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和公共目标》（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Purpose）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编著的经济类著作，首次出版于1973年。

全书共有5篇，31章，其中第1~20章的内容基本上是作者以前所写的两部著作——《丰裕社会》和《新工业国》中所阐述的主要论点的修正和浓缩。从第21章开始一直到全书结束约占全书1/3的篇幅，被作者用来阐释作为其理论特色“社会改革”学说和具体的政策建议，这是加尔布雷思经济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这部重要著作的重要部分。所以，作者在前言中奉劝读者“读了这么20章左右之后，不要半途而废。只是从那里起，才讨论到我们应当怎么办的问题。”

在该书中，加尔布雷思指出，现代正统经济学偷换了“公共目标”的概念，他们将诸如经济增长作为社会的公共目标。政府和企业家对经济增长数字的关心超过了对人们生活本身的关心，而淡忘了减少贫富差距、遏制经济畸形化、控制环境污染、制止道德败坏等这些真正的公共目标。

加尔布雷思进一步提出了“信念解放”这一概念，他指出政府要摆脱正统经济学对公共目标的解释，不能一味向经济增长看齐，而是应该重新树立对“人生”的看法，选择“生活的道路”，争取真正值得努力争取的公共目标。经济的增长不能不考虑背后的代价，环境污染、公众利益、消费者权益，都是应该考虑的内容。

该书还深入分析了美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加尔布雷思指出，美国的社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二元体系分布。二元体系包括由大公司组成的计划体系和由中小企业、个体经营者等组成的市场体系。这两种体系权力与地位的不平等，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失衡、犯罪严重等问题的根源，从而呼吁政府应该实行制度改革，实现平等。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紧贴时代思考，广泛关注社会现实，素材的积累使得他在旧制度学派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新制度经济学派，并先后著书《丰裕社会》和《新工业国》阐述了他的经济理论，1973年他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加以修正和浓缩后并对自己对于社会改革的具体理论和制度经济学思想加以阐释，完成了《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

一、公共目标：对“增长”神话的发展

“公共目标”是贯穿全书的主导思想，加尔布雷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所以会经常遇到失业、通货膨胀、贫富不均，经济畸形化、环境污染、城市腐化和生活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麻烦，根源在于“公共目标”的被忽视或被误解，他在书中对正统经济理论的一些观点和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在正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以及在受其影响的政府官员和一般市民的观念里，似乎只要有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高速发展，一切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经济增长”可以给人们带来丰富的消费品，使人们普遍富裕，“经济增长”可以使企业扩大，收益增多，因而，“增长”几乎成为令人迷醉的神话，成了不可动摇、不容怀疑的信念，在这个是非普恶标准之下，对经济增长数字的关心超出了对生活本身的关心，对“物”的注意超过了对人的注意。结果是，经济增长越快，环境的破坏和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日益严重，公众利益受到的损害也就越大，加尔布雷思指出：“从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都会发生对环境的损害——发电厂对空气的影响，制钢厂对附近湖泊的影响，汽车对肺部的影响，而汽车主对于汽车使用所产生的一般后果尽可以表示遗憾，却不存在个人的责任感，因为他个人在总的损害中所增入的一份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个人的消费也并非是种“无烦恼的享受”。作者在第四章中谈到：“产品的拥有和消费超过某一限度时，除非把由此而来的辛劳能委托给别人就会变成累赘。”并指出“在消费上的限度是个严重的问题”。加尔布雷思认为，以“增长”作为“目标”，势必导致为生产面生产，而不问产品的实际效用如何。要增长，就要有技术革新，有所设计、新发明，撇开它们给环境带来的破坏，给消费者增加的累赘以及给妇女带来的劳顿不谈，这些新设计、新发明到底有什么用处，那些热衷于“经济增长”的和把“增长”说成是公共目标的公可经理，政府官员和正统经挤学家们是从来都不予考虑的。武器的研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入到这个领域，技术革新使得旧武器被新武器所替代，而新武器有很快被新的所淘汰，消费品方面也存在类似的情形，“革新的目标所在不是适应需要，而是所革新的产品能不能行销或者是对付私人或政府需求时能不能适应。”这一切均与“对人的关心”大相径庭。

