的家族只有经济上的联系而无血缘上的联系。我奶奶是否爱过他，他是否上过我奶奶的炕，都与伦理无关。”刘罗汉大爷是另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 他没有过多的言语，但是他着实像高密东北乡的黑土一样结实、厚重、丰满。在莫言笔下，罗汉大爷是一个性格丰满的人物，他为人忠诚、善良、负责。虽身为家仆，却超越家仆，其中包含了作为高密东北乡人所能具备的美好品德。民国27年，日军捉高密、平度、胶县民夫累计40万人次，修筑胶平公路。罗汉大爷跟骡子一起被押上工地。刘罗汉大爷抗辱逃跑，被日军抓获。日军将罗汉大爷栓在马桩上，可恶的日本鬼子居然要孙五去剥罗汉大爷的皮。“他的两个肥硕敦厚的耳朵在磁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得磁盘叮咚叮咚响。”这是恐惧，是折磨，更是反抗。接着是割生殖器，割下来被狗玩弄，那是怎样的屈辱啊。这是无奈之下国人的自相残杀，壮观之下的耻辱。这些丧失人性的日本鬼子。刘罗汉大爷也就是在这样的摧残与侮辱下死在了高密东北乡的大地上。他们身上看似原始的不合理世俗伦理观念的“野性”体现出自由生命、原始生命力、血性与力量。他们虽然是农民，但在面临外敌入侵时，成了抗日的英雄。

《红高粱》小说的主题被诠释为弘扬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个性解放精神，重建创造精神等，其意图是借助高密东北乡民间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来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唤强有力的生命形态，呼吁中华民族要自尊自强，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质。《红高粱》小说的主题思想既张扬个性解放，又歌颂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所谓“个性解放”，指“人”的个性的解放。“人”是“灵”与“肉”，“神性”与“兽性”，“精神”与“物质”，“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的统一。人具有“自然人性”——“人”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鲁迅提出人所必需的“生存、温饱、发展”又予以限定——呼唤感性形态的“生”的自由与欢乐；又注重“限制纵欲”，明确提出要用“理性”对自然本能进行适当的抑制与调节：“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既要求自由发展自我，又讲究自我控制与自我负责，理性和非理性的互相联系、渗透与制约。《红高粱》既描写与肯定了“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旺盛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充盈的感性生命的自由与欢乐；同时，又描写与肯定了他们的另一侧面，即“社会的人”的“理性生命”。余占鳌面对劫贼的劫财劫色，目睹戴凤莲这一弱女子向自己求助的“亢奋的眼睛”，实难苟安，只得冲上去铲除劫贼。他遵循的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道德准则。有些论者将“高粱地野合”说成是余占鳌占有戴凤莲，实在冤枉。

小说的描写很清楚：“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不仅是“感性生命”的两情相悦，而且更是“理性生命”的两颗反叛封建强迫婚姻之心的相通。再者，就在这个高粱地里，戴凤莲“六神无主，泪水流到腮边”，向余占鳌求救地诉说：“他真是麻风。”而单家父子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置戴凤莲的誓死反抗与全体村民的沉默反对于不顾，实际上即将强行用麻风病菌慢性屠戮一个16岁的花季少女。你死我活，别无选择。余占鳌清醒地看透了事态的严峻与紧迫，毅然先下手铲除了这两个企图杀人于无声的凶手。这不仅于情，而且于理，甚至于民间的不成文法，他的选择都是对的。此外，余占鳌与戴凤莲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伏击日军车队，显然既是出于对日寇的痛恨与愤慨之情，也是为了卫国保家乡的崇高目的。

中篇《红高粱》所描写与歌颂的是“灵”“肉”结合、“情”“理”统一的爷爷、奶奶们的敢想、敢做、敢爱、敢恨的气概。除了“张扬个性解放”的主题以外，也有些评论实际上认为，《红高粱》表现的是抗日爱国的主题。例如《游魂的复活》一文写道：作家“只是要复活那些游荡在他的故乡红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于是，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的人民化为刘罗汉、余占鳌、奶奶、豆官等个性奇异的人物；而这些高于民族精神的人格，又融汇到特殊氛围——那无边无际散发着甜腥气息的红高粱地，成为悲壮、神圣、永恒的象征。”这显然即“誓死反抗日本侵略保家卫国的英雄人民永垂不朽”的形象表述。“个性解放”与“抗日爱国”这两种主题都是颇为接近小说文本的。此外，至少还有一个与文本更为一致的主题，即：歌颂张扬个性解放的村民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或者说，既张扬个性解放又歌颂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

