绮罗人物是仕女画的一种。代表人物是唐代画家张萱和周昉。“绮罗”的词义解释为有文彩的丝织品，绮罗人物画是仕女画的一种，是仕女画题材的扩展。典型的绮罗人物画是以张萱、周昉为代表的，由于他们创造了一种适于表现光洁华美、轻罗薄纱的服装透明感的“铁丝描”和“游丝描”的综合技法，能更好地表现宫廷妇女、传说仙女等，穿着丝绸织品的华丽服饰，所画女子“衣裳简劲，彩色柔丽”，所以突出这类纹饰和艺术手法的仕女画，称为绮罗人物画。特点是 曲眉丰颊，体态肥胖。

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人，生卒年不详。开元（713～741）年间可能任过宫廷画职。流传下来的著名作品是《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

他善画仕女和婴儿。他画仕女尤喜以朱色晕染耳根，画婴儿既得童稚形貌，又有活泼神采。画贵族游乐生活场景，不仅以人物生动和富有韵律的组合见长，还能为花蹊竹榭，点缀皆极妍巧，注意环境和色彩对画面气氛的烘托和渲染。从他曾以“金井梧桐秋叶黄”之句画《长门怨》并且“甚有思致”来看，张萱是有文学修养并巧于构思的。他的人物画线条工细劲健，色彩富丽匀净。其妇女形象代表着唐代仕女画的典型风貌，是周昉仕女画的先导，直接影响晚唐五代的画风。

玄宗开元十一年(723)与杨升、杨宁同时任史馆画直。工画人物，以擅绘贵族妇女、贵公子、婴儿、鞍马名冠。所画妇女惯用朱色，晕染耳根为其特色。又善以点簇笔法，画亭台、树木、花鸟等宫苑景物，点缀妍巧，俱穷其妙。尝以“金井梧桐秋叶黄” 之句画《长门怨》，甚有思致。画迹有《明皇纳凉图》《整妆图》《卫夫人像》等47件，著录于《宣和画谱》。

传世作品有宋徽宗赵佶摹本《捣练图》卷横卷，金箔绢本，宽37厘米，长145.3厘米，于1912年被波士顿美术馆中国·日本美术部部长日本人冈仓天心非法从中国抢走，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描绘贵族妇女捣练、熨练、缝制的情景。画家以其对实际生活的了解和敏锐的眼光，抓住劳动中富有意味的姿势，如捣练间歇的挽袖，扯绢因用力而使身体微微后仰，缝制中灵巧的理线，小女孩看熨练时和嬉戏、顾盼等细节都增添了该画的生动性， 使画面洋溢着有节奏的律动和欢快的情调。

《虢国夫人游春图》卷(为宋摹本)，绢本，设色，纵51.8厘米，横140.8厘米，描绘杨贵妃之姊虢国夫人乘宫马春游之情景，人马、服饰尽得唐人风致，卷后有王铎题跋，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从艺活动约在开元、天宝年间。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一十三·画四》·张萱传

唐张萱，京兆人。尝画贵公子鞍马屏帷宫苑子女等，名冠于时。善起草，点簇位置。亭台竹树，花鸟仆使，皆极其态。画《长门怨》，约词虑思，曲尽其旨。即金井梧桐秋叶黄也。粉本画《贵公子夜游图》、《宫中七夕乞巧图》、《望月图》，皆绡上幽闲多思，意逾于象。其画子女，周昉之难伦也。贵公子鞍马等，妙品上。（出《画断》）

译文：唐朝张萱，京都长安地区人。张萱经常画骑在马上的达官贵人，以及屏风、帷幛、宫苑男女等画，在当时名冠众画师之首。张萱擅长勾画草图。他画的草图结构匀称、布局精当。亭台竹树、花鸟仆使，都各尽其态、各得其位，意境幽远、传神。他画的《长门怨》，按照李白原诗的每一句提供的意境，精心地去构思。运用景物，氛围等绘画表现手法，将诗的意韫含蓄地表现出来。用一句话来说，即在画中充分运用金井（按：指宾中。）梧桐和飘落的秋叶，点染出一片肃杀凄凉，从而表现出宫中旷女的哀怨与凄愁。张萱的画稿：《贵公子夜游图》、《宫中七夕乞巧图》、《望月图》等，都是在白绢上精心表现那些贵家公子、宫中怨女的闲适、幽思。意蕴幽远，远远超过画面上的物象。张萱画男人、女人，周昉很难跟他相以伦比。他画的贵家公子骑马游逸的画，是最精妙的艺术作品。