“但求精密化而不切实际”的正统经济理论把人们领上了歧途，“把信念扭曲得过甚”，而加尔布雷斯本人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信念的解放”。他说，不把人们从这些错误的信念之下“解放”出来，“经济增长不可能是公众的幸福，而只会是社会的祸患。”他的所谓“信念的解放”的目的就是回复被正统的经济理论异化了的“公共目标”，树立其权威地位，摆脱经济学教科书上对“目标”的解释和政府官员对“增长”的鼓噪。真正的“公共目标”在加尔布雷斯看来，也就是一个“经济体系”的目标“是对人们所需要的给予最大的供应”。这样一个目标听起来实在是简单不过了，但真正操作起来却阻碍重重。

二、“两个系统”：权力分配的不平衡

同加尔布雷斯的大部分著作一样，该书在分析方法上也具有典型的制度学派的特色。加尔布雷斯研究的中心是“结构改革”，注重的是制度的变化。他对结构的研究比对增长率的研究更符合实际，制度方面的目标比经济增长的目标更为重要。

在加尔布雷斯的制度因素分析中，尤其着重的是对“权力”的分析，正是从“权力分配”入手研究，才得出他的一系列论断，特别是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结构的看法。

加尔布雷斯认为，以现代的美国而论，尽管它已经与100年前或50年前大不相同，但迄今它仍然是不完善的和有缺陷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失业、贫穷和环境污染等病症仍然在时时困扰着这个“丰裕社会”，并且常常使它捉襟见肘，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加尔布雷斯解释道，根本的原因在于“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种相对立的“两个系统”。

加尔布雷斯写道，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单一的模式，而是由两大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有组织的大经济，即由1000家左右的大公司组成；另一部分是分散的小经济，有1200万个小企业、小商贩、农场主和个体经营者等组成。这两部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有权力控制价格，支配消费者，实行的是“计划生产”和“计划销售”。采取的是“操纵价格”，所以这部分经济又称作“计划系统”；后者无权控制价格，无法支配消费者，反而要受到市场力量的支配，听命于市场，由市场波动决定其命运，所以这部分经济可以称作“市场系统”。关于以上“两个系统”之间的联系，加尔布雷思指出：“计划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系统所屈从的那个环境中的一部分。市场系统所使用的动力、燃料、机器、设备、原料和交通运输就是计划系统供给的。市场系统的参与者所购入的消费品和劳务中很大的一部分，也是它供给的。同时它也是市场系统产品的一个重要买主，就农业而论，情况最为显著。”他认为，虽然“两个系统”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是互相依赖、互相联系的，它们之间不断发生交换关系，但在交换中双方的权力和所处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市场系统买进时，在价格上显然不能不服从计划系统的规定。市场系统出售其产品和劳务时，其中的一个很大部分，其价格不是由它自己控制的，实际上不得不屈服于计划系统的市场力量之下。在权力的这样分配下，显而易见的是，在一切方面，计划系统会比市场系统进行得更加顺利。为了更深入地剖析“两个系统”作者用了整整3章（第18、19、20章）的篇幅，详尽地论述了大公司与小企业之间的不平等地位，以及由此给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危害。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最关心大公司的利益，为大公司效劳，而不会为小企业服务，大企业对小企业的剥削类似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甚至是更为厉害的一种剥削。他说：“要彻底纠正计划系统与市场系统之间的关系，必须从这两部分经济间权力的均等开始。”

三、“新社会主义”：未来社会的设想

加尔布雷思曾经自信地认为，自己的任务不仅在于说明现实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而且在于提出一套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设计出使之付诸实施的具体方案。他从“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入手分析得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两个系统”互相对立衍生出种种不合理现象的结论。他主张尽快消灭这些不合理现象赖以存在的基础。从“权力均等化”着手，实行“结构改革”。