其一，余占鳌领导的游击队是一支理性的有目的、有组织、经过训练的民间抗日武装。在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伸进高密东北乡之际，“余司令树起抗日旗”，拉起抗日的队伍，目的明确，剑指鬼子。他请任副官担任教官，既开展政治教育，又进行军事训练。“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唱出了他们卫国保家的心声。大刀、土炮、鸟枪、老汉阳、两支手枪与三支大盖子枪，是他们训练与杀敌的武器。游击队纪律严明，对余占鳌有养育之恩的叔父余大牙强奸民女，司令抑制私情，最终按照任副官的意见，将他就地正法。游击队坚持联合御侮，当余司令和冷支队长发生争执，戴凤莲说：“这不是动刀动枪的地方，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去。”余司令甚至忍辱负重地说：“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他还教育儿子豆官要把“枪子儿先向日本人身上打”。游击队“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40人……摆在大路上，30多人缩成一团，像一条冻僵了的蛇”，就是这么一支队伍，却在一场伏击中消灭了包括一名少将在内的日军车队四五十个鬼子官兵。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具有宁愿战死也要保家卫国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其二，作家通过叙述者“我”对爷爷奶奶们的抗日业绩，或寓论于叙，或直接赞美。“我”称赞爷爷为“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我”记叙道：爷爷1958年从日本归来时，村里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县长尊爷爷为老英雄，给他敬酒，说他给全县人民带来了光荣。“我”称赞爷爷辈的父老乡亲们“精忠报国，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我”认为：“用铁耙挡住鬼子汽车退路的计谋竟是我奶奶这个女流想出来的。我奶奶也应该是抗日的先锋，民族的英雄。”“我”还写道：“奶奶，这一担沉重的拤饼，把她柔嫰的肩膀压出了一道深深紫印，这紫印伴随着她离开了人世，升到了天国。这道紫印，是我奶奶英勇抗日的光荣的标志。”莫言说：《红高粱》的叙述者“我”采取的“全知全能”“这种视角同时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评判态度。”这种“评判态度”既然是“历史的”，无疑是客观公正的、实事求是的。

上述两点充分说明：中篇小说《红高粱》确实不仅张扬了个性解放，而且还颂扬了抗日爱国的顽强意志与牺牲精神。文学作品这种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是对五四传统的继承，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都是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民族危机感和民族自强、自立以及救亡的历史要求日益紧迫的时候。也正为此，五四那一代，在强调个性解放时，同时强调了自我牺牲精神。

《红高粱》作品引发了人、人的命运、人的价值、人生、死亡、生命力、民族精神、伦理道德等方面在哲学的层面上的深刻思考。作家用一种富有表现力的表达，在对民族性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认识、自我赞颂与自我批评中，去追寻民族文化心理与民族精神力量。弥漫小说全篇的是一种刚健暴烈、自由激昂的生命状态的赞美基调，让人产生热血沸腾的感觉。

生命力在红高粱世界的意境中弥漫

浑朴自然的高密东北乡是一片内涵丰富、生机勃勃的传奇黑土地，莫言用优美的笔调营造了一个红高粱世界。这部作品和第一章分别以红高粱家族和红高粱命名，开篇营造了一个弥漫生机气息的世界：“无边无际的红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蜿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红高粱生长于中国北方的农村，生存条件艰难，它是高密人赖于生存的物质食粮和活动的场所，他们杀人越货、爱恨情仇、精忠报国，所有的幸福、残酷都发生在这片他们日夜穿梭的血色高粱地里。红高粱地为作品表现民间原始的生命力和野性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叙述的自然背景及历史场景，爷爷等先辈们在这一如火如荼的高粱世界的浸染下锻造了狂野而又坚韧的生命意志。

