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日讲是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 宋代始称经筵，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 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元、明、清三代沿袭此制，而明代尤为重视。除皇帝外，太子出阁后，亦有讲筵之设。清制，经筵讲官，为大臣兼衔，于仲秋仲春之日进讲。

经筵，是指汉唐以来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它在宋代正式制度化，为元、明、清历代所沿袭。经筵制度在清代持续时间很长。单就狭义的“经筵典礼”而言，顺治十四年(1657)首开经筵，至咸丰十年(1860)最后一次举行经筵大典，持续二百余年。

如就广义的“经筵制度”而言，从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改国号为清起，至宣统三年(1911)止，整个清代都存在以“研经论史”为主要内容的御前讲席。经筵制度是与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统治者密切相关的一项教育制度。

宋代制度：每年二月至五月，八月至冬至，每逢单日举行经筵，由讲官轮流入侍讲读，名曰春讲、秋讲。明、清两代基本沿用其制。举行经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味道研经”，探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一是“以古证今”，亦即以史为鉴，吸取封建统治经验教训。经筵例不由阁臣兼之。清顺治九年 （1652）后始以大学士知经筵事，以尚书、左都御史、通政史、大理卿、学士侍班、翰林等二人侍讲。经筵设御桌、讲官案。清代皇帝在文华殿行经筵仪，先讲《四书》、《五经》，然后由皇帝宣示满、汉文御论，各官听讲。事毕，由各官行礼，于文渊阁赐茶。

根据传统习惯，皇帝为皇太子时即应就读，受傅于翰林院诸学士，称为东宫出阁讲学。登极之后，除继续就读而外，他还要出席另一种形式的讲学，即所谓经筵。

经筵于春秋两季气候温和之时举行，每月三次。每次经筵，所有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大学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勋戚都要一体参加，还有给事中，御史多人也在听讲的行列中出现。

经筵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早朝之后，皇帝在大汉将军20 人的保卫下首先驾到。在这文质彬彬的场合中，大汉将军也免除甲胄而穿上袍服，但仍携带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

皇帝在文华殿面南坐定，传谕百官进入，行札如仪。至此，鸿肿寺官员将书案一张摆在御座之前，专供圣鉴；另一张摆设在数步之外，为讲官所用。参加听讲的官员鱼贯而入，分列书案左右经筵和其他所有的仪式一样，必有其目视耳听的对称均衡。先一日用楷书恭缮的讲义此时已经陈列于案几之上。

在赞礼官呼唱之下，两员身穿红袍的讲官和两员身穿蓝袍的展书官出列。他们都是翰林院中的优秀人员。讲官面对皇帝，展书官在书案两侧东西对立。接着是讲官叩头，叩头毕，左边的展书官膝行接近书案，打开御用书本讲义，用铜尺压平。

此时左边的讲书官也已经趋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开始演讲。讲完后，书本盖覆如前，讲官及展书官退列原位，以便右边的同僚履行任务。左边讲官所讲授的是“四书”，右边讲官所讲授的则为历史。此种节目，历时大半天只有讲官可以口讲指划，其他全部人员都要凝神静听，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

如果当今天子偶然失去了庄重的仪态，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之上，讲官就会停止讲授而朗诵：“为人君者，可不敬哉？”这样的责难不断重复，决无宽贷，一直到这个为人君者突然发现自己的不当而加以改正，恢复端坐的形态为止。

这种繁文缛节乃是当日国家中一种重要制度。经筵的着眼点在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但仍然经常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称职的讲官务必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只据章句敷衍塞责或以佞辞逢迎恭维，无疑均属失职，过去好几个讲官就曾因此而被罢免。

经筵之制虽于宋代已形成，但形式并未固定，非但历代有异，即一代之中不同君主实行情形亦不尽相同。以明代为例，初无定日，亦无定所。明初诸帝勤政好学，讲学虽未制度化，但于圣学犹无大碍。迨英宗以冲龄即位，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柄政，感于身负幼主教育之重责大任，上疏请开经筵。始制定经筵仪注，每月二日、十二日、廿二日三次进讲，帝御文华殿，遇寒暑则暂免。

