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保守主义思潮，主要指的是否认、抗拒、抵制经济的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经济思潮。经济保守主义思潮看到了经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弊端，却不愿承认其长处。这股思潮往往以维护精神文明、反对物质文明；捍卫社会公平、反对贫富分化；维持社会稳定、反对社会动荡；维护国本，反对西化；维护人本，反对异化；维护人类友爱天性、反对社会竞争恶习等面孔出现。而其实质却是对小农社会、传统习惯、种种既得利益和权力的维护。

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保守主义思潮，主要指的是否认、抗拒、抵制经济的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经济思潮。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主要表现为“以农立国”思潮和“统制经济”思潮，前者是反工业化思潮，也反市场化；后者是反市场化思潮，亦有部分反工业化。在20世纪下半叶，主要表现为“小农共同体”或“农业社会主义”思潮和“限制”进而“取消”商品经济、甚至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名义取消按劳分配的思潮。前者为反工业化思潮,后者属于反市场化思潮。

从中国经济保守主义思潮的理论认识根源看，主要有三大来源：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对工业化与市场化的怀疑和批判思想；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于一体、而夹杂着大量的前现代残余和后现代空想的苏联经济保守主义理论；以“重农抑商”和“均平”为经济文化传统的中国小农经济思想。从其经济社会结构根源看，小农经济（包括小农经济的辅助形式手工业经济和小商贩经济）与权力经济（晚清民国的官僚资本经济和新中国计划经济的异化形式）的存在和发展为经济保守主义的活跃提供了广泛的空间。

经济保守主义思潮看到了经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弊端，却不愿承认其长处。这股思潮往往以维护精神文明、反对物质文明；捍卫社会公平、反对贫富分化；维持社会稳定、反对社会动荡；维护国本，反对西化；维护人本，反对异化；维护人类友爱天性、反对社会竞争恶习等面孔出现。而其实质却是对小农社会、传统习惯、种种既得利益和权力的留恋，缺乏对现代文明的主体觉醒和自觉追求，也缺乏一种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命运的真正忧患和关怀。经济保守主义不是在经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平台上来思考一切社会问题，而是试图离开这个平台，甚至要拆除和摧毁这个平台。当然，不可否认，经济保守主义有一种社会关怀的真诚，但是，在这个很大程度上已经现代化和世界化的社会里，离开经济现代化的平台来谈社会关怀和人类解放，则不但落不到实处，而且有一种自我麻醉的风险。

不过，经济保守主义思潮虽然严重束缚和阻碍了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和经济健康发展，但是，不可否认、也不可忽视的是，这种思潮的确有其合理的内核和存在的价值。由于它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经济现代化已经产生或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或许经济保守主义者眼里的不良后果是歪曲的，但在歪曲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其中的真问题。因此，在经济现代化思潮和经济现代化实践主导和制约的情势下，这种思潮能够创造经济现代化思潮和实践不断反省和健全发展的契机和条件。因此，一方面还要积极应对经济保守主义思潮的牵制和冲击，使其处于经济现代化思潮的主导之下，而不泛滥成灾，另一方面，也要主动吸收经济保守主义思潮中的积极的、合理的、建设性的元素，使经济现代化能够持续、有序、较快、健康地进行。

近代以来的经济保守主义思潮给我国经济现代化留下很多有益的启示与警示。

其一，必须完整地、准确的、理性地把握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内涵和价值。要注意认真吸取世界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经验教训。必须认识到工业化不是牺牲农业发展，恰恰是在更高的平台上发展农业，真正地解决“三农问题”。诚如经济学家樊刚所言，中国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也就是多数以至绝大多数农民（80%以上）最终都能在非农产业（工业、服务业等）中获得稳定的就业。说到底，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使多数农民不再是农民！（樊刚《发展的道路》，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53页）同时，必须认识到市场化不是不顾一切法律、道德和其它社会规范的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的“营利”，恰恰是在严格遵循符合经济现代化要求的法律、道德和其它社会规范，并切实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与相对公平的合理“营利”。市场不是“异化、私人资本特权、为追求利润进行浪费性不合理生产以及剥削工人的代名词”。而是“取得更大经济效率的手段，而且也是达到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或自由的平等价值、发展民主以及提高社会公正的途径。”（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探索》，姜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04、106页）要尽快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法治环境，积极培育适应现代市场竞争和伦理环境的新公民。

其二，必须认识到经济的工业化与市场化始终是经济现代化的核心，任何时期不可动摇。我国经济现代化基本上是外发的，底子薄、起点低、国家大、转型难、问题复杂，因此，经济现代化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经济现代化思想也不是短期就能普及的。工业化在我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毕竟经过了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工业化的任务主要转换工业化的观念，以新工业化提升我国工业化的品质。但市场化在我国却是很薄弱的，差不多从头开始，市场既没有完全统一，也有待于规范。各类市场发展都不成熟。政府只有计划管理的经验，而缺乏监控市场的实践。政府要最终摆脱计划思维和计划管理，还有一个不断探索创新的过程。在一个尊重多样化和经济效率的发达社会里，没有其他选择能够代替市场。工业化和市场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的长期任务。

