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二年》是夏坚勇创作的历史散文类著作，首次出版于2015年3月。

《绍兴十二年》力图通过绍兴十二年这个历史的横切面，以一年十二个月为经线，以该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为纬线，全方位地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和社会生活，深入揭示当事人的内心世界和行为逻辑。其中既有关于那个时代政治和军事方面纵横捭阖的宏大叙事，又有涉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精微刻画，举凡风俗、物价、科举、学潮、艺文、官制、茶政、马政、度牒、驿传、地理、气候、产业、外贸、宗室、外戚，巨细靡遗，极其精巧地镶嵌于一个波澜起伏的大情节的框架内。

夏坚勇从搜集资料、做阅读笔记到动手开始写作该书，前后花了近十年的时间。节选本2014年曾在《钟山》文学双月刊发表，2015年正式出版。

一、独特的历史视角

在宋朝历史上，绍兴十二年既不像熙宁年间的改革那样新政迭出、派系纷争，也不像靖康二年的徽钦二帝“北狩”那样惨烈昏暗、奇耻大辱。反之，绍兴十二年是波澜不兴的一年。夏坚勇选取这一年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可谓用心良苦，寓意颇深。

南宋高宗赵构偏安一隅，对金国采取守势，特别是在绍兴十二年前后与金媾和，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应该说，绍兴十二年在有宋一朝的兴衰存亡历史上，是具有一定转折点意义的。这也许就是夏坚勇先生之所以截取这么一个时间节点来对宋代特别是南宋社会历史发展进行解剖的原因之所在吧。当然，夏坚勇并不是按照赵构自己所臆造的中兴之梦来截取和铺陈的，而恰恰是深入历史的细部，潜入赵构的内心，来忖度和敷演的。也就是从历史心理学角度，对南宋统治者汲汲于宋金媾和的潜意识和真实动机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如在对待武将问题上，作者认为南宋王朝在建国之初有赖于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武将的对金抵抗。然而，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军事上的胜利，固然有效阻滞了女真人凌厉的攻势而确保南宋朝廷不致重蹈北宋灭亡的覆辙。但同时，对武将拥兵自重乃至祸起萧墙的担心也越来越成为靖康之乱后乘乱承继大统的九皇子赵构的一块心病。更为隐秘的是，一旦真的战场上节节胜利并得以直捣黄龙，迎回徽钦二帝，赵构皇位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

夏坚勇以宋高宗在绍兴十二年前的小年夜诛杀抗金大将岳飞为引子，对赵构晦暗的心理进行了一次深度扫描和大起底。其中不乏深厚的史实支持，同时也有一些因遂人情故事而进行的合理推断。

二、深入的历史剖析

以岳飞冤案为切入点，夏坚勇层层剥茧地对宋朝文臣与武将的关系等涉及宋朝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态环境进行深入分析。按照《绍兴十二年》的观点，岳飞案实际上是宋朝贯穿始终的文臣与武将斗争的牺牲品，其中固然有秦桧等奸臣以莫须有罪名来陷害，但也不乏岳飞个人的一些因素，同时宋高宗的政治意图也在这场冤案中有充分的体现。

宋朝是建立在五代废墟上的。五代的朝代更替频繁，其根本在于武人当道，五代的递嬗都是武人靠军事力量促成的，宋太祖赵匡胤就是以殿前都检点（即禁军首领）的职务而黄袍加身的。这种武将篡位的弊端引起其受益者宋太祖的深刻反思，为了不使这种武将篡位的恶性循环发生在本朝身上，宋太祖在统一全国后逐渐确立了宋朝的官僚治理格局。一方面通过杯酒释兵权，以和平的方式解除大将掌兵的潜在威胁；另一方面大力起用文官，以文官牵制武官。但对武将的打压也使得宋朝在对辽、金、西夏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作战中屡处下风。当然，这种军事上的疲弱在不同的时期也是有所改观的，两宋相交的靖康、建炎之际，随着军事上抗金的需要，武将的社会影响力和在朝廷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对此，《绍兴十二年》指出，随着军事上有力地阻滞住女真的进攻在江淮一带形成拉锯均势，宋高宗开始对武将不放心起来。岳飞的被杀固然离不开秦桧集团的构陷，也与和谈中金人的压力有关，至关重要的是宋高宗要岳飞死，这才是根本原因所在。此外，岳飞本人对自己的死也是负有责任的。一是岳飞太干净，太敬业了，这是为封建官僚体系所不容的，他的“武人不怕死，文官不爱钱”的主张固然为统治者所欣赏，但岳飞的高洁恰恰成为皇帝对臣下怀揣野心的担忧。此外，岳飞还上书高宗提出立国储、固国本的建议，这虽是官员心忧国事，但也因此事的微妙敏感而不为高宗所喜。更为犯忌的是，岳飞还一度闹情绪，表示要去庐山为母亲守孝。这种情绪化的表现都有要挟君上的嫌疑，在君主专制社会中是犯大忌的。

岳飞之死，其结果是武将的势力再次受到打压，此后，文臣的地位在南宋一直是占有绝对优势的。随着文臣势力的上升，权臣弄权，把持朝柄的现象在南宋也较为普遍，积南宋一百五十年历史，先后有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权相擅政。夏坚勇正是通过绍兴十一年小年夜杀岳飞这一个事件，来透视南宋一朝文臣武将政治格局的嬗变特点。

