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世瀛_北京企业管理学院院长

纪世瀛

北京企业管理学院院长

纪世瀛，北京企业管理学院院长，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历任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企业管理学院院长。18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成为大物理学家严济慈的关门弟子；在中国科学院从事核聚变研究。1980年，同柳传志、段永基、陈春先等一起下海创办中关村第一批民营企业，成为中关村创始人之一。担任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14年。

经历

从一名饱经磨难的农家少年到中国科技界泰斗严济慈的关门弟子，从跻身中科院殿堂到投身商海创办北京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成为“中关村创始人”和“中关村第一村民”，再到创办第一家民办研究院、第一家企业家大学和第一家民办科技园……

他的经历独特而传奇，游走于科学界、企业界、教育界的他集科学家的缜密与务实、企业家的智慧和气度、教育家的胸怀和抱负于一身，备受媒体赞誉和企业界拥戴。

数十载沧海横流，多少同辈元老级闯将都已折戟沉沙，而他依然屹立不倒，高调代言中关村，试问人生胜算何在？他直言：学富五车，不如人生一悟！

采访

历史的年轮转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第八个春夏之交，北京市诞生了一所自然应用科学设计研究院。这是一所运用民办运行机制管理的新型的“造血机制。”

当记者到这里采访的时候，一种若有所悟的遐想萦绕在心头，圆明园东路......圆明园东路体院大门西侧......这不正是被英法联军焚烧过的地方吗?!

一八六零年十月,中国近代史上耻辱的一页。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占了北京，攻占了圆明园。这座综合中西建筑特色，汇聚古今艺术珍品的宫苑，遭到了空前的洗劫，金银珠宝，贵重文物被劫一空，豪华建筑被付之一炬。这里记载了中华民族的耻辱，也记载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强盗行径！

一百二十八年过去了，这片被强盗焚烧为灰烬的土地，在春风的吹拂下又吐出了绿芽，北京自然应用科学设计研究院，与圆明园遗址相对而立，遥相映衬。

走进自然应用科学设计研究院大楼，记者在二楼挂有“办公室”招牌的门前止步。里面无人，正在踌躇之间，发现迎面楼梯拐弯处电话桌倚着的墙壁上，贴着一张告示。“敬告，工作时间电话不准私用，如遇紧急事情需用电话者，通话时间要短，并按规定缴付电话费......”还没采访，我已被这简短的文字吸引了。效率！纪律！从这小小的斑点之中似乎窥到了全豹的影子。

院长纪世赢，中等身材，已逾不惑之年，一身合体的黑色西装落落大方，形态自若的神情之中包蕴着一切风风雨雨和他对事业的孜孜追求。应该说，他有着学者的气度和实业家的风范。而这一切又都来自他那坎坷的经历和对事业的向往。

纪世赢，原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孩子：拾柴、捡粪、上学、睡觉......;他又是一个属“超脱”型的少年，六十年代初，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一大批筹建项目处于停顿状态，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似有无数钢针猛刺他的脊背。“见他的鬼，我就不信中国离了别人就不能生存。”从那时起，为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为振兴中华献身的火种，就深深埋在了他的心田里。他发奋读书。一九六二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中国科大近代物理系原子核工程专业。然而，正当他大学毕业准备为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跃跃欲试的时候，“文革”革掉了他用科技报效祖国的机会，被革到山西接受再教育去了。后来，他又因为说了几句对“副统帅”不满的话，被带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遣送回老家昌平。这一代人就是这样的不幸！后来有人说，这是被闲置的一代，被浪费的一代，又是青黄不接的一代，也是经历最繁杂的一代。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革文化之命”结束之后，这一代人又肩负起了重任，有承前启后之说，他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

一九七三年，纪世赢渴望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他的冤案得到平反，被分配到中科院搞核聚变实验。他那颗曝旱多年、近似枯萎的报国之心得到了滋润，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用所学知识拼了八个春秋，搞成了核聚变实验装置的主体工程设计。但是设计成功了，并没有付诸实施。因为我国旧的科技体制大大的限制和束缚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成果大部分被当作展品、样品闲置了起来。科技成果与生产力之间，总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科技人员心头往往有一种落寞之感。纪世赢常常蹙起眉、抿紧唇，一种郁郁寡欢的情绪不时困扰着他。四十多岁了，一事无成。宝贵的时间都浪费了，精力充沛的年龄还有几载？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此时不干更待何时呢？然而，研究所里人才积压、论资排辈、惰性十足、条块分割、层次繁杂。在这种体制下，我们的事业岂能成功？中国摆脱贫穷落后成为世界强国的夙愿何时才能实现？如此这般，谁能说帝国主义焚烧圆明园的悲剧不会重演呢？再看看大墙外面，人民对技术如饥似渴，中科院与东升公社一墙之隔，可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墙内墙外，两种景象，两种心情，人为的造成了两个世界。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强烈的压抑感、时间的紧迫感、事业的责任感，犹如一股股巨大的电流，驱使着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驱使着他要冲破旧的体制再探索出一条新路！