生活在这片红成一片光洋血海的红高粱里的人们，虽然面临饥饿、贫穷、仇恨和死亡等诸多痛苦与磨难，但是苦难反而激发他们身上奔腾的血液、高昂的斗志，高密东北乡的人们张扬着蓬勃的生命力、张扬着自由个性、享受着美好的爱情，出现了许多表现原始生命力的场面。而个体生命的张扬、毁灭、解体都与红高粱相融合，传奇人物也常常与红高粱联系在一起，因而获得了同一种品格。比如作者把戴凤莲生前的30年的生活描绘成“红高粱般充实”，而她也是在高粱地里为抗击日寇而悲壮牺牲的。“整个《红高粱》充满了象征和隐喻，森林般的红高粱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象征，而每一个人物和画面均充满着深刻的寓意。”无边无际的高粱地隐喻着生命的热力与不屈，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是人格的象征。小说里景与人得到完美的结合，景物处处弥漫着生命的气息，如那无处不在的茁壮、浓密、顽强的红高粱，它们能哭能笑、能吟能叫、会喜会悲、会怒会怨，又如那款款流动不息的墨水河，及墨水河河边“丛生着灰绿色的芦苇和鹅绿色车前草，还有贴地爬生的野葛蔓，枝枝直立的接骨草”，“河滩上的狗蛋子草发疯一样生长，红得发紫的野茄子花在水草的夹缝里愤怒地开放”。

莫言善于用色彩来凸显、宣泄生命的自我感受，使生命在缤纷色彩中绽放。热烈而悲怆的红色是贯穿全书的主色调，从开篇渲染成光洋血海的红高粱到小说结束时着重提到的“纯种的红高粱”。红色强烈地显示一种生命的意义，象征着生命的诞生和死亡，因为血色能唤起生命的躁动和升腾起生命感，也能产生残酷和恐怖感，同时也被赋予复仇的英雄情绪。野生的红高粱象征着原始的欲望、激情和生命力量，爷爷余占鳌等祖辈们具有了野生高粱般鲜明的性格。纯种野生的红高粱隐喻着充满野性生命力和原欲的爷爷奶奶等祖辈们，而杂种劣质的高粱隐喻着原始生命力的萎缩和异化的现代子辈们。“现代人应该超越道德、超越悲剧、超越文化，不惜一切努力找到‘一株纯种的红高粱’，把它作为‘护身符’，去‘闯荡你的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

莫言呼吁后辈们应该去寻找先辈们传统精神的力量和迷失的精神家园。“香气馥郁”“蜂蜜一样的甘饴回味”的高粱酒总是与祖辈的豪壮、豪情相联系，深红的高粱酒中跳动着中华民族积极上进的精神，这里的人们酣畅淋漓地喝酒、醉酒、祭酒，任情狂野地享受生命，在高粱酒浸染下，生动演绎了酒壮英雄胆、酒成英雄事的一幕幕豪壮的场面。而红高粱酒经常和血气、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爷爷往酒里撒尿偶得独门配方，使高粱酒酒味醇厚，象征着强悍生命酿造的本色。爷爷在酒后杀死利用钱权强娶奶奶戴凤莲的单家父子，奶奶用酒将亡夫单家进行大消毒，爷爷在醉酒后大胆陈述并公开与奶奶的不伦爱情史，铁板会神秘的祭酒场景和气氛，奶奶在酒味的渲染下装疯瞒过日本鬼子，浸染着罗汉大爷精魂和血液的那罐高粱酒，戴风莲、余占鳌和冷支队长喝下掺了罗汉大爷鲜血的高粱酒，伏击日本车队前爷爷与冷支队喝酒时的豪迈，高粱酒的精神浸透着中华民族的骁勇血性，激扬着旺盛不息的生命意志。

在那血海般辉煌而又凄婉的高粱地，红高粱和高粱酒的血液在东北乡里的乡亲们身上再生和奔腾，红色的高粱和高粱酒创造了一种情绪，构成了一种意象，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象征和暗示。孕育着红高粱的高粱地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冲破几千年来被压抑和摧残的人性的束缚，弥漫在这片土地上的是蓬勃喷涌的生命力和无所畏惧、自由自在的开拓精神，是中华民族品格重要的精神基因，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激情和反叛精神的灵魂和生命在那片红高粱地里呼啸。

生命力在作品的主题上的突现

莫言把高密东北乡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从生命本体意义的角度切入，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家长里短、童年记忆、故乡见闻、家族历史、乡景民俗、先人的野性活力、奔放的生命形态、感情纠葛、土匪的争斗和传奇经历，安置了余占鳌、戴凤莲等人集合勇猛与凶残、伟大与卑琐、人性与野性等多重性格，重现气势磅礴的民族力量与粗犷强悍的民族根基，寻找中华民族那种勇敢坚毅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比如作品从全新的角度描写中华民族抵抗外辱的战争场面，没有设置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的“政治主题”和典型历史事件，淡化了政治意识色彩，而是设置了主观时空，对历史进行虚拟性的想象，抗日战争题材故事变成了家族秘史和个人野史。莫言生动地描写了中国普通农民对抗外敌入侵的淳朴态度和生命之气，深刻地去表现民族血性精魂里的那股原始蛮性的激情和力量。

