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意思是指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和走向，分析经济形势离不开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阶段等大势的判断。

NDF向来被视为即期汇率的先行指标。人民币NDF市场始于1996年6月，在新加坡开始交易。从长期看，人民币NDF的变化会对人民币汇率变化产生正向影响。人民币NDF价格的形成特点决定了其升贴水点数能反映交易双方对人民币的预期升贬值幅度。数据表明，NDF的波动与各个时期海外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是基本一致的。2008年底，受经济下滑等因素影响，NDF市场首次出现了自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的贬值预期，最低贬值预期达到2%～3%，这种贬值预期一直持续至2009年第一季度末。从2009年4月份开始，在美元贬值预期下，NDF市场人民币汇率预期重拾升值态势，表明人民币再次面临着升值压力

同步指标的变动时间一般与经济情况基本一致，可以显示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并确定或否定先行指标预示的经济发展趋势。这些指标的转折点大致与国民经济周期的转变同时发生，表示国民经济正在发生的情况。

我国常采用如下指标作为一致同步指标：工业总产值、全民工业总产值、预算内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社会商品零售额、国内商品纯购进、国内商品纯销售、海关进口额、广义货币M2等。这些指标多为常规性指标。传统观点认为，常规性指标不能表明经济运行趋势，其实并不尽然。这些经济金融指标的同比或环比都体现出一些趋势性的东西。比如，2009年初以来，M1同比增速的上行速度远快于M2同比增速的上行速度，M1与M2之间的剪刀差连续回落，从1月份的12.1个百分点缩减至6月份的3.67个百分点。这是经济活动趋于活跃的反映，充裕的资金面对经济持续回暖也构成了进一步的支撑。

应关注经济景气调查分析指标。当前，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都在进行企业景气调查，并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统计调查制度,促其形成很规范的景气调查体系。与一般调查相比，景气调查的最独特之处在于，问卷中的问题主要以定性判断的选择题形式出现，极少有数量指标，调查对象只需就调查内容的“好”、“一般”、“不好”或“上升”、“不变”、“下降”三个答案作出选择即可，最后经过扩散指数将定性判断定量化。也就是说，景气调查通过对定性问题出现的频率进行计算分析比较，从而达到判断宏观经济景气和企业生产经营景气的目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为满足各级政府进行宏观决策以及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需要，我国有关部门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借鉴国外的经验开展景气调查，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等。以人民银行为例，目前已建立的景气调查分析制度有5000户企业问卷调查制度、银行家问卷调查制度、居民储蓄问卷调查制度以及进出口调查问卷制度。

在我国，观察区域经济金融运行走势对了解整体经济运行趋势有很大帮助，有助于对宏观政策进行适当的动态微调。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各区域经济对外依存度存在较大差异。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区域分析的重要性。金融危机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影响和传导是不同的。比如，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地区如浙江、上海、江苏、福建、山东等较早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突出表现为对外订单下降、外资撤资、进出口急剧下滑等。通过区域经济指标分析，有助于了解宏观经济政策效力的区域非对称特征，有助于性针对不同经济区域实施差别化宏观调控的对策，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动态均衡和协调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对经济运行指标的侧重点有所区别。在对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经济趋势分析时，我们必须首先掌握其分析体系的指标构成以及每个指标的确切含义。

还需要强调的是，经济传导的过程异常复杂，即使运用完备的指标分析体系有时也难以准确把握经济变化的趋势。比如，我国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认识就经历了一个不断提高和深化的过程。在2008年上半年，虽然很多经济体的金融市场综合指数有较大幅度调整，但经济运行常规性指标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异常，特别是经济运行的一些先行指标，如BDI、PMI及人民币NDF等一直保持相对平稳状态，只是到了下半年以后才逐渐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对危机的认识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直接影响到我们应对措施的制定和实施。

此外，在危机状态下，经济形势的突然逆转或加速变化以及主要经济体对发展模式进行的较大调整，都会使形势变得扑朔迷离。因此，分析经济形势离不开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阶段等大势的判断，这是进行指标分析的基础和前提。

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离不开国际金融危机这个大背景。我们先从这次国际金融风暴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谈起。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教训：必须加快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必须加快中国商业银行的体制改革。正因为有了这个工作取得的成绩，所以在这次国际金融风暴中，我们金融业受的冲击是比较小的。所以，现在回想起来，1997年以后我们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和加快商业银行的改造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么，这一次国际金融风暴给我们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首要一个就是必须加强金融监管。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从理论上讲，总量分析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而微观单位是千差万别的，一项政策出来以后，按总量调控就很容易搞成一刀切。对流动性偏大问题应该做进一步的分析，比如以当前来说，国内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要继续保持；另一种意见，货币政策应该转到偏紧或者收紧的状态。如果不谈结构分析，只看总量分析，是不解决问题的，因为信贷量过大，大家都知道这是从总量分析的结果。但是如果从结构方面分析，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第一，银行信贷资金出来以后，有多少是在实体经济内，有多少还停留在虚拟经济领域内？虚拟经济领域内如果过多，随着虚拟经济价格的上升、股市的上升，对实体经济是不利的。