加尔布雷思把他本人为现代资本主义所开的“药方”命名“新社会主义”，他解释道：“首先需要积极提高市场系统的权力和能力，提高它与计划系统相对下的发展程度，从而从这一方开始，缩减两个系统之间在发展方面一贯存在的不均衡状态。这里应采取的步骤是，从事缩减两个系统收益的不均等，提高市场系统的谈判力量，减少计划系统对它的剥削。人们把这个叫做‘新社会主义’。”根据加尔布雷思的说法，在这种“新社会主义”体制之下，大公司的权力将受到限制。政府不再被大公司所操纵，小企业的地位将得到改善，同时，“公共目标”也被重新重视起来，个人的生活福利得到保障，医疗保健事业有很大发展、环境卫生和居住条件得到改善，文化、教育、艺术事业也不断取得进步，加尔布雷思强调说：“新的社会主义不容有进行抉择的余地；除非以极端不愉快、相当严重的社会混乱，有时还会对健康和福利造成致命打击这类现状为代价，否则，这是无法避免的。新社会主义不是属于意识形态的，是受环境逼迫的结果。”他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无法避免”的和“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公共利益”出发，使政府承担私人企业所不愿承担的发展经济中的落后部门的责任，使“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两者的缺陷得到补救。

该书的第该书的第25章至第28章专门论述了实现“新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方案和具体的政策建议：

（1）实行累进所得税制，消除收入不均等。加尔布雷思指出：“要通过温和的手段在计划系统中达到较大程度的均等，累进税制是必不可少的。”他还主张通过国家保证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有一定的收入，主张各民族工人的工资不受歧视，等等。

（2）反对通货膨胀。加尔布雷恩认为，劳资双方总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提高工资，然后企业按工资成本加成本定价，使利润仍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从而把由协议所产生的工资提高的费用转嫁给消费者。物价上涨，生活费用跟着提高，于是又引起下轮工资提高的要求，如此循环下去，形成了“在工资和价格上不断加剧的螺旋上升倾向”，引起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因而，他主张政府应实行工资与物价直接管制的政策。

（3）清除环境污染。加尔布雷思认为，对环境损害的补教办法，其中重要的问题在于人们是否愿意用“公家资金”来进行清除工作，除此，还必须用法律规定某些界限，在界限以内容许消费和生产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他强调指出，这是“现代立法机关的一个重大任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惟一重要的任务”。

（4）增加国家预算拨款。但这是为了扩大投资，为了增进社会的福利和利益，而不是为了“计划系统”。

（5）保证各部门经济稳定协调发展。

（6）实行最大公司的国有化。这是加尔布雷思提出的改革措施中极其重要的一项。他反对经济军事化和军国主义，主张军事工业公司应首先实行国有化。

加尔布雷思在书中的思想，在当时的美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的突飞猛进之后，使得中国反思是否应该放慢脚步，重新审视一下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思考一下人们真正想要的“人生道路”。与当时的美国社会类似，中国也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计划与市场二元体制问题等。不仅是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也对经济发展数字有痴迷一般的盲目崇拜。所有这些不合理存在，都是加尔布雷思极力反对的。

虽然，加尔布雷思某些激进的思想引起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然而加尔布雷思用他的尖锐的富有感染力的文字获得了其他经济学家难以奢求的社会声望，对美国社会产生了的深刻批判性。

《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于1973年在美国波士顿霍顿——米福灵公司出版，1980年经由蔡受百翻译后出版中文译本，后由于海生翻译出版2010年版。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1908—2006）是美国经济学家，出生于加拿大，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一生著述颇丰，其著作备受读者喜爱，是历史上拥有读者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被誉为“美国的经济医生”。二战期间，他曾担任过美国物价管理局局长、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1946 年担任负责德国和日本经济政策检查的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20世纪60年代，出任肯尼迪竞选总统的顾问，随后担任美国驻印度大使。1949 年后，一直担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他也是《幸福》杂志的主编，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主要著作有《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1929年大崩盘》《富裕社会》《经济发展》《新工业国》《经济学、和平与欢笑》《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不确定的年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