其三，必须深刻理解工业化与市场化的辨证关系，认识到工业化的真正实现和深层次推进，有赖于市场化的引导。西方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往往是先有市场化，后有工业化，是市场化引发了工业革命，从而推动着工业化的不断升级和更新。没有一场深刻的市场革命，工业革命是不会突然降临的。西方一再发生工业革命，就是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市场结构日益多样化、立体化和复杂化所造就的。“时事造英雄”，正是“市场化”的“时事”从根本上造就了“工业革命”这个“英雄”。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工业化和市场化同步推进，而脱颖而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则做到了工业化与市场化的良好协调、相互支持和彼此攀升。撇开市场化的工业化，虽然短期可能取得耀眼的成绩，但终究因缺乏工业升级和持续发展的动力而归于失败。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从经济现代化角度看，离开市场化而搞工业化是其根源。

其四，必须从战略高度动态地把握市场化与社会公平的关系。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应该能够结合最优经济效率、高度民主的社会制度、社会公正、人的自主自由、充分就业。因此，在大力推进健全的、规范的市场化之时，也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加大在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方面的关注程度和投入力度。使社会保障始终成为国家的“高压线”和人民的“生命线”，而社会公平则成为公民个人自觉追求和自觉实现的目标。要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必须破除对社会公平的曲解，树立科学的社会公平观念。首先，社会公平不是在经济成果分配上穷富强制拉平的、“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个人收益的差别，在社会主义阶段不但必然存在，而且也是激励个人积极性的不可少的条件。写在社会主义旗帜上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本身就是一个承认差别的原则。社会公平主要是指公民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得到基本安全保障以及基本的社会活动技能具备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参与机会的均等。也包括在确保社会发展后劲的基础上社会经济成果分配的相对均等。而后一种意义的社会公平主要要通过国家税收和公民个人的慈善自觉来体现。不能通过取缔市场交易和国家强制平均来实现。其次，社会公平不是以消灭社会分工为代价。社会分工是社会不断发展、不断复杂化、高级化的必然结果，除非回到野蛮状态，否则社会分工始终存在。伴随社会分工，社会差别也必然存在，社会公平不是完全消灭社会差别，而是把社会差别纳入社会和谐稳定的范围之内，需要消除的主要是社会上的各种人格歧视，如性别歧视、职业歧视、年龄歧视、种族歧视、国家歧视等。其三，并非农业社会就能够自动实现社会公平，而工业市场社会就不能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公平的关键在于社会制度和人对社会制度的操作，而不是社会经济基础。其四，社会公平是历史的、相对的、动态发展的。不能绝对地、机械地、静止地看待社会公平。市场经济的健全发展有赖于与社会公平的动态协调，必须把二者看作相互依存、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的关系。

其五，必须科学把握市场化与计划之间的关系。过去我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占支配地位的理解是，市场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个人经济主权密切相关的，甚至就是后者的代名词，而计划则是与社会主义、财产的社会所有制和对经济资源的共同占有联系在一起的。计划产生的时候，就是市场终结的时候。计划产生的地方就是市场终结的地方。这种简单化、片面化、极端化的理解，与当时的社会实践和历史实际是相关的，然而，社会在不断发展，沉重的历史教训，使我们不得不认识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绝对没有这么简单。应该更深刻地探讨二者的关系。就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关系而言，市场化无疑是政治民主、人的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而在经济未现代化的国家搞计划经济，则计划往往成为权力滥用和人身依附的“异化物”和“牺牲品”。就经济现代化的历史发展来看，是市场化推动了经济现代化的演进。市场是经济现代化的平台，而计划只能在这个平台上运作。在市场还没有充分发育、成长、完善、规范、成熟的条件下，就匆忙地废弃市场，则非但不是经济后现代化，连现代化也不是，甚至连前现代也谈不上，（前现代虽然没有开放性的大一统市场，但还存在着无数的小商品市场），那只是一种高估计划制定和实施人员的信息充分性、决策科学性和维护大众利益的自觉性的乌托邦梦想而已。计划本该由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微观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作出，而非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监控者，政府主要制定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的导向性规划，这种规划也必须以充分的市场调研为基础，结合国家根本利益和经济社会的战略走向。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要在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建立和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我们的许多政府机构还处在计划体制的惯性运作之中，它们的职能没有得到切实的转换，仍然习惯于行政手段，而不善于通过设定和执行规则去监控社会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学家吴敬琏说，“学会用市场经济的方法来管理经济，这是一个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过去走的弯路实在太多了。要真正实现认识上的统一，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既需要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更需要由改革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作事实上的证明。

其六，在大力推进经济的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同时，必须正视和警惕工业化和市场化带来的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种种负面影响。如环境的恶化、生产的“过剩”、社会的分化、劳动的异化、战争的威胁、世界的动荡等。经济保守主义列举了种种西方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弊端以及中国的“伪工业病”，希望以此警告国人不要效法西方，而应该“以农立国”，或以“计划”约束“工业化”，不让“市场”牵着走。为了达到宣传和吓阻效果，经济保守主义不免夸大其辞，甚至歪曲真相。但是，我们也该看到，经济保守主义的合理内核正是对工业化和市场化流弊的揭示和警告。经济现代化不能回避这些尖锐的问题，正确的做法恰恰是正视、并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只有解决或者缓和了这些问题，经济现代化才能取得长足进步和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