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书亚·劳伦斯·张伯伦（Joshua Lawrence Chamberlain，1828~1914），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著名的北方军将领。

张伯伦1828年9月8日出生于缅因州的布鲁尔，是他父亲五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其家乡是一个靠农业和造船的海边小镇。他的名字取自一位当日传奇性的美国海军准将詹姆斯-劳伦斯。他的母亲向他灌输了宗教信仰（他在公理会长大），而他的父亲则对军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张伯伦有着杰出的军事背景，尽管他谦虚地否认了这一点：他的曾祖父曾参加过殖民战争和革命战争，他的祖父曾在1812年战争中担任上校，他的父亲在1839年对新不伦瑞克的所谓阿罗斯托克战争中担任缅因州军队的二把手。童年时代的张伯喜爱多彩的户外活动，尤其是骑马，7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驾驭骏马在自己的农场飞奔了。而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张伯伦的性格却是有了很大的转变，变得出奇的内向害羞，如同其父亲一样沉默寡言。年轻时，张伯伦在砖厂和木材行业工作，1846年开始教书。1848年张伯伦进入了鲍登学院（Bowdoin）主修文学和修辞学。在大学张伯伦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约书亚。大学期间，其获得过写作和演讲的校际一等奖。作为一名学生，张伯伦绝对是那种让老师欣赏的标准好学生。此时张伯伦最大的爱好也从骑马演变为了拉奏低音古提琴。

1856年毕业多年业已取得硕士学位的张伯伦被包林大学聘为了修辞和演讲学教授。之后又被聘为现代语言学的教授。在这些位置上张伯伦发挥的很好，他能够流利地使用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德语，希伯来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还有与叙利亚语足足八种外语。在当时的包林大学看作是无价之宝般的人才。

随着1861年后，内战的爆发，张伯伦平静舒适的教书匠生涯也被打破了。他的不少同事和学生纷纷加入了北军投入了血腥的战争之中。面对到欧洲教书远离战争的机会，张伯伦最终还是留在了美国并被征招加入了志愿军。

1862年，张伯伦获准休假两年出国留学。尽管遭到了教员的抗议（他们不想在战场上失去这么优秀的老师），他还是应征成为缅因州第20步兵团的中校。Israel Washburn当时是缅因州州长，在他签署张伯伦的委托书之前，其他嫉妒他的人警告他要注意这位年轻的教授：一名男子写道，张伯伦“不是斗士”；另一位轻蔑地说张伯伦“什么都不是”。正如麦克弗森后来所写，张伯伦“不是联邦军队中唯一的大学教授，但他肯定是两支军队中唯一一个能读七种语言的人：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叙利亚语、法语和德语。”

参军后被任命为中校担任第20缅因志愿步兵团的副指挥官。其团长为一名西点毕业生阿尔伯特·艾姆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成了张伯伦的一位杰出的好老师。在这个团里的指挥官中还有张伯伦的最小的弟弟汤姆-张伯伦，一名见习准尉。

第20缅因接到的头一个命令就是参加了内战史上最血腥的一天战斗---安特提姆战役。在马里兰的南山与南军的一支部队展开了首次战斗。头一回面对真实战斗的张伯伦，似乎是被血腥所吓煞了，整个战斗中呆若木鸡，幸亏团长艾姆斯的顽强指挥击退了南军的进攻。1862年12月，第20缅因又参加了菲特烈伯格战役，这次战役是北军所经历的最惨重的失败。张伯伦日后回忆那次战役如同是在和“死神”露营一般。也许是经过前次的经历，张伯伦这一回表现的很不错，沉着冷静地带着部队顺利撤出了被南军炮火所覆盖的城市。经历这两次的大战役后的1863年春天，张伯伦和第20缅因平安无事地在休整中度过。到了5月，他们又参加了查尔斯韦拉战役，此战中团长艾姆斯在双方的枪林弹雨中阵亡。其间，张伯伦已经学习和提高了很多自己的军事修养，从一个彻底的门外汉而成长为一个能独当一面的指挥官。在了查尔斯韦拉战役中团长阵亡的情况下出色地接替了指挥权，带领部队突破南军包围。战后被提拔为上校正式负责了第20缅因的指挥官之职。

