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年11月20日–2014年7月13日），南非女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七月的人民》《无人伴随我》。

1923年11月20日，纳丁·戈迪默出生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多有犹太人和黑人的矿山小镇斯普林斯，对有色人种的痛苦和白黑二种人的争斗感同身受。上小学以后，她广泛阅读，深受美国左翼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影响，意识到种族隔离制度给黑人造成的及由此对白人自身造成的危害。9岁时戈迪默开始写小诗和小故事，刊登在当地报纸的儿童栏里，13岁时，在约翰内斯堡《星期日快报》儿童版上发表名为《追求看得见的黄金》的寓言故事，深受好评，从此自觉地爱好写作。15岁那年，她的第一篇小说《昨日再来》在约翰内斯堡一家周刊上发表，据她自己说，“这是一篇写大人的故事”。

1946年，她进入约翰内斯堡的威特沃斯特兰大学学习，1949年，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问世，同年开始一次短暂婚姻，生下一女儿。1950年，她的作品在美国几家刊物上发表，反映强烈，美国出版商纷纷向她约稿。

1952年，美国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毒蛇的温柔声音》。1953年，纳丁·戈迪默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她从此主要靠笔耕为生。

1954年，她与商人荣因霍尔德·卡塞尔结婚，同年她第一次访问埃及，接着开始在非洲大陆的旅行。

1956年，她出版短篇小说集《六英尺土地》；1958年，出版长篇小说《陌生人的世界》，该书歌颂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友谊，也揭示了黑人随时可能遇到的危险，因此，在南非遭禁达十年之久。

1960年到1965年，她分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星期五的足迹》和《不是为了出版》以及长篇小说《爱的时机》。

1966年，她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其主题是：种族隔离政策使白人和黑人同时成为牺牲品，该书在南非遭禁达十二年之久。

1971年，她又出版短篇小说集《利文斯通的伙伴们》、长篇小说《贵宾》。《贵宾》因写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矛盾，也写了黑人集团之间的争斗，引起业界重视而获得詹姆斯·莱特·布莱克纪念奖。

1974年，出版长篇小说《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获布克文学奖。53岁时又出版短篇小说集《小说选》，获法兰西国际文学大金鹰奖，同年另出小说选《一个确定的星期一》。

1979年，出版长篇小说《博格的女儿》，该书写的是一个南非白人共产党领袖的女儿继承父志勇敢抗争的故事，曾被禁四个月。

1981年，出版长篇小说《七月的人民》，这是她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决定性作品之一，198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大自然的游戏》，1988年出版随笔集《根本的姿态》，1990年出版《我儿子的故事》，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这是“多年来与之共同斗争”的结果。199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14年7月13日，戈迪默去世，终年90岁。她的家人在声明中称她在约翰内斯堡的家中睡梦中平静地离开人世，离去时她的两个孩子雨果和奥瑞安陪伴在她身边。

戈迪默有两段婚姻经历。她第一次结婚是在1949年，不过婚后三年便与当牙医的丈夫离婚，两人留下一个女儿。1954年，她再婚嫁给了后来创办南非苏富比的商人莱因霍尔德·卡西尔，两人有一个儿子雨果。卡西尔2001年去世后，戈迪默曾在2006年遭歹徒入室抢劫，在交出现金和珠宝后，她拒绝交出卡西尔给她的结婚戒指。

参考资料

戈迪默的作品以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南非白人和黑人社会为背景，描绘了南非的政治格局和动荡的社会、以及白人和黑人觉醒后的革命运动。她揭露了隔离政策给男人和女人、子女和父母之间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现了人物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高压下的反抗意识。

戈迪默的写作主题及身处的社会背景使她成为后殖民文学批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国外后殖民文学批评对戈迪默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专著、学位论文、研究论文以及各种评论文章数量颇丰，大部分离不开对其作品的话语特征分析。国内戈迪默研究也主要沿袭后殖民文学话语分析研究，具体作品个案研究的期刊论文较多，研究专著或学位论文较少。总的来说，学界对戈迪默作品中抵制殖民主义、颠覆和解构殖民话语的后殖民话语特征多予以首肯，肯定性的代表观点集中在三个方面：戈迪默对黑、白种族关系刻板模式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戈迪默的叙事模式对西方文学传统范式的颠覆；戈迪默对南非非种族混杂文化的建构和预期。戈迪默被认为在南非的解殖民化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斯蒂芬·克林曼认为戈迪默克服了困扰很多白人写作的“殖民困惑”，“深深地融入了发展中的南非非种族文化”。国内学者王旭峰说她的写作伸张正义，“充满了对新南非美好未来的爱与希望”。