开经筵为朝廷盛典，由勋臣一人知经筵事，内阁学士或知或同知经筵事，六部尚书等官侍班，另有展书、侍仪、供事、赞礼等人员。除每月三次的经筵外，尚有日讲，只用讲读官内阁学士侍班，不用侍仪等官，讲官或四或六，每伴读十余遍后，讲官直说大义，惟在明白易晓。日讲仪式较经筵大为简略，或称小经筵、小讲。经筵讲学自此制度化，每日一小讲，每旬一大讲，为帝王接受儒家教育的主要方式。

经筵的制度化，其用意在使帝王的讲学不致间断，以收持之以恒之效。明人十分注重经筵，视为讲学第一事，认为：“经筵一日不废，则圣学圣德加一日之进；一月不废，则圣学圣德加一月之进。盖人之心思精神有所繁属，则自然强敏。经筵讲学，正人主开广心思，耸励精神之所也。”但是讲学一旦制度化后，便容易缺乏弹性而显僵化。

尤其每月三次的大经筵，典礼隆重，遇上不喜学问的皇帝，或是幼主与老臣情不相浃，便思逃避，使进讲成为具文。明代君主常以圣躬违和或祁寒盛暑为由暂免经筵日讲。每遇帝王怠惰弃学，百官总会上疏谏诤，认为“帝王大节莫先于讲学，讲学莫要于经筵”，坚持经筵不可一日稍废。事实上，经筵进讲，百僚侍班，实有深意，盖“正以人主面与贤士大夫相接，则君臣之间有聚会精神之美，有意谕色授之益，气质不期变而自变，德性不期成而自成”。其立论与汉儒置保傅的主张类似。

而明代东宫制度废而不存，经筵日讲几乎成为儒臣接近皇帝，影响其行为、涵养其德性的唯一机会，自然受到特别的重视。例如明 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配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壬戌三月，擢（袁可立）通政司左通政署司事，充廷试读卷官，侍经筵。”不久，“上谓弹压登莱非公不可，于是以节钺授公。”袁可立遂以巡抚节镇山东登莱。

清袭明制，仍以经筵日讲为帝王教育的方式，康熙帝最重视这一制度。康熙好学出于天性，自五岁便知读书，八岁践祚，更知黾勉学问。年十七八尤笃于学，尝因勤学过劳而咳血，犹不少辍。康熙十六年(1677年)，改隔日进讲为日日进讲，虽避暑瀛台，未尝间断。三藩乱起，京师不安，机务繁重，翰林院请隔日进讲，但康熙深切了解日讲之重要，认为军事或数日一至或数日连至，无法以日限计，仍令每日进讲，以免荒疏学问。康熙学识超迈诸多帝王，以及清代君主能有相当的学问水平，大多得力于儒臣的进讲教授。

经筵日讲制的产生，使居于九重深宫的帝王储君能够经常性地接受儒臣教育，其增进君主品学的功用无可质疑。惟

就师道而言，经筵制的进讲儒臣已无帝师之名，官秩又卑，实无尊严可言。宋初，经筵讲读官皆坐，然自仁宗以十三岁幼龄即位，坐读不相闻，于是讲者立侍者坐，形成故事。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等请赐讲者坐，而侍者可立。神宗交付礼官考议，诏太常礼院详定。韩维等主张应赐坐讲臣，使能敷畅经艺以明先王之道。龚鼎臣等则以为今之讲臣不过解说旧儒章句之学耳，非有为师之实，岂可专席安坐，以自取重？因众议不同，神宗问曾公亮，公亮但言侍仁宗书筵亦立。

后赐王安石坐讲，安石不敢坐，立讲遂成故事。明代经筵仪注，皇帝御文华殿，廷臣均于丹陛上行五拜三叩首礼。太子出阁讲学，侍讲侍读等官入见，亦行叩首礼。

明代中叶以后君主多不好学，甚至有凌辱讲臣者。景泰元年(1450年)诏开经筵，景帝每临讲幄，辄命中官，掷金钱于地，任讲官遍拾之，号为恩典。君主待讲臣如此，讲臣地位之低落可知。而明代君主遇讲官若说书之奴，其多昏庸荒怠之主，政治黑暗，与此不无干系。