一九八零年，一位颇有造诣的中年等离子专家——陈春先研究员，在参观考察了美国128号高技术公路和“硅谷”之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感召下，首先倡导搞技术扩散，搞中国的“硅谷”一条街，率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北京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纪世赢作为主持日常工作的服务部常务副组长，与陈春先一起开始了步履维艰的创业生涯。他们冒着风险、日夜奔忙，承接科技服务、研制、咨询项目。他们是在闯一条新路，或者说是冒一种风险。这是科技人员自发的向旧的科技体制发起的冲击，是一场交战。

“人死于习惯”

——这是黑格尔的一句名言。

是的！

在中国今日的新体制、旧体制、新观念、旧观念的摩擦、撞击声中，那些被历史淘汰和唾弃掉得不正是因循于习惯而死去的吗？那些在较量中获胜并富有盎然生机的事物，不正是在同习惯势力决裂的过程中而生存下来的吗？然而，中国是历史悠久同时也是积淀沉重的国家。在这片土地上，大多数人崇尚的是循规蹈矩，最难容忍标新立异、锐意求新，这不正是潜藏在人们意识中的习惯在作怪吗？纪世赢他们自走出深墙大院开始创业那天起，就始终伴随着新与旧的较量。有来自习惯势力对他们的诽难，也有来自被习惯势力捆住手脚的许多部门的刁难。这些民办科技实业家的惊人之处就在于——他们非但没有被扼杀掉，反而愈来愈显示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纪世赢后来创办的北京理化应用技术研究所，在短短的几年里，在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的情况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成了下设六个研究室、两个技术部和三个科技试验厂的，有一定开发和研究实力的科、工、贸一体的科研机构。

经历八年的发展，民办科技实业已得到社会各界的承认，北京市理化应用技术研究所也发展到一定规模。那么，您为什么要创办北京自然应用科学设计研究院呢？”记者就此问题，请纪院长谈谈想法。纪世赢如数家珍，向我作了介绍。

在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决定的精神鼓舞下，几年来出现了各种类型、经费自立的民办研究所，不要国家投资，以科技人员为主体，靠自己的科技开发收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顽强的从事着科技开发工作，成为第六路科技大军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

民办研究所的信心和生命力来自于自立，但他的苦恼也是来自于自立。由于民办研究所都是自立而且新生，因此必然带来分散和薄弱的问题，在巨大的习惯势力和陈旧的传统观念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时时受到威胁，致使日常工作遇到了很多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

无疑，民办科研所的存在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但在我国现行的管理体制中，每个单位都必须归口有其主管单位，否则在实际工作中寸步难行。

大多数民办研究所“无家可归”“寄人篱下”，到出去寻“干娘”，或者挂在某劳动服务公司、某中心、某街道、某协会、某报社。他们为了寻求事业的发展，不得不忍气吞声。

我们创办北京市自然应用科学设计研究院，就是想探索出一条以自己为主、自己管理自己的新形式。这样的联合不但在管理体制上是个突破，而且通过联合真正的加强了民办研究所的自身，更有利于形成对社会作贡献的集团优势。

“一言以蔽之，民办科研所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必然要走联合之路，向新的高层次和更宽的领域发展......”

院长说着说着从坐椅上站了起来，脸上绽开了几朵喜悦的笑花，仿佛又回到了北京自然应用科学设计研究院成立的时刻。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北京第一家从创办就不要国家投资的民办研究院，象一颗晓星，带着灿烂的希望和诗的抒情升了起来；象一颗珍珠，焕发着新时代夺目的光彩；象一支响箭，从大时代的弓弦上呼啸着射出，宣告着中国民办科技实业界又一种模式的诞生。纪世赢——这个为之付出了辛勤汗水和智慧的创业者怎能不激动呢？

纪世赢点燃一支香烟，大口大口地吸了起来。他稍稍抑制了一下自己的激动情绪，向记者介绍了这个研究院下属研究所的情况。他谈到了理化应用技术研究所的情况，也谈到了北京博达技术研究所的规模。他介绍了北京现代通信与电子技术研究所的宗旨，也介绍了东方振动和噪声技术研究所的发展方向。同时，围绕着研究院的宗旨发表了他的见解：

“我认为民办科技实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模式。‘四通、’‘京海’、‘科海’、‘信通’等科技开发公司，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形成了一种模式。不管哪种模式，目的都是一样的：用自己的科技优势形成一个造血机制，把造出来的血输在中国人的身上，让中国这个巨人强壮起来，而决不能从中国人身上抽血去输给外国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悲剧，才能使作为中国文化代表之一的圆明园不再遭焚烧的厄运......”

其实，纪世赢院长这一字字，一句句用心铸成又有情涌出的话语，何尝不是全国民办科技实业家的心声和八百多万科技人员及全国人民的衷心愿望呢？

我们相信，北京自然应用设计研究院一定能在英法联军焚烧过的这块土地上，为中国人民源源不断的造血以强中国。

中国不是贫困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