《红高粱》的主题重点阐述了生存成为生命的最高原则，悲壮地诠释了中华民族在灾难中不屈的精神，给人一种坚强地生存下去、继续活下去或要活得更快乐更痛快的精神和力量。“塑造出一个充满生命意义和力量的带有理想色彩的民间世界，表现出强烈的‘种的退化’的忧患意识。”作家通过对祖辈、父辈、孙辈三代人不同的生存状态的对比刻画，特别是将现代生活重压下麻木不仁的孙辈与传说中风流潇洒的祖辈进行鲜明对比，显示先辈们的生命强悍、英勇顽强和现代人的渺小赢弱，表现出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担忧和反思。“我”父亲豆官表现出胆怯和动摇，并在与群狗作战被狗咬去一个睾丸而成“独头蒜”，这隐喻着父辈生命力的减弱，而到了子孙“我”辈时，祖辈父辈的英雄气概已消失。小说反复强调对先辈的崇拜：“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而面对生命力旺盛的先辈们，后辈们只有自愧与仰慕。在这异化的社会里，适合红高粱生长的高粱地已消失，红高粱成了梦境中一个精神和心灵的栖息地。在寻求和回望先辈生命的辉煌的过程中，莫言痛惜原始生命力的消退，痛感现代人人性的龌龊，呼唤着生命力的张扬和人性的回归。

叙事语言——审美还是审丑

《红高粱》的整个符号系统就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审美范畴，其中的人物语言是粗话、脏话、野话、荤话、骂人话、调情话等粗俗污秽的乡村用语，是典型的高密农民在说话，这种在旁人看来近乎疯癫的语言在小说的环境中却有一种独特的美感，这种语言风格表现了作者独特的审美趣味。

（ 一） 粗俗又崇高的人物对白

《红高粱》中的人物对白是作品的一大亮点。个性化的民间口语贯穿于故事的始终，在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中，读者既能感受到民间口语原汁原味的“粗俗”，又能听到粗俗背后那份源自生命底层最原始、最崇高力量的呐喊。

二段对白：

1、余司令大喊一声：“日本狗！狗娘养的日本！”余司令一愣神，踢了王文义一脚，说： “你娘个蛋！没有头还会说话！”

2、“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第一段对白是“我爷爷”余占鳌带领游击队打日本鬼子时的几句话河以说是脏字连篇河谓粗俗。寥寥几句话就将一个粗野豪放、蛮横顽强的土匪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匪气和英雄气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很难将余占鳌的脏话归结为一种粗鄙的表现，在抗日的民族大义面前，这几句脏话因为饱含了一个中华男儿的血性而变得真实可感、丰满崇高。

第二段对白是“我奶奶” 临死前对这一生的总结。她敢爱敢恨敢想敢做不怕天谴不怕报应把跟“我爷爷”在高粱地里野合说成是“对自己身体做主”把和长工罗汉大爷偷情说成是“对幸福的追求”视贞节于无物视名誉为粪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奶奶”的所言所语、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对女子贞节操守的要求，是一种不守妇道的放荡表现。但从“我奶奶”最后的话语中，读者全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水性杨花、贪恋肉欲的女人在强词夺理，而是一个大胆热烈的女权卫士对幸福、对生命的执着追求。莫言作为一个立足于民间的作家，他笔下人物的语言充满了泥土的气味，在《红高粱》中，能从人物的语言里听到来自于底层农民特有的说话风格和特点，粗俗中显质朴，粗俗中显崇高，这看似矛盾的语言特点在莫言独具匠心的叙事艺术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二）爱憎交织的场面叙述

场面描写一直是莫言的拿手好戏，莫言在场面描写中喜欢使用通感，而且想象离奇大胆，语言汁液横流，饱满生动，给人一个更广阔的想象世界和更复杂的感觉空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在小说《红高粱》中，充斥了大量的场面描写。对高粱地的场面描写：

1、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恺地注视着我父亲，父亲也虔诚地望着它们。父亲忧然大悟，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奶奶注视着红高粱，在她的眼睛里，高粱们奇橘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它们在奶奶眼里盘结成蛇样的一团，又呼喇喇地伸展开来，奶奶无法说出它们的光彩了。