三、广阔的历史视野

夏坚勇不仅以绍兴十二年的十二个月（包括绍兴十一年末的腊月小年夜）作为经线，对当时史事进行历时态的铺陈，同时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风俗等作为纬线，对南宋社会进行共时态的扫描。

夏坚勇擅长于“大历史”（黄仁宇语）与小场景之间的切换和融通。在《绍兴十二年》中，既有对宋代政治、经济、军事等影响国计民生大事件的宏大叙事，也有对市井风俗、度牒驿传、农业病害等诸多社会生活领域的微观探究，还有对思想文化领域中沉沉浮浮的道学、对茶马之政等边贸情况所作的较为客观的叙述和分析。既有对两宋历史的全景式扫描，也有对大比之年的殿试、扑朔迷离的柔福姬案等个案分析。应该说，夏坚勇的《绍兴十二年》历史视野十分广阔，其所涉及的领域遍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其叙述触角遍涉吏治、官制、科举、宗室、贵戚、邦交、意识形态、经济作物、时令、节气、贡赋、民俗等。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绍兴十二年》的作者非常善于寻绎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透过对历史事件的比对分析，理清潜藏在史实表象下面的脉络和趋势。譬如，夏坚勇通过对岳飞案的剖析，进一步分析了南宋初年文臣与武将的力量消长，进而指出文臣地位的上升随之而来的就是科举的繁盛，而科举的繁盛背后则隐藏着选人用人制度的利弊以及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博弈。岳案后文臣地位的上升对科举制度的影响到底如何？对此，《绍兴十二年》以京城殿试为例，进一步剖析了宋朝的政治生态环境。在这里，夏坚勇敏锐地注意到该年殿试的策论题目中所隐含的政治意味。绍兴十二年的策论是一篇材料作文，材料是宋高宗的所谓二百字的自述衷肠。至关重要的是，在这篇孤家自述的材料中，有“休兵以息民，而或以为不武”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实际就是题眼，是殿试策论采分点所在。事实上，殿试也是南宋王朝统一思想的重要举措。小年夜杀岳飞，特别是宋金媾和，这些都需要全国上下思想的统一。无疑，能揣摩“官家”心思和苦衷的必然受到皇恩垂青，状元陈诚之的策论就是因此而中而夺魁的。透过科举制度，《绍兴十二年》向读者展示出封建社会的所谓人才培养和选拔都是以揣测圣意、套话奉承为旨归。即便是像张孝祥那样有气节的爱国词人，在参加科举时，也不得不用有如丝绸般柔滑细腻的颂词来取悦秦桧。不惟如此，这种依违迎合的风气还从科举场中迅速蔓延到官场之中，乃至整个官场都弥漫着巴结、拍马屁等恶劣的政风、士风，甚至韩世忠这样的武将宿臣为了保全自己也不得不打通关节，要走一下皇帝宠臣的门路。在这种官场风气下，担任“独相”多年的秦桧得以在南宋初年的政坛上翻云覆雨，恣意专横，并将监督、抑制相权的台谏官发展成自己的亲信和走狗，使之成为打压、迫害异己的政治工具。当然，秦桧的专横始终是在宋高宗的掌控下。夏坚勇一针见血地指出：一般情况下，皇帝垂衣而治，听之任之，让秦桧在前台弄权，乃至风生水起，而一旦过格，赵构就会果断出手，对秦桧的作为稍作裁抑，以显示君主予夺之权威。整个南宋官场都是“官家”与权相的博弈场，而广大士子和官员无疑都是博弈中依违两端的棋子。

细读夏坚勇的《绍兴十二年》，常有妙语警句和谐谑幽默的歇后语、世俗俚语，特别是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心理所做的层层剥茧的探研，不仅体现了作者独到的史识，同时也不乏作者观照现实而以史为鉴的时代意识。当然，该书中也有可商榷以及有待深入的地方。但总的来说，瑕不掩瑜，《绍兴十二年》不愧为一部小中见大、有独到见解和观点的、兼具专业和通俗两方面的史学著作。

荣誉表彰

2017年8月，江苏省第六届紫金山文学奖评选揭晓，《绍兴十二年》获散文奖。

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夏坚勇对历史没有如“剪刀手”那样进行简单地“拼图”，而是把“碎片”进行串联，赋予了历史鲜活感。

作家潘向黎：值得关注的是夏坚勇在作品中大胆地写出了秦桧等一帮坏人的逻辑。史学家只能写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文学家恰好可以来补全。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绍兴十二年》的最大特点是做了还原的工作，把没有温度的历史，变成丰满的、风情万种并充满生活细节与密集知识的历史，将世俗、政治、经济都包罗进去，超越了不同文体的边界，体现出夏坚勇对于历史叙事的功力。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丁帆：我最激赏的是，文中处处有文眼，句句扣题。严谨和通俗结合的语言，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跳跃，这样构成的反差给阅读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南帆：《绍兴十二年》是历史学著作和文学著作最大限度的结合。作品的基本结构按照时间推移，不靠情节和戏剧冲突，内在肌理的细腻和散落其间的小小悬念，使得作品非常吸引人。夏坚勇对历史人物心理的揣测很到位，表现出文学家对人物复杂的、软性的、内在回旋式的评价。

夏坚勇，作家，剧作家。1979年开始专业文学创作，先后发表（出版、上演、拍摄）大型剧本10部、中篇小说10部、短篇小说30多篇、散文专著3部。代表作有系列文化散文《湮没的辉煌》、长篇散文《大运河传》及话剧《金粉残阳》等。其中《湮没的辉煌》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并列为文化散文之翘楚。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及鲁迅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