张萱善画人物、仕女。他画仕女尤喜以朱色晕染耳根，画婴儿既得童稚之形貌，又有活泼之神采。画贵族游乐生活场景，不仅以人物生动和富有韵律的组合见长，还能为花蹊竹榭,点缀皆极妍巧,注意环境和色彩对画面气氛的烘托和渲染。从他曾以“金井梧桐秋叶黄”之句画《长门怨》并且“甚有思致”来看，张萱是有文学修养并巧于构思的。他的人物画线条工细劲健，色彩富丽匀净。其妇女形象代表着唐代仕女画的典型风貌，是周□仕女画的先导，并直接影响晚唐五代的画风。

唐张萱《捣练图》绢本水墨设色，勾金，纵37厘米横147厘米。

为宋徽宗赵佶临盛唐人物画家张萱《捣练图》的摹作，原存徽宗内府，靖康之难中随诸多书画珍宝被掳至金国国都会宁。因金章宗题签“天水摹张萱捣练图”，故名。

《捣练图》描绘了从捣练到熨练各种活动中的妇女们的情态，刻画了不同人物的仪容与性格。表现的是妇女捣练缝衣的场面，人物间的相互关系生动而自然。从事同一活动的人，由于身份、年龄、分工的不同，动作、表情各各不一，并且分别体现了人物的特点。人物形象逼真，刻画维肖，流畅，设色艳而不俗，反映出盛唐崇尚健康丰腴的审美情趣，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物造型的典型时代风格。

此卷涉及人物12人，其中8名宫中贵妇皆体态丰腴、面若皎月，衣饰华美。她们按劳动场景分成3部分。画面右首起4名贵妇正进行艰苦的捣练劳作；两人屈身执杵下捣，一人握杵稍事休息，而另一妇人则倚杵而立，还以左手挽起衣袖，似已累得微汗涔涔，又似歇息之后欲再次操杵捣练。画卷中部的两名贵妇组成第二部分，一人理丝，一人缝制新练。理丝者背身侧面坐于碧毯之上，眼随手动，和谐而专注；其对面坐于脚?之上的贵妇正手捏金针聚精会神地缝制新练，两人一高一低，心、手、眼配合微妙、协调，画者的匠心跃然纸上。画卷的第3组由三妇人及二侍女组成：两妇人勾首仰身费力扯练；一妇人轻握熨斗细心熨练，神态从容娴雅；二侍女一人执扇煽火，一人撑新练。新练之下一天真烂漫的女童兀自嬉戏，为画面平添几分情趣。通览全图，画家对于布局的安排，对于诸妇人动作、神情的描写不禁令人叹为观止。

《虢国夫人游春图卷》是唐代著名画家张萱的一幅传世珍品。此图描写唐天宝年间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姐姐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及其侍从春天出游的行列。 它真实地描绘了唐代上层社会妇女闲散享乐的生活。

此图描摹虢国夫人等在春日出游的景象。虢国夫人是杨贵妃的姐姐，又受皇帝宠爱，一时颇擅权势，炙手可热。在画面上，她居于后部的中心地位，情貌安详，仪表雍容，是一个高贵娴雅的贵族妇女形象。 她前面三骑与后面三骑分别是侍从、侍女和保姆，身旁的随行者据推测是其姊秦国夫人或韩国夫人，面向虢国夫人，正有所语。此作构图的处理也是疏密相映，前三骑之间疏朗而不松散，后五骑之间紧密而不局促，节奏变化有度，气脉贯通，层次与错落展现得十分自然。人与马动势不大，似在缓缓策骑而行，这正合游春之旨。画中人物基本目注前方，惟虢国夫人之姊和她身后的侍从各自转侧身形，若不经意地打破了单一格局，使画面在结构上产生变化。此画仍与大多数唐代人物画一样，不设背景而将全部心思集中在人物身上。画中人物行动皆围绕着虢国夫人展开，前三骑的恭谨导引。后面侍从、侍女的小心护随，保姆的抱持女童紧跟，既恰如其分地标示出人物身份，又以虢国夫人为中心前后散列开来，含有结构上的内在一贯性，且能彼此比照响应。