莫言对同一片高粱地选用了语体色彩截然相反的叙事语言。这既是作者主观情感的宣泄又是对作品主题的侧面烘托。第一个语段是“我父亲” 追随着“我爷爷”去打鬼子潞过高粱地时的所思所想。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着生机和希望而红高粱就是这片土地永远的主人，它们受雨露滋润，得天地精华，世世代代生长在这里，见证了高密东北乡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池见证了黑土地上英雄儿女保卫家园、反抗侵略的壮举。“我父亲”站在高粱地面前的思想活动，就像一个虔诚的教徒在佛祖面前朝圣、祈祷。在这段描写中，莫言赋予了红高粱最饱满的灵魂和最伟大的生命。他以红高粱作为隐喻，实际上是在讴歌像红高粱一样生生世世守卫着自己家园的民族英雄。在小说的结尾处，莫言这样写道：“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游荡在我们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 这种直抒胸臆的情感宣泄是对《红高粱》主题最好的诊释，体现了作者对故乡土地上像红高粱一样坚毅的人们最由衷、最热烈的爱。

第二个语段是“我奶奶”临死前眼中的红高粱景象。在这里，红高粱俨然已从上帝变成了魔鬼，它们用最丑陋的形态最恶心的声音将“我奶奶”一步步送到了生命的终点。同样的一片高粱地，却出现了强烈的情感反差，这看似矛盾，但只要认真阅读一下文本就会明白作者这样写的意图。“我奶奶”是在给抗日部队送饭的路上死于日本人的枪口之下，在莫言笔下，这片红高粱就是埋葬“我奶奶” 的坟墓， 它们嗜血成性，丑恶肮脏，这正是对日本侵略者罪恶行径的真实写照。

莫言爱这片高粱地，因为它养育了一代代英勇不屈的高密子孙。恨这片高粱地，因为它见证了悲惨的历史，浸染了人民的鲜血。这种矛盾的情感用莫言自己的话说就是：“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崛凝、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 莫言在营造美丑时，十分注重语言的夸大和张力，美就要美得彻底，丑就要丑得变形，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创作意图得到最深刻的凸显。小说中对红高粱的反差描写也是作者一贯叙事风格的集中体现。

叙事视角——谁在讲故事

要把一个故事讲好除了有好的语言、好的题材，还要处理好叙事人和故事之间的关系即谁讲故事怎么讲故事也就是叙事视角的选用问题。莫言是一个特别重视讲故事技巧的作家，他不想中规中矩地讲一个故事，他喜欢不断改变和挑战自我，所以在他的叙事技巧中，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叙事视角灵活多变。有时叙事人称一致但同一人称所代表的人物发生了变化，有时叙事人称经常发生改变，叙事视角也就随着叙事人称的改变而改变，可以说这种叙事艺术不但挑战了作者，也挑战了读者，因为读者稍不注意就不知道是谁在讲故事了。在小说《红高粱》中作者打破了叙事视角的常规用法将多种叙事视角交替使用达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小说《红高粱》主要讲述的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故事。从故事层面上看，“我”并没有在现场直接参与到故事，并不知道“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心理活动。按照一般的叙事手法作者完全可以采用第三人称外视角进行叙述然而在《红高粱》中， “我”不仅作为一个公开露面的叙述者，而且还成为了故事的组成部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以“我”的叙事声音为基点，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这样的叙事视角直接把“我”带入到了故事的语境，带入到了历史的现场。所以作为叙事者的“我”不仅不是局外人而且还能够知道“我爷爷” 、“我奶奶”的言行和心理活动甚至知道一些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如“我”可以嗅到“奶奶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可以听到“我奶奶”坐在花桥里“心跳如鼓”河以看到“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的具体细节。

从小说的内容来看，“我奶奶”在我出生前就已经死去，“我爷爷”也没有对“我”进行直接地讲述，显然，“我”根本不可能从当事人的口中知道这些私密的事件，也不可能从其他人的口中得知。然而作为叙述者的“我”却凭借历史想象超越时空的界限追述了那些“我”并不在场的历史。不仅如此，“我”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他们发表评论：“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英雄，也是一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

