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方贞子（1927年9月16日—2019年10月22日），日本女外交官，曾任日本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

绪方贞子，日本国际政治学家。1927年9月16日出生在东京都麻布的一个外交官家庭，曾祖父日本首相犬养毅。外祖父芳泽谦吉，曾是二战前日本驻法国大使，后来担任过日本外相。父亲中村丰一曾是日本驻芬兰公使，伯父井口贞夫是驻美国大使。 绪方贞子从儿童时代就开始学习英语。年幼的她曾经在美国生活了5年，又在中国生活了3年。不知道是否因为家庭背景和早年生活的影响，青年时代的绪方贞子就开始对国际问题产生兴趣。

1953年，绪方贞子从日本圣心女子大学英文专业毕业后，前往美国求学，先后获得乔治城大学、加州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和政治学博士学位。1965年，绪方贞子回到日本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任教于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多年来，她出版了数本著作，获得了世界各地13所大学的荣誉学位。

正当绪方贞子的教学生涯稳步发展时，出乎她意料的是，1976年夏，她突然接到了日本外务省的邀请，出任日本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这对我的家庭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她说。当时，绪方贞子的两个孩子年纪尚幼，但是，“很多事情都是偶然发生的，你没办法计划你的人生，你必须接受这些偶然”，绪方贞子用一种淡定从容的态度说。她接受了这个职务，在其后两年中先后担任日本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特命全权公使。当任期结束后，绪方贞子再度回到日本继续其拿起粉笔，过着教书育人的平静生活，同时，她也参与一些日本外务省的工作。

改变职业生涯的抉择

1979年11月，绪方贞子被日本外务省任命为柬埔寨难民救济情况视察团团长。当她前往泰国-柬埔寨边境视察难民救助时，她第一次对难民问题有了直观认识。“那是一场巨大的难民危机”，绪方贞子说。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天，绪方贞子打开收音机，听到新闻里说，当时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辞职了，她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名专员仅仅在这个职位上做了8个月。当时的绪方贞子并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会成为下一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1990年12月21日，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决定选择绪方贞子来担任这个国际人道主义舞台上最为困难、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职位，绪方贞子接受了。她回忆说：“这也可能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我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职业，离开了我的家人。”家人曾经问她打算干几年，她回答说，大概就几年吧。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成立于1951年。最初是一个只有23名职员，年预算不足500万美元的很小的国际组织，其职责主要是援助自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逃出的难民。 绪方是在冷战结束这样一个特殊的形势下就任高级专员的。她原以为冷战结束后难民问题会很快得到解决，但她万万没有想到，一千就是三期，连续十年。这在她前七任的高级专员中是完全没有先例的。

在这十年里，她凭着仅仅1.5米高的矮小身躯，却穿着重15公斤的防弹背心，从一个学者变为一个彻底的“现场主义”者。她一年中有一半以上时间在难民现场，如本周在日内瓦，下周就到了伊朗，再下周又到了卢旺达，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据统计，她前三年就绕地球走了四圈半。可以说，她走遍了所有的难民地带，从欧洲到亚洲，到非洲，再到中美洲，凡有难民的地方，就有她的足迹。每到一地，她都要视察难民营、培训中心，还要与政府当局、与对立的双方，有的还要与军队进行谈判，日程一个接一个。

突破性的救助方式

在担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专的十年里，绪方根据实际情况，突破了不少过去支援救济难民的老框框，开展了一系列开拓性工作。如不是在本国外，而是在本国内设置安全地带，建立难民营，先把他们保护起来，然后实施救援，以减少难民在体力和精力方面的消耗。这在伊拉克和索马里都实行过。当时虽遭到难民署不少人的强烈反对，但绪方根据实际，力排众议，毅然决然地决定采取上述救援办法。她认为做法虽有改变，但基本原则是一样的，不是坐视以待，而是积极主动、争取时间，即想方设法保护难民，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

1991年1月1日，时年63岁的绪方贞子走马上任。刚刚到任几天，联合国难民署就面临海湾战争带来的遗留问题。超过40万库尔德难民被困在了伊拉克北部，无法跨越边境进入土耳其。从技术上来说，他们不能算难民，不属于联合国难民署管辖范围，但是国际社会又需要联合国难民署对其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绪方贞子说，这是一个“分水岭”式的决定。为了保障难民的安全，绪方贞子来到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面前，只对他说了一句话：“请不要撤走你的士兵。”这样的请求是十分罕见的，但是在伊拉克混乱的局势下，绪方贞子别无选择，她所秉持的信念就是“底线永远是难民的福利和安全”。

在柬埔寨，她努力创造了一种新的难民处理模式，即在一段时间内派出联合国维和部队进行统治，在此过程中，大力开展各方面的工作，逐步遣返、安置难民。采用这一办法，遣返了柬埔寨难民40万人。