单有这些侍从的前呼后拥，画面难免单调，因此作者又别具慧心地在虢国夫人身侧添上乃姐形象，与之殷勤通语。从这些趋承关系不难看出虢国夫人身份的尊崇，她的威仪不是通过外在神情而是借用图中人物对她的态度反映出来，这就将构图与塑造人物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其艺术匠心令人感佩。

在细节上，作者也做到了摹画现实，笔致入微，马的羁勒鞍鞯，人的服饰装扮都与盛唐时尚一一契合。虢国夫人与其妹头上所梳的堕马髻，慵闲华贵，很好地揭示了人物所处的社会阶层与相应气质。全卷以细劲圆活的线条为主要艺术手段，端凝中显出柔婉，形成与内容相适应的最佳表现形式。此图虽系后人摹本，但仍不失原作风神，体现出大唐盛世雍容繁丽的时代特征。周昉

中国唐代画家，字仲朗(公元8世纪-9世纪初)，一字景玄，京兆(今陕西西安)人，生卒年不详。（长兄周皓受家庭尚武风气的影响，善于骑马射箭，随从名将哥舒翰西征吐蕃，在攻取石堡城的战役中，骁勇善战立了军功，因授任执金吾。哥舒翰攻克石堡城事件发生在天宝八载（749年）六月，这时周皓的年龄当在二十岁以上。周皓是周昉的长兄，若以此来推测，周昉约生于开元（713—741）末年。），出身于仕宦之家、游于卿相间之贵族。曾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长史、宣州（今安徽宣城）长史别驾，其职位仅次于一州长官刺史。周昉能获得这个官位与他的哥哥的地位有关，其兄周皓随哥舒翰征吐蕃克石堡城等立有战功。 初年学张萱，是他亦长于文辞，擅画肖像、佛像，其画风为“衣裳简劲，彩色柔丽，以丰厚为体。”

先后官越州、宣州长史。工仕女，初学张萱而加以写生变化，多写贵族妇女，所作优游闲适，容貌丰腴，衣着华丽，用笔劲简，色彩柔艳，为当时宫廷、士大夫所重，称绝一时。画佛像，神态端严，时称神品。德宗闻其名，诏画章明寺，经月余始定，时推第一。章明寺壁画下笔落墨之际，多人竞观，寺祇园门，贤愚毕至，或有言其妙者，或有指其瑕者，后经改定无不叹其精妙。雕塑家仿效之，称为“周家样”。兼工肖像，尝与韩干同为郭子仪(679-781)婿赵纵写照，未能定优劣，赵夫人谓“两者皆似，而干画得其状貌，昉画能兼得神气情性。”其绘扑蝶名播中外，画鞍马、鸟兽、草木，时人学之者甚多，程仪、高云、卫宪皆其弟子。好属文，能书。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一十三·画四》·周昉传

唐周昉字景玄，京兆人也。节制之后，好属学，画穷丹青之妙。游卿相间，贵公子也。长兄晧善骑射，随哥舒往征吐蕃。收石堡城，以功授执金吾。时德宗修章敬寺，召晧谓曰：“ 卿弟昉善画，朕欲请画章敬寺神，卿特言之。”经数日，帝又请之，方乃下手。初如障蔽，都人观览。寺抵国门，贤愚必至。或有言其妙者，指其瑕者，随日改之。经月余，是非语绝，无不叹其妙。遂下笔成之。为当代第一。又郭令公女婿赵纵侍郎尝令韩干写真，众皆赞美。后又请昉写真，二人皆有能名。令公尝列二画于座，未能定其优劣。因赵夫人归省，令公问云：“此何人？”对曰：“赵郎。”“何者最似？”云：“两画惚似，后画者佳。”又问：“何以言之？”前画空得赵郎状貌，后画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令公问：“后画者何人？”乃云：“周昉。”

是日定二画之优劣，令送锦彩数百疋。今上都有观自在菩萨，时人云水月，大云西佛殿前行道僧，广福寺佛殿前面两神，皆殊妙也。后任宣州别驾，于禅定寺画北方天王。常于梦中见其形像。画子女为古今之冠。有《浑侍中宴会图》、《刘宣武按舞图》、《独孤妃按曲粉本》。又《仲尼问礼图》、《降真图》、《五星图》、《扑蝶图》，兼写诸真人、文宣王十弟子，卷轴至多。贞元末，新罗国有人于江淮，尽以善价收市数十卷。将去，其画佛像真仙人物子女，皆神也。唯鞍马鸟兽，竹石草木，不穷其状也。（出《画断》）