然而，另有批评家从戈迪默作品话语特征的分析中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认为她是一个白人殖民作家，她的小说“根植于西方个人自由主义传统”，对南非黑白世界的反复呈现强化了殖民话语典型范式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凯斯琳·瓦格纳说戈迪默虽然处理“后—殖民现实的种种事物”，“在本质上却卷入到一些殖民主义原型范式中”。蒂姆·布勒南认为，戈迪默和其他“来自白人联邦各国的作家虽然明显地起着调和（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作用，但最好纳入欧洲帝国小说的范畴”，“他们太像那个虚构的所谓主流的‘我们’”。此类评论直指戈迪默陷入的殖民共谋问题，而她的白人身份似乎成了一个不可辩驳的证据。

戈迪默不仅善于描写受压抑的白人心态、社会的畸形和人性的扭曲，也敢于正面描写黑人战士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正义斗争，歌颂为正义而英勇献身的人们。她以其创作实践证明，在南非，作家的基本姿态“只能是革命的姿态”。戈迪默以热切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在她那个环境当中极其复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与此同时，由于她感受到一种政治上的卷入感——而且在此基础上采取了行动——她却并不允许这种感觉侵蚀她的写作。尽管如此，她的文学作品由于提供了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帮助了这一进程的发展。

戈迪默的小说，尽管政治色彩浓郁，道义上的迫切感贯串其中，却不失文学性和艺术性，显出非同寻常的力量。戈迪默常用清新隽永中透露着灵气的散文诗般的语言，配以象征手法，使得作品充满诗意。同时戈迪默擅长心理描写，笔法细腻。

尽管极具政治责任感，但戈迪默的作品不是对政治的简单图解，不是鼓动性的宣传文本。她摒弃脸谱式的人物刻画，小说中所有人都难逃种族政治带来的劫难。在以沙佩维尔惨案为背景的《失落的资产阶级世界》中，离异的年轻白人女子遭受着身体政治的煎熬。在短篇小说《跳跃》中，仇恨黑人的非洲白人男子帮助白人重夺政权，后又因白人暴行而背叛白人，最终精神崩溃，在自造的恐怖囚房中颤栗。另一短篇代表作《士兵的拥抱》描写一对同情并帮助黑人革命者的白人夫妇，在欢庆革命胜利的日子里，从单纯的喜悦转入反思和审视，在严峻现实中发现了种种不合理，于是惶惑忧虑。这种悖论式的笔法将容易流于种族问题情节剧的戏剧冲突化解在深刻复杂的广阔人性环境之中，不单纯依赖戏剧情节的发展。戈迪默还逐步尝试西方现代小说技巧，采用复杂的叙事结构和象征体系，叙述视角在不同人物之间不断转换，人物行为、对话和意识流相互交织。

洞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戈迪默能够突破经验世界的局限，用真实的历史逻辑演绎出合乎情理的虚构。她的第五部长篇小说《贵宾》的背景不是南非，而是一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刚登上总统之位的慕韦塔和革命功臣施因扎互有政治成见：前者视后者为危险人物；后者认为前者已背离初衷，与过去的白人政权一样腐败。果然，施因扎发动全国总罢工，慕韦塔派兵镇压，主人公布雷这位贵宾则在混乱之中被打死。小说以毫无英雄气概的偶然死亡凸显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直面权力对人性的腐蚀。

与种族隔离时代不同，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小说中，戈迪默笔下的人物大多对自己的身份有清晰认识，由此带来的强烈负罪感让他们心力交瘁，渴望救赎。在《家乡话》《第一感》《遗产》等小说里，政治斗争、种族偏见、信仰危机始终伴随着主人公，他们都怀疑自己的身份，但终究都通过爱情、妥协及亲情解决了身份矛盾。但在刻画无归宿感的逃避之举时，戈迪默的笔触有如一场冷峻的战斗，体现出“局外人”的悲凉。

参考资料

“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描述了在环境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戈迪默的文学作品深入地考察了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有助于历史的进程。”“她的获奖是因其壮丽史诗般的作品使人类获益匪浅。”（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评）

“戈迪默是一位爱国者，一位著名作家，一位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振臂疾呼者。”（南非总统祖马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