莫言在创作思想和艺术上受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影响很大，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利用“魔幻”般的视角拉近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莫言同样引用了这种手法，只不过把“马贡多”换成了“高密东北乡”从这一点来说《红高粱》中“我”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是作者对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借鉴和创新。但是在小说《红高粱》中，“我”并不是从始至终都是全知全能的，在对许多场景的描写中作者又采用了第三人称外视角，这就由“我”在讲故事变成了“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如小说的结尾处这样写道：父亲从河堤上检起一张未跌散的扦饼，递给爷爷，说：“爹，您吃吧，这是俺娘擀的拤饼。”爷爷说：“你吃吧！”父亲把饼塞到爷爷手里，说：“我再去检。”父亲又检来一张拤饼，狠狠地咬了一口。在这段描写中，作者没有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也没有发表一句评论，而是跳到故事外面，以人物对话的形式，冷静客观地还原了当时的现场。

“我父亲”和“我爷爷”吃着死去的“我奶奶”擀的拤饼，并没有流露出悲伤的神色，也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后，生死在他们眼中变得淡然。莫言以一种“无声胜有声”的冷静描述，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情感冲击，这种震撼并不是作者用语言可以营造的，而是读者在结合了自己人生经历的基础上的一种深层次的情感体验。

纵观整部小说，莫言在全知和限知的叙事视角中来回穿梭，在讲述别人故事的同时，也在聆听着别人讲故事。限知视角的使用消解了文本中“我”的存在，给读者以公正客观的感觉。全知视角的使用又使“我”在故事中无处不在，仿佛是“我”在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件事情。这种看似矛盾的视角转换使莫言不但能够自如地掌控叙事节奏还能给读者以足够的想象空间，在叙述上真正做到用技而不炫技，主观又不失公允。

文学价值

《红高粱家族》的三场“性”以性爱空间的奇特、描写的真实、形式的怪异、时间的漫长震撼性地喊出了人的宣言，写出了民间抗战英雄的真实性格，将英雄从“神”的云端拉回到“人”的世界，是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发展史上革命英雄传奇神话历史终结的标签之一，对新时期小说人物塑造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毫无疑问，爷爷、奶奶、恋儿三个人的性格中都含有敢爱敢恨、勇于反抗的特质，然而他们却不完全是同一类人。“性”突出了他们性格中的同类异质。余占鳌暗杀与母亲私通的胖和尚、为了奶奶九儿杀死单家父子和土匪花脖子、枪毙酒后施奸的亲叔余大牙，伏击日本人，与江小脚、冷支队摩擦，文学评论界一直把他看作是一位既正义又野蛮的热血男儿。“亦‘匪’亦‘侠’作为余占鳌的完整人格，既表现着‘高密东北乡’的悍野民风，也反映着作者心目中的英雄崇拜”。然而许多人忽略了他性格的另一面，即对性（实是对女性）的尊重与膜拜。他对与他发生过性关系的女性生养死葬， 有情有义，负责到底。即使是高粱地的强奸，他也做得体贴入微，“余占鳌把大蓑衣脱下来，用脚踩断了数十棵高粱，在高粱的尸体上铺上了蓑衣。他把我奶奶抱到蓑衣上”。甚至对躺在蓑衣上的奶奶膜拜，“余占鳌一截截地矮，双膝啪哒落下，他跪在奶奶身边”，以至感动了奶奶，“奶奶浑身发抖，一团黄色的、浓香的火苗，在她面上毕毕剥剥地燃烧”。发生性关系后，他迅速履行了诺言：杀死单氏父子，为奶奶开辟了一条新的幸福生活道路。奶奶死后二年还为她出大殡。对恋儿也是如此，当他对还是姑娘的恋儿产生欲望时，心里还是有一丝迟疑和顾虑，“爷爷低着头，想了一会，说：‘没事了。’”一旦与恋儿发生性关系后， 就对她负起了责任，不仅动手打了欺负她的奶奶，还在河对岸买房子与她同居，在她被日本兵轮奸致死后，为她送终，为她报仇。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比有名分的夫妻还要尽责， 体现了一位男人对一位女人的最大尊重，这正是他作为人的魅力所在。