时间很快到了6月底，张伯伦的部队也随着伯特马克河军团回防了宾西法尼亚州，在葛底斯堡他将迎来自己命运的转折点。在葛底斯堡战役的第二天，第20缅因志愿步兵团作为第三军的一部分赶到了战场，随即就被派往驻守北军战线的最左翼小圆山。这里是北军战线的最左端，边山就是笔直的山崖，小圆山海拔400米，全山被郁郁葱葱的各种树木所密密覆盖。上午10点左右，南军的胡德师中的两个旅向北军左翼发动了进攻，其中的德克萨斯第5和第6步兵团，阿拉巴马第13步兵团朝着由第20缅因团驻守的小圆山发动了进攻。战斗一开始就陷入了苦斗之中，双方全都是拼出了全力。张伯伦组织起了猛烈的火力阻击，其部队就如同是钉子一般牢牢地扎在小圆山，一步也不肯后退。张伯伦很清楚，如果他这里被攻破了，整个北军战线就有被突破保卫撕裂的危险。

“各位，我们今天的战斗将决定这场战役的结果，而我也深信这次战役的结果也将决定这场战争。我们不能后退，我们也无路可退！”张伯伦在战斗中如此地自己部下们说到。

三个团的南军似乎是无休无止地对小圆山发动着波次的进攻，然而一队又一队的南军士兵爬上山去然而得到只是一具具滚下山的尸体。同时，第20缅因也是付出了惨重代价，伤亡人数惊人。在血战了4个多小时，张伯伦和他的部队耗尽了所有的弹药，然而敌军却还是仍在不屈不挠地向他们进攻。此时的张伯伦作出了他一生也许是最重大抉择，他对自己的下属下达了如下的命令，

“我们已经耗尽了弹药，一半的兄弟也随之倒下。但是，你们和我都明白，我们不能后退，为了我们的国家和理想，我们必须战斗到底，也只能战斗到底。这也许是我给你们的最后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冲锋!”

正当南军又一次向山上进攻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听到了缅因人那嘹亮冲锋号，张伯伦挥动着自己的佩剑一马当先地冲在了前面，第20缅因团的士兵们端着刺刀视死如归般地冲下山来。进攻多时也同样疲惫不堪的南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冲锋吓傻了，他们完全没有料到这群北军竟然会发疯一般地冲下山来。慌乱之中的南军中几乎没有人来得及上刺刀，竟然被张伯伦的冲锋连滚带爬地被赶下了山，百十多名南军士兵士兵甚至向着这群枪膛里已经没有子弹的北军士兵缴械投降。这次冲锋也彻底地击退了南军对于小圆山的进攻。这也成为了整场战役的一个转折点，李的计划也因此而破产，而葛底斯堡战役因此成为了美国内战的转折点。

可以说，张伯伦指挥的这次冲锋，是转折点中的转折点，是撬动函数的导数的二次导。第三日第20缅因团被撤回了战线后方，当战役结束的时候，人们发现一年前刚从缅因出发时的第20缅因团有足足1000人，但到了战役结束时只剩下了不足两百人。

事后，张伯伦轻描淡写地补充道，“碰巧我们成功了。”那天在那里的另一名缅因州士兵西奥多·格里什（Theodore Gerrish）生动地记得这一点：“命令下达了，‘上刺刀！’刺刀的钢柄在枪管上嘎嘎作响。‘上刺刀！冲锋！’每个人都在一瞬间明白，这场冲锋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但人类的耐力是有限的，……有一小会儿，命令没有得到遵守，小队伍似乎在被浇在上面的可怕的炮火下退缩了……然后伴随着痛苦的狂野呼喊，该团开始冲锋。”

张伯伦写道：“……我记得，当我们攻击敌人的冲线时，我遇到了一名军官，他也在他的战线前面，用左轮手枪照着六英尺以内的我的脑袋开了一枪。当我的刀尖瞬间对准他的喉咙时，他迅速向我上缴了他的手枪和剑，我把它们保存下来，作为我死里逃生的纪念……我们将敌人从我们战线的左翼完全清除，将制高点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左边，并从我们的冲锋中带回了两倍于我们队伍中全部人数的战俘。”

阿拉巴马州第15团的威廉·C·奥茨上校承认，“当信号发出时，我们像一群野牛一样奔跑。”张伯伦和“他的手下救了小圆峰和波托马克军队免于失败……大事有时会发生在相对较小的事情上。”另一名邦联士兵简单地说，“我们以前从未被“鞭打”过，（我们）也不想再遇到缅因州第20团。”