第二，有多少信贷资金流到了中小企业手中呢？我们政协经济组最近在广东、辽宁调查了解到，中小企业从银行的贷款从指标上来讲可能是已经到了，可实际上很多中小企业没有得到，得到的可能是中等偏上的企业。广大中等企业没有得到，小企业更没有指望。我们在广东调查的时候，小企业直接跟我们反映，他们只有靠互相帮助来解决，不然就只有用高利贷解决。所以，结构分析法就能看出有多少资金能够真正落到中小企业身上，特别是那些急需发展的企业。

第三，从结构方面分析还可以看到，有多少信贷资金进入到产能过剩或产能正在面临过剩的行业中，有多少信贷资金进入到那些短板行业，进入到高新技术行业，这些都可以调查分析出来。

所以，信贷量过大，只是问题的一面。从结构分析来讲，当前更重要的是进行结构性调整，让资金从虚拟经济领域进入到实体经济领域，让中小企业能更多地得到贷款，让那些短缺产品的行业能够发展起来，高新技术行业能发展起来，而产能过剩的和即将过剩的行业就得不到贷款。

另外，关于流动性偏大的问题，我们调查发现：从银行来讲，流动性已经开始偏大了；从企业来讲，却普遍感到资金不足，流动性是不足的。原来，在国际金融风暴冲击下，企业感到了经济困难，都手持现金，用流行的一句话说，就是“现金为王”，他们手头都留足了现金。所以，对银行来说资金是出去了，但市场上的资金没有流动，每个企业都有超常规的现金储备，以防备资金链断裂。所以，分析资本的流动性，仅从总量分析的确是不解决问题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通货膨胀还没有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消费物价指数、生产资料物价指数环比增加，而同比还是下降的。另外一点，根据经验，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的主要是三种价格，这三者对通货膨胀与否影响很大。

第一是石油。石油虽然停留在70美元左右，最近稍有上升。但是影响石油市场最大的是美国，美国经济还在缓慢地复苏。美国经济在缓慢复苏的情况下石油价格可能稍有上升，但是绝对不会在短期内恢复到去年130、140美元的水平。这样的话，石油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如有些同志说的那么大。

第二是生产资料价格。根据中国历史上的经验，增长率超过9%—10%了，钢材、有色金属等生产资料价格会涨得非常快。但是现在看来，“保8”（即“保持GDP年均增长8%”）没问题，可能还超过8。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能够到10%的情况，这样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上升也不是现实。

第三，农产品价格。农产品价格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虽然自然灾害多，但是基本上还是有一个好收成。农产品价格比较稳定，而且农产品价格周期性非常明显，就是价格有点上升，也是属于恢复性的上升。

这样看来，大局是稳定的。我的意见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不能变。因为这个一变以后，就容易把前一段改革采取的措施，宏观调控的成绩抵消了。

中国经济陷入了一个多年的怪圈当中。怪圈是什么呢？第一，地方积极要求经济发展以解决地方的经济问题，增加税收、增加就业，这样就要求增加投资，结果投资增大了，信贷就跟着增大了。这样又造成一个结果，产能就开始过剩了，并且物价上涨。这两个达到一定程度，政府就赶快收紧。一收紧以后地方经济困难，又再次循环。

多年来没有摆脱这种困境，中国经济怪圈背后实际上是体制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体制改革现在仍然需要继续。国有体制改革完成了吗？还没有，行业垄断还没有解除。资源价格问题、定价制度还不合理，不合理的定价制度，只会使人们大量浪费资源，多用资源。

还有，城乡二元体制这个格局改变了吗？没有改变。这个格局没有改变，就使中国人的就业问题特别困难。为什么？我以前曾讲过，去年11月国际金融风暴发生以后，我到西欧去讲学，跟西欧经济学家座谈的时候，他们问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西欧国家年增长率保持2%—3%就很高兴了，因为失业问题不会出现。为什么中国增长率一定要到10%才感到失业问题缓解了呢？我当时这样跟他们讲，我们的国情跟西欧不一样，西欧的工业化已经200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已经释放完了，现在农业人口只剩百分之几，而且都是家庭农场制，在农村中有土地，有自己的农场，有自己的房子，而且生活方面跟城市没有差别，他们的社会福利待遇与城市是一样的，他们为什么要进城打工去？西欧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从北非来的移民工人，从东欧过来的移民工人，所以增长率保持在2%—3%就行了。

中国不一样，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农村人口还占55%，城市人口占45%。而且城乡二元体制，待遇是不一样的。现在中国出来打工的农民都叫“新生代农民工”，这跟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不一样的，80年代的那批人到城里来打工，他的心、根是在农村的，他赚了钱回家讨老婆、盖房子、生儿育女，他还是在农村。新生代的农民工不一样，他不愿意回农村了。他就想为什么城里人的福利是这样的，我为什么不是这样的，我的孩子进城为什么不在那里上学，我的医疗为什么没有城市居民那种待遇？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

中国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大改革阶段，就是城乡一体化，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这是影响到中国深远的问题，可以这么说，现在城镇化率45%，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30年之后可以达到75%，以后还会提高。在这么大的国家中，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两千万农民要进城。城市要扩大建设，县城、镇要增加住房，办学校，办医院，搞公共服务设施，在全国范围内,这是多大的建设规模？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这么大的潜力？所以，我们今后若干年仍可以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我们对中国经济成长是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