奶奶和恋儿，一主一仆，同样刚烈，同样聪慧，然而在三场“性”中，充分体现出她们的不同性格：奶奶以退为进、以柔克刚；恋儿则主动出击、灵活应变。奶奶的本质是一个敢爱敢恨、敢作敢为的刚烈女子，她的临终所言“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 丝毫不逊于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和娜拉的“首先我自己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是个彻底的人道主义个性解放者。然而，当蒙面土匪把她从驴背上拉下时，奶奶丝毫没有反抗，没有叫喊，甚至还积极配合，“她甚至抬起一只胳膊，揽住了那人的脖子，以便让他抱得更轻松一些”。当土匪撕掉蒙面黑布显出轿夫余占鳌的真相时，奶奶居然“暗呼苍天，一阵类似幸福的强烈震颤冲激得奶奶热泪盈眶”。以性的自觉反抗不公平的命运。只是在事后提出要求，“她坐起来，六神无主，泪水流到腮边。她说：‘他真是麻风。’”自此有了余占鳌的谋杀单氏父子、霸占单家财产、与奶奶的多年姘居的行为。她用貌似的柔情和柔弱去激发余占鳌为她开辟崭新的生活道路。

而恋儿则相反，面对爷爷的性暗示，作者通过恋儿的“四笑”写出了她的机敏、狡黠以及率性不羁。（爷爷顿了一下喉，吃力地说：“你……站住……”）“恋儿转回身，用洁白的牙齿咬了一下肥厚的嘴唇，嫣然一笑。”“一笑”说明恋儿开始猜测到爷爷的心思。（爷爷看着她鼓蓬蓬的胸脯子，说：“你长大了。”）“恋儿把嘴角动一下，唇边显出两条狡猾的皱纹。”“二笑”说明恋儿证实了自己猜测的正确性。（爷爷低着头，想了一会，说：“没事了。”）“恋儿又咬住嘴唇一笑，扭一下屁股，走了。”“三笑”看出恋儿明白爷爷心里的顾虑和忧郁。（恋儿又进来了，她倚着门框，目光迷离地看着爷爷。爷爷感到脚心里和手心里流出了汗水， 说：“你要干什么？ ”）“恋儿咬着嘴唇，莞尔一笑。”“四笑”说明恋儿已经打定主意要主动出击。最后在恋儿挑战式的问话“你冷吗”的激发下，二人完成了三天三夜灵与肉的性爱。同样， 面对日本鬼子的深夜袭击， 恋儿先是以抹黑的脸庞、假扮孕妇体型进行反抗，继以咬破鬼子的鼻子誓死保卫自己的贞操，而当鬼子以小姑姑的性命相威胁时，哀求无用，她立刻卸下伪装，主动脱光衣服，任由日本兵蹂躏，“她平躺在炕上， 大声说：‘弄吧！你们弄吧！别动我的孩子！别动我的孩子！’”虽未奏效，但也充分显示了她的灵活应变。

美学价值

莫言运用审美的眼光，对原生态的性加以提炼和升华，使前二场性呈现出优美的审美范畴， 而第三场性呈现出崇高和悲剧的审美范畴，使读者的审美心理既得到潜在的宣泄又得到升华超越，从而得到审美的高潮体验。

在第一场“性”中，春日融融，青天如涧，一条绿沽油的缀满小白花的小路， 周围的高粱如绿色幔帐， 世界是如此的安静，天与地是如此的和谐，“他把我奶奶抱到蓑衣上。奶奶神魂出舍，望着他脱裸的胸膛，仿佛看到强劲剽悍的血液在他黝黑的皮肤下川流不息。高粱梢头，薄气袅袅，四面八方响着高粱生长的声音。风平，浪静，一道道炽口的潮湿阳光，在高粱缝隙里交叉扫射”。灵与肉是如此贴近，“奶奶和爷爷在生讥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秉天地之精华，得万物之灵气，这分明是青春与美的颂歌，是生命的颂歌，读者从中获得的是轻松、愉快和心旷神怡的审美感受。第二场“性”结合环境描写将爷爷和恋儿性前的爱恋心理写得极其微妙、细腻和唯美，丝毫没有淫秽的感觉。（恋儿嫣然一笑）灰暗的房子里像亮开了一团金色的光，窗外嘈嘈杂杂的雨声像被一道绿色的墙壁挡住了。——看到希望（恋儿又咬住嘴唇一笑，扭一下屁股，走了。）屋子里又暗了，窗外灰蒙蒙的雨幕更厚更重。 ——希望破灭（恋儿又进来了，她倚着门框，目光迷离地看着爷爷。）雨声又退出很远。——重新燃起希望（恋儿咬着嘴唇，莞尔一笑。）爷爷看到房子里又成了金黄色的一片。 ——充满希望空酒碗在炕上扔着。两个人直着眼睛看。爷爷看到屋子里到处燃烧着黄金一样的火苗，在遍屋黄金火里，有两朵蓝色的小火苗跳跃着。黄金火烧着爷爷的身体， 蓝火苗烧着爷爷的心。 ——爱火中烧爷爷对环境的感觉随着恋儿的一举一动而充满诗意般地变化，显示出宁静和谐的优美。