张伯伦在葛底斯堡的直属上司詹姆斯·C·赖斯将军在他的官方报告中写道，“对于第二天战斗的辉煌成功，历史将比战场上任何人都更归功于[缅因州第20志愿步兵团]的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毅力——作为目击者，我毫不犹豫地说，这种行为的灵感和巨大成功来自张伯伦上校的道德力量和个人英雄主义。晋升只是对他在来之不易的葛底斯堡战场上表现出的非凡勇气的部分奖励。”张伯伦本人则要谦虚得多，他在多年后写道：“在我看来，我所做的似乎没有超出人们对我的期望，在那里突然降临的巨大责任下，我有责任做什么。”后来当一位作家要求他用第一人称描述为他赢得荣誉勋章的行为时，张伯伦拒绝了，他不想显得不谦虚。‘你不可能说任何……会有自吹自擂的味道，’这位作家（立刻）回应道，‘因为你作为一名勇敢的士兵的记录是众所周知的，所以自我肯定会远远低于那些记得黑暗日子的人所知道的对你的真实评价。

由于张伯伦的出色表现，战后被国会授予了国会荣誉勋章，提升为准将。之后他被调往西部战场，在冷港战役中负了重伤，然而却又坚持投入了仅仅12日后的彼德伯格战役，以坚强和超乎南军想象的打击速度击溃了南军部队。不过，他的伤势却进一步恶化，被迫退出现役。四个月后又再次坚持返回了前线，晋升少将，之后又相继三次受伤。到了1865年，南军在阿托马托斯战役中正式投降，格兰特专门把张伯伦请到受降仪式上出席。

战后，张伯伦又回到了久违了的教坛，放下剑，拿起了粉笔。很快他就根据自己的军队经历写出了一部回忆录性质的书《逝去的军队》。1866年张伯伦成功地当选了缅因州州长，在他的任期内，他鼓励该州批准第14修正案（该修正案使所有自由男女成为美国公民）。1871年卸任后，又成为了母校包林大学的校长直到1883年。从1874年到1879年，他还是心理和道德哲学教授，也是政治学和公法讲师，一直讲授这些科目，直到1885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教授数学以外的学校课程中的每一门科目。

他还在缅因州农业和机械艺术学院建立的最初几年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学院后来成为位于奥罗诺的缅因大学。张伯伦是共和党人，但不是党内人士。张伯伦担任鲍登学院院长，并在任期内做出了一些有争议的改变。他开始在古典课程外增加科学和工程课程，但一年后学校恢复了原来的课程。除了试图改变学校的教学内容外，张伯伦还试图通过让学生参加强制性的军事演习来改变学生的行为。一些学生抱怨演习占用了他们的学习时间，对新要求的不满迅速蔓延。当张伯伦威胁要开除任何不参加演习的学生时，酝酿中的抵制活动被平息了，但演习最终是自愿的，然后完全取消了。沃德写道：“约书亚·劳伦斯·张伯伦终于被一群不守规矩的男生打败了。”

1878-79年冬天，缅因州饱受党争之苦。在一场备受争议的选举中，有一系列关于投票舞弊的指控。该州的共和党人组成了一个对立的立法机构。张伯伦仍然是缅因州民兵的一名少将，他下令封存州长和议会的办公室，并保护他们的文件。

在后来的生活中，张伯伦并没有放慢多少脚步。1876年，他在费城的百年博览会上代表缅因州发言。他是1878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美国委员之一，并撰写了一份广受赞誉的关于欧洲教育方法的报告。从1884年到1889年，他一直忙于佛罗里达州的铁路和工业投资

时间对他和他的战友们造成了伤害，也对我们所有人造成了伤害。张伯伦在1901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中说，“在每一个回归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如果不是因为你眼中有什么永恒的东西，日渐缩短的队伍、虚弱的步伐、灰白的脸都会让我感到非常悲伤。你虽然内心坚强，但并没有完全掌握那种让你有价值的一切都在衰落的感觉，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抗即将到来的遗忘。你依靠你不会忘记的事物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尽管乌云中出现了一个阴影，让你感到不寒而栗，认为这些事情和你注定会被遗忘。”

虽然在战争期间，张伯伦屡次受伤，但到了晚年身体却极为健康。张伯伦在彼得斯堡受伤的伤口从未真正愈合；他的余生都生活在持续的疼痛中，多年来，他的肠道里一直有一根银管来引流伤口张伯伦“不知何故，在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带着伤口，在现代陆军医生可能认为完全残疾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1914年2月24日，在他去世时，主治医生直接将他的去世归因于伤口感染。

“战争对参与者来说是对性格的考验：它让坏人变得更糟，好人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