此外，利用尚未停战的战斗间隙，采用空运手段向萨拉热窝市民运送救济物资，也是过去不曾有过的。因为当时萨拉热窝被重重围困，完全陷于孤立状态，市民困在家中无法外出购买粮食，而且也根本无粮可买，一时成为“国内难民”，惟有依靠国际保护和援助，否则他们就无法生存。当然，在此过程中，曾发生过绪方在一怒之下做出过暂时停止空运物资的决定，一时成为震动联合国的一大事件。但回过头来看，当时绪方做出这一决定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接受援助一方的穆斯林人为了向世界表明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以及为了对塞尔维亚人进行谴责和施压，关闭了从机场到市内的通道，使援助无法进行。很显然，这一行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按规定，人道主义援助是绝不允许被政治利用的，因而才发生了这一事件。此后几天，当穆斯林人方面宣布停止抵制后，绪方立即指示，马上恢复了空运，从此事件中可以看出，绪方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女性，被人们誉为“行动的高专”是完全有道理的。

在这十年里，她对难民署的机构进行了重大改革，精简了人员，节省了开支。1991年海湾战争时，她根据难民救济的实际需要以及有人批评联合国对难民的对应措施过于迟缓，她立即决定在难民署设立紧急事态对应科，还筹集了2500万美元作为紧急援助资金。当时，在日内瓦本部，平时安排五个援助专家值班，紧急时可随时根据情况，挑选有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的少数职员，立即组成救援小分队，带着通讯器材、帐篷、急救箱等不可缺少的物品，尽快赶往现场。还在世界各地设置救援物资的保管仓库，组成空运系统，形成了24小时全天候处理紧急状态的机制。

对中国境内难民的援助

在这十年里，她还为中国妥善接受和安置在华的近30万印支难民、主要是越南难民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资金上也给予了不少帮助。她在1992年7月下旬应邀访华时还专程前往广西和广东参观中国难民安置点，对中国的难民安置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可“堪称世界安置工作的典范”。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当她了解到安置在中国江西的难民，由于天灾，其农场种植的柑橘树几乎全被冻死时，她即起用个人高专基金30万美元，予以紧急援助，以恢复其生产建设，充分体现出她对安置在我国的难民的极度关心与支持。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前，她也尽了很大努力，或推动英、越两国政府加快遣返速度，或帮助船民、难民到第三国重新安置，解决了滞港的越南船民、难民问题。

她曾两次正式访问中国，一次是1992年7月下旬，一次是1997年年初。她一再表示，她对中国很有感情，并十分重视同中国的关系。这正如在她所著《战后日中·美中关系》一书中所说，“ 对日本而言，中国是非常重要的邻国，同中国的关系，不管是战前还是战后都一直是日本对外关系的一个中心课题。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讲，日中之间不单纯是国家间的一种关系，而是有着一条超越国家关系而由国民本身所结成的纽带”。

对绪方贞子的赞誉

在绪方贞子任内，联合国难民救援的原则不断面临挑战。面临这样的困境，绪方贞子有时候就会对自己的同事说：“我们不是哈姆雷特，我们不能对困境念念不忘。你不得不判断，然后根据是否能更好保护人们来迅速作出决定。”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职位卸任多年，今天的绪方贞子仍然在思考，“人道主义救援能够发挥很大作用，但是却不能发挥全部作用”，她说。

不过，十年间，成千上万的难民受到了救助，绪方贞子的努力得到了一致肯定，不管是联合国官员、捐助国、还是受援助的国家，在提到这位东方女性时，都充满敬意。与绪方贞子在联合国共事过的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评价说：“在十年的时间里，绪方贞子女士完成了最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总之，这十年绪方干了大量的实事、好事，解决了不少难民问题。正如她曾总结说的，在亚洲，印支难民问题得到了解决。在非洲，以莫桑比克为首，170万难民已返回故乡定居。在中美洲，由于危地马拉难民的回国和定居墨西哥，难民问题也画上了句号。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的难民正在向着解决的方面发展。

正是由于她干出了上述的诸多实绩，同时她又具有很崇高的精神和品质，因而赢得世界各国的好评，得到了不少国际奖项，如联合国科教文“博瓦尼和平奖”（将1600万日元的奖金创设了用于非洲难民儿童的教育基金）、美国“费城自由勋章”、“亚洲诺贝尔奖”。2001年她又成为日本“文化功劳者”，瑞典还授予她“北极星勋章”等等。可见，由于她的特殊职位，以及她本人的切实努力。不仅个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很高的荣誉，也为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做出了贡献。

2001年，日本首相森喜朗访问非洲时，当地人打出的标语却是欢迎绪方，2002年小泉纯一郎甚至想让她出任外相。2004年5月8日，时任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的绪方贞子在塞内加尔访问时，接受一名女性代表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