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年6月10日—1969年4月6日），美国著名汉学家、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Sather”讲座教授，是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学术代表之一。著有《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等。

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年6月10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首府波士顿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41年从哈佛大学毕业时，学习成绩是全校第一名，并被本校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加入了美国海军。1946年战争结束后，回到哈佛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并于1949年获得博士学位。

成名后的列文森通常被视为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为首“哈佛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与费氏的关系是开始于入伍前（1938—1940年），当时他是哈佛大学二、三年级的学生，费正清是指导教师之一。在战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开始协助费正清讲授“现代中国”方面的课程，同时参与此方面的研究项目。而此间他所从事的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写作《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一书。早在列文森完成学业之际，费正清就表明了如下的看法：列文森是战后他所遇见的东亚研究领域中最有前景的一位，他将卓有成就，并极有可能成为尚未真正起步的远东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1951年9月，得力于费正清的推荐，列文森走上了伯克利的讲台。1953年，《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9月，费正清在该书再版之际写道：“我非常高兴收到新版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有时我会误以为它是在表述‘列文森近代思想’，并从未失去阅读它的浓厚兴趣。”应当说，他们师徒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趣的现象。除非我们停留于某种处理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思想的一般性模式与预设，否则就必须承认费正清与列文森在具体的研究理路和写作风格上是迥然不同的，但是在前者的笔下充满了对于这位高足由衷的赞叹，并一再表示为后者接触的天赋和深刻的洞见所折服。在列文森去世后的一篇纪念文章中，费正清大量的介绍了与这位学生的私人交往及后者的学思历程，但他最后表示，作为进现代中国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列文森所走过的道路似乎并不能够作为一位年轻学者如何开端起步的范例，因为前者所拥有和表现的“并不是普通的学术生涯，而是一个天才的例证”。这其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出费氏作为美国现代“中国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奠基者和组织者的眼光与胸襟，另一方面也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注意，对于人文学研究天才条件所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就后一方面而言，称列文森为“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可以说是一个恰当的类比。

大约在《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完稿之际或者更早，列文森就已经在酝酿和推进一个有关现代中国“三部曲”的研究和写作计划，其成果就是后来分别于1958、1964、1965年出版的三卷本的巨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该书的基本理路最初曾经在1952年9月的学术讨论会上提出，而在1953年夏提交哈佛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一份申请书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有关该书核心观念的清晰的表述。

1969年4月6日，这位年仅49岁，正处在巅峰状态的天才的史学家，不幸在一次游泳事故中丧生了。

列文森才思敏捷，勤于笔耕，着述丰富。他最著名的两部作品分别是：《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1953年）和《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卷本（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1958、1964、1965年）。列文森问津中国近代思想史，始于他对梁启超的研究，所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一书为其博士论文，195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再版，是书为海外梁启超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出版使列文森一举成名。

列文森才华横溢、识见深刻、风格独特，被称为“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作为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巨擘，他首次在西方把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提高到一个全新的理论高度。时至今日，他的一些思想洞见仍熠熠闪光，有深刻启示作用。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仍令今人无法回避。柯文（Paul A. Cohen）曾这样写道：“列文森在探讨近代化和文化演变问题上，锲而不舍，富有想象，在美国战后数十年研究中国的史家中堪称首屈一指，在许多读者心中他的著作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他在五、六十年代“具有巨大魅力”，“是一位令人不得不正视的人物。

确如柯文言，列文森在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中国学研究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他生前曾经获得过多项重要的研究奖金：1954-1955年获富布莱特基金会研究奖金；1958-1959年获行为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奖金；1962-1963年获古根海姆研究奖金；1966-1967年获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研究奖金。

不幸去世后，为纪念他卓越的中国学成就，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中国和内亚地区理事会还专门设立了“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奖给每年美国出版的杰出学术着作。这些着作必须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体、经济等方面研究做出极大的贡献。

列文森去世两年后，其遗着《现代中国：一本对其进行阐释的选集》出版，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 Jr.）等中国学家撰写序言，再次赞扬了这位去世的中国学大家。序言写道：“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列文森在人格和知识上比我们认识的任何人都更接近于一个思想家。他对我们思想和工作上的影响一直是巨大的。实际上，对于整个一代研究亚洲历史的学生而言，他不仅使学生们很好地感受和理解过去的中国和她的心灵发生的革命，还使学生们感受到中国过去的辉煌和她的衰落的痛苦。”施瓦茨（Vera Schwarcz）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列文森的意外去世不仅是美国汉学的一个损失，而且使美国汉学变得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