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是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创作的社会学著作，该书于1921年首次出版。

《经济与社会》共两卷，其中第一卷探讨了“社会学范畴理论”，即所谓的抽象的社会学部分；第二卷探讨了“经济与社会制度及权力”，即具体的社会学方面的问题。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全面而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社会学观点和对现代文明本质的见解。在该书中，首先对社会学的定义、对象、方法以及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闻释，统称为社会学的基础。然后，又分别有交叉地阐发了他的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思想。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被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最初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他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巴黎和会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

1871年，德国正处在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中，经济迅速发展。受普鲁士传统的影响，德国的近代工业也拖着一条军国主义的尾巴。正如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纺织业的迅猛兴起和对自由贸易的渴望受到重商主义的抑制一样。亚当·斯密的理论摧毁了阻挡英国发展的障碍——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韦伯的贡献则是提出的组织理论打破了德国的传统经济制度和政治控制。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有专家把韦伯誉为“德国的亚当·斯密”。

该书是在韦伯去世后，由韦伯的夫人玛丽姬娜·韦伯整理、出版的。之所以说是整理后出版，一是因为韦伯生前没为该书给出一个总体结构的计划；二是因为第二部分的写作先于第一部分。第一版的前言里就提到，各章的先后顺序是由玛丽姬娜·韦伯及她的同事们来安排、决定的。那些没有完成的章节，只好保留原样。

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具有基本的影响力，但并非所有的社会行动都会受到经济因素的决定性影响。韦伯指出，即使在经济资源并不匮乏的时代和地方，单靠财产本身也不可能自动生成财产权，特别是，更不可能自动生成任何一种社会秩序结构，这需要另外的因果作用力，在他看来，最强大的力量只能是政治力量，也就是以暴力为后盾的政治权力的力量。因此，政治共同体就有了特殊的类型学地位，从政治共同体的初始状态到复杂分化过程中的支配问题，就成了《经济与社会》的中心议题，不管那是支配最大化的绝对主义类型还是支配最小化的民主类型，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恐怕就是那三种权威类型了。不过，作为整个这项比较研究的推进结果，支配类型学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三种理想类型的范畴，实际上，从第十章到最后一章，大量的讨论都是围绕支配的一般历史模式进行的，从中可以看出，其目的是在历史描述性层面对各种统治权的模式进行系统分析，最终把支配的结构、战略和资源类型整合进一个比较观察和研究的架构，而韦伯最重大的政治关切，则是借助这个分析框架评估民主支配系统在工业化和官僚化社会中的可能性及其意义。

《经济与社会》对经济行动的分析仅限于纯粹的经济现象，扼要阐述了包括经济行动、经济关系、经济组织在内的市场要素，而不涉及与宗教、支配和法律的关系，显然就是个很有说服力的策略，这是把经济行动作为社会行动的一个次级类型进行论述的，如果孤立地看，韦伯的论述甚至有可能令人感到，经济过程可以脱离共同体的政治建构而独自运行。这当然不是韦伯打算说明的意思，通过对经济行动和市场关系类型的分析，合乎逻辑地揭示了三种主要资本主义类型的区别，也就是传统的政治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和现代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区别。另一方面，该书也清楚地说明，市场的持续交易关系和利益斗争，即使并非自由市场，也有可能推动形成约束性的市场共同体和市场伦理，自由市场更是逐渐瓦解了以往的许多身份垄断，随着它的重要性不断增强，甚至宗教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也会为了自身利益而要求保护市场，正是这种多元因果要素的交互作用，使现代资本主义成为可能。

《经济与社会》目的是为了突出作为方法论工具包的一个科学性质，就是多元因果论的历史观。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对象是不能拿来进行重复实验的。韦伯一反常规，坚持的方法论立场在该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就是借助适当的类型学手段，对重大历史现象进行客观分析，而不是提炼超历史的普遍性来对具体个案进行主观说明。这需要给出系统性的知识证据以满足理想类型的建构条件，《经济与社会》对直接间接文献的利用广度和强度，几乎到了难以企及的境界，甚至能把毫无内在关联，甚至外在关联性也非常微弱的素材，合乎逻辑地整合到同一个理想类型中，由此抽象出了对不同程度特殊性的众多历史概括，极有助于对历史现实进行多维度的切片比较。从这个意义上说，静态的理想类型也就有了动感。

该书对因果力量的分析来看，唯一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只有一种力量，就是支配，特别是对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支配，这一点倒是在任何地方都不例外，更重要的是，统治权到处都是个高度独立的现象，尽管必定会不断受到经济现实的种种影响，但在很多时候，或许可以说，在多数时候，它本身的运行逻辑和法则，与经济状况或者经济发展阶段没什么关系，而且它始终是一种刚性的因果作用力，在相同或相似的经济条件下，不同的权力结构和统治方式，往往立即就可以带来不同的历史结果，在现代国家的技术条件下，情况更是如此。至于那结果是好是坏是善是恶，就不是方法论关心的问题，而是价值判断领域的问题了，而价值判断是难以进行科学论证的。

《经济与社会》其知识密度和思想密度更是令人望而生畏，这意味着，任何扼要复述和把握这个文本的尝试，都有把它简单化或者教条化之嫌。

《经济与社会》关于政治、经济、法律等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对解释当时德意志帝国和西欧形势产生过重要影响。有助于人们了解马克斯·韦伯的思想，了解他那个时代。1930年以前，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和学术思想影响仅限于德国及其他少数欧洲国家。1930年在德国留学的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译成英文，此后又有《经济与社会》一书的英译本问世，马克斯·韦伯及其著作渐为美国学术界所熟知，其思想影响亦逐渐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及德国等国家相继出现韦伯研究。20世纪50年代美国等许多国家大量翻译出版韦伯著述和有关韦伯生平、思想的研究著作。20世纪60年代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也陆续翻译出版了《经济与社会》一书，并开展了韦伯研究。20世纪80年代韦伯的思想和著作也为中国大陆学者所重视。韦伯的社会科学思想理论和方法无疑已成为世界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经济与社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代表的著作所表达的思想，不仅对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1998年国际社会学协会四百四十五名成员的投票结果显示，《经济与社会》被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

从1909年开始撰写《经济与社会》，直到1919年去世时还在继续撰写，但未能在生前完成。该书于他去世后的1921、1922年间印行。1925年由韦伯的夫人玛丽安那·韦伯博士根据遗稿增订，重新出版。1956年出版了第四版，1976年出版了第五版。中国商务印书馆于1997年出版了由林荣远根据第五版翻译的版本，中译本分上下两卷，共1500多页，54万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