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黄金律”是获得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提出的。菲尔普斯沿着罗伯特·索洛创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思路，发现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他认为，经济增长的目的不是产出的不断扩张，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积累存在一个最优水平，如果一个社会储蓄率过高的话，就会降低人们的长期福利。

在索洛增长模型中，投资是经济产出增加的关键决定因素。投资增长和资本存量增加源于储蓄率上升。一般规律是，随着储蓄率上升，投资和经济中的资本存量就会增加相应的产出水平也会上升。战后日本和德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实践，验证了一国的储蓄和投资是决定其人均资本存量和收入水平的关键性因素。 既然高储蓄率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是不是储蓄率越高越好呢?有没有最优的储蓄率?费尔普斯正是在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于1961年发现了“黄金律水平”:欲使每个工人的消费达到最大，则对每个工人的资本量的选择应使资本的边际产品等于劳动的增长率。事实上，“黄金律”通常是指平衡增长路径中劳动与资本配置优化的条件，即将劳动与资本比率视为一种最重要的经济关系，通过调整劳动与资本比率，或以确定一种可预期的经济增长。假定经济可以毫无代价地获得它今天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资本，但将来它不得不生产出更多的资本存量。如果目标是走上使每个工人的消费最大化的稳定增长道路，黄金律决定的数量是一个经济一开始应该选择的每个工人的资本量。

“黄金律水平”，给出了判断一个经济是正处于、高于还是低于“黄金律”状态的数量标准。市场经济本身Jl=不会自动地趋向于“黄金律”稳定状态。为了实现稳定状态的人均消费最大化，政府应当通过政策选支持“黄金律”稳定状态的资本存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基本上保持在33%至43.4%之间，这一比率偏高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目前，我国正由出口导向型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二十年，消费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边际要素，但在其被寄予厚望的时，存在明显隐忧。上半年，受通胀期增加等因素影响，消费者信心指和消费者满意指数处于低位，消费预期出现了不确定性，城镇居民可配收入、社会商品零售增额增速也在放缓的趋势。城乡收入差距、行工资差距、总体收入差距扩大尚未现明显的逆转迹象，最终消费增速于经济增速，居民总体上对分享增的感受不足，“无感”增长成为制约国经济进入“黄金律”路径的核心障碍。

要使我国逐步步入“黄金律”增长路径，宏观政策需要立足于远期视野，破解短期的两难困境，以加积极的民生财政政策对冲短期缩性的货币政策。降低储蓄率，提消费率，是我国公共政策的必然择。这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可持增长的要求，也是一致的。为此，应低税收，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增农民和低收入者的收入，要完善社保障体系，提高保障水平，进一步低过高的储蓄率，扩大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