电视剧《康熙王朝》第43集，李光地在与两位洋大人的对话中说：“对，从今天开始，你们参加皇上的每日的经筵日讲。”“对，每日一次，每次一个时辰。”

《清史纪事本末》卷三记载：康熙八年 （1669）四月十九日，兵科给事中刘汝汉疏请 “先行日讲，次举经筵，选择儒臣，分班进讲”。康熙帝嘉其言，令礼部议行。

经筵日讲是康熙亲政主事后力推的一项重大决策。经筵，原是顺治朝所定的年例，即是讲读清朝列位先帝 “祖训”的盛会。康熙将 “经筵大典”改为 “经筵日讲”，选内臣御前每日进讲汉儒经学典籍，隔数月，举行大典交流进讲，令满朝文武拱立竦听。

康熙之举，意在拨乱反正。顺治十八年，康熙继位年仅八岁。顺治帝驾崩前遗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克、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四辅臣执掌重权，却以 “先帝祖训”挟制天子，尔后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跑马圈地，贪污腐化，激化满汉矛盾。时仅数年，已是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康熙八年，在孝庄太皇太后的庇护下，康熙得以铲除鳌拜集团，肃清四辅臣余党，亲政治国。而整治朝纲的一个抓手便是力推 “经筵日讲”。经筵日讲须取 《四书》 《五经》及 《通鉴》等治乱兴衰之典籍而 “讲贯紬绎”。康熙是凭藉经筵日讲让内阁各部重臣自上而下学习汉儒经学，统一认识，甄别治国方略，拨乱反正。如是康熙所言： “帝王图治，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盛。”

为使经筵日讲不流于形式，徒于虚名，康熙亲自圈定进讲官员的名单，任命吏、刑、工、户、翰林院各部高官十六人为主讲。有官者，懈怠成习，厌学成性，声色犬马，无所事事，每每以夏日炎热、入秋政务缠身为由推诿搪塞。康熙毫不留情直言痛斥： “方今秋爽，正宜讲书”， “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有裨益。以后虽寒暑不必缀讲”，严训整肃学风。在经筵大典期间，改隔日为每日进讲。康熙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对左右近臣直言： “朕所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在康熙的督导下，经筵日讲逐成制度化，坚持不懈，前后持续长达十六年之久，历代封建王朝实难出其右。

康熙倡导经筵日讲以讲究实效为重。指示进讲经学须 “理乱兴衰之故”，可各抒己见， “凡有所见，真陈无隐”， “如此互相讲论，方可有裨实学”；进讲不说套话、官话，务去陈言，要言不烦， “讲章称颂之处，不得过为溢辞，但取切要”，杜绝报喜不报忧，投君所好的谄媚之风。进讲所选典籍，须以治国方略为主旨，事先呈报进讲典籍篇章、章体事例，并亲作指导。国子监祭酒徐文元呈报进讲 《四书》，康熙则指示， “《四书》屡经讲读，朕心业已熟晓。每观 《通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应与 《四书》参讲”，遂命之再改讲章。凡呈报讲章文稿，辞不达义者，康熙则以事前试讲而监之。翰林院大学士喇沙里进讲 《通鉴纲目》 “告子曰性犹杞柳”一章，康熙甚为不满，然则先行亲讲，且讲论精微，义理融贯。此训，则使人云亦云、缺乏思考，滥竽充数之庸人无地自容。经如此整治，康熙朝之官场学风为之焕然一新。

康熙推行经筵日讲坚定执着，吸纳、继承儒家统治思想，并将之统一各级官吏的言行。经筵日讲之所以卓见成效，便在于治学制度化，勤政以治学为先；倡导百家争鸣，各抒己见；摒弃陈言又媚词，端正学风。而经筵日讲之举，又为整治政风，确立清明的治国方略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实是凸显了康熙的政治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