第三场“性”则以崇高和悲剧的审美范畴打动读者的心扉。二奶奶为救小姑姑而含恨献身的壮举震撼了六名日本鬼子，但是不能阻止他们侵犯的步伐。莫言用极富感染力的语言写出了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胎儿如何在日军的残忍蹂躏下走向灭亡的。“你的嘴里突然涌出了一股鲜红的热血，腥臭的味道灌满了你的鼻腔。腹中胎儿的扭动引起了一阵阵撕肝裂肺的痛楚，你全身的肌肉、你每一条神经都紧张着痉挛着，好像一根根绷紧的弓弦。你感到胎儿用力往你的深处躲藏着，躲藏着难以洗刷的耻辱。”“那个年轻的漂亮士兵站在炕上， 用刺刀挑起小姑姑，晃了两晃，用力一甩。小姑姑像一只展开翅膀的大鸟一样，缓慢地往炕下飞去。她的小红袄在阳光下展开，抻长，像一匹轻柔平滑的红绸， 在房间里波浪般起伏着。小姑姑在飞行过程中奓煞着胳膊，头发像刺猬一样立着。”“二奶奶拼尽全力嚎叫了一声，她想奋身跃起，但身体已经死了，她眼前一片黄光闪过紧接着出现绿光，最后，漆黑的潮水淹没了她。”二奶奶、小姑姑、胎儿的死亡激起了读者强烈怜悯和对日本鬼子的强烈憎恨，亚里士多德说，悲剧的效果是“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感情得到陶冶”。唯有如此，莫言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打鬼子，保家乡，报仇雪恨”的抗战呼声才得到读者的共鸣，作品的主题才得到强化和升华。

2019年9月23日，《红高粱家族》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电影

《红高粱》电影改编自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的同名小说，由张艺谋执导，姜文、巩俐、滕汝骏等主演。

影片以抗战时期的山东高密为背景，讲述了男女主人公历经曲折后一起经营一家高粱酒坊，但是在日军侵略战争中，女主人公和酒坊伙计均因参与抵抗运动而被日本军虐杀。1988年该片获得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中国电影。

电视剧

《红高粱》电视剧改编自中国首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由郑晓龙执导。该剧由周迅、朱亚文、黄轩、宋佳伦、秦海璐、于荣光、徐光宇、解惠清、曹征领衔主演。该剧讲述了在20世纪30年代初，九儿和余占鳌在充满生命力的山东高密大地上，用生命谱写的一段关于爱与恨、征服与被征服，充满生命力的近代传奇史诗巨制。

《红高粱》已于2014年10月27日登陆北京卫视、山东卫视、浙江卫视、东方卫视四大卫视黄金档首播。二轮于2015年2月12日湖北卫视每晚19：30长江剧场：2月15日吉林卫视每晚19：30黄金剧场两集播出。

《红高粱》中的“红高粱”精神的最大特征就是“自由茁壮”。在高密东北乡这样一种壮美的背景下，交织着神奇与梦幻、纯真和浪漫，表现着爱恨、凄婉和悲壮，但也不乏世俗、丑陋与龌龊。但总体来说，这种“红高粱”精神主要表现为一种对生命原始力量的热爱，一种自由茁壮的生命状态。

——于月

与红色经典中众多的平凡英雄一样，余占鳌的个人身份仍然是农民，但也是个“坏事干尽，好事做绝的土匪，和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千百万群众的英雄不同。在这种对英雄主体的去政治化和生命还原中，莫言以一种人本主义的方式大气磅礴地完成了农民社会身份溯源，新英雄在红高粱中用不同的形象参与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而作家则在八十年代的特殊语境中完成了民族战争历史背景下的英雄追认。

——任南南

从表面上看，《红高粱家族》 所写的是有关抗日战争的历史，叙述的是一个宏大的主题，实质上，由于穿插了“我爷爷” 和“我奶奶”惊世骇俗的爱情传奇，使得小说更像是一种非官方的“野史杂说”。 莫言更多的是“用民间化的历史场景、‘野史化’的家族叙事，实现了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原有的权威叙事规则的一个‘颠覆’”。

——贺玉庆、董正宇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品：《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