译文：唐朝人周昉，字景玄，是京都地区人。官任节度使后，继续好字，在绘画方面，他将所有的技艺都学到手了。他交往于达官贵人之间，是位高贵的公子哥。周昉的哥哥周晧擅长骑马射箭，曾随同大将哥舒翰远征吐蕃（按：今西藏。）收回石堡城，因战功归来后官授执金吾，掌管京都的治安。当时，唐德宗正修章敬寺，召见周晧说：“爱卿，你的弟弟周昉擅长绘画，我想请他画章敬寺神像，请你告诉他。”过了一些天，德宗又让周晧请了一次，周昉才开始画。最初画出来的神像，周昉将它象屏风一样地放在寺院里，整个京都的人都可以去看。章敬寺就在皇宫门前，不论是贤良的人，还是愚鲁的人，都去看画像。有的人说画得好，有的人说画得不好。有人挑出毛病来，周昉随时进行修改。历经一个多月，评论好坏的人没有了，人们都赞叹这幅神像画得太好了！最后，画完稿了，在当时世上数第一。郭子仪的姑爷侍郎赵纵，曾经让韩干画过一幅画像，大家都称赞画得好。后来，他又请周昉画像。韩、周都是当时最有名气的画家。一次，郭令公将这两张画像并放在一块儿，让人们评品优劣，谁也评定不出来。正赶上他女儿赵夫人回来探亲，令公问：“这两副像画的是谁？”回答说：“是我的赵郎君子。”问：“哪幅画像最象？”答：“两幅画像都很象。但是，后一幅最好。问：“为什么这样说呢？”答：“前一幅画像空得赵郎的容貌画得象，后一幅神态、表情、说笑的姿态都画出来了。”令公问：“后一幅是谁画的？”有人回答说：“是周昉画的。 ”当天定出两幅画像的优劣，郭子仪让人给周昉送去锦彩几百疋，以表谢意。京都长安的一座道观里的水月观音画像，大云西佛殿前的行道僧画像，广福寺佛殿前的两面神画像，都奇特绝妙。这些画像，都是周昉的作品。周昉后来官任宣州别驾。在任期间，他为禅定寺画过一幅北方天王象。画定后，他常常在梦中见到这位天王到他这儿来。周昉画人世间的男人和女人，可称得上是古今第一圣手。这类画有：《浑侍中宴会图》、《刘宣武按舞图》、《独孤妃按曲粉本》。还有《仲尼问礼图》、《降真图》、《五星图》、《扑蝶图》，以及诸位真人、文宣王十弟子的画像等等，共有许多幅。唐德宗贞元末年，有一位从新罗回来的人，在江淮一带，用很高的价码收买几十卷周昉的画。他将要离去时，发现他买的这些画上的仙人，真人、和男人、女人都成仙而去，不见了。只有鞍马鸟兽、竹石草木，还在画上面。

画迹有《五星真形图》《杨妃出浴图》《妃子数鹦鹉图》等72件，著录于《宣和画谱》。

传世作品有《挥扇仕女图》卷，绢本，设色，描绘宫廷贵妇夏日纳凉、观绣、理妆等生活情景，体态丰腴，运笔细劲古拙，流动多姿，设色浓丽，风格典雅，现藏故宫博物院；《簪花仕女图》卷(传)描写宫廷贵族妇女于春夏之交在庭园嬉游之情景，藏辽宁省博物馆；《调琴啜茗图》卷(传)，藏美国纳尔逊美术馆。从艺活动约在唐大历、贞元间。

周昉是当时有名的宗教画家兼人物画家。关于他的活动，流传着下面两个有意义的小故事。周昉、韩干都画了郭子仪的女婿赵纵的肖像。两幅画悬挂在一起，众人都分不出优劣。后来郭子仪的女儿亲自来看，认为韩干的画“空得赵郎状貌”，而周昉能够“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情性笑言之状”。因而，周昉的艺术被认为超过了韩干。这是说，周昉的肖像能够传神，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周昉曾在长安通化门外新修的章明寺（大历二年，公元七六七年）画壁画，画就草稿以后，京城人士来观者数以万汁，并纷纷提出意见，有人说好，有人指出缺点，周防虚心倾听，经过了一个月的修改，使公众认为完全满意，而被推许为当时第一。这一个故事不仅说明了周昉作为一个优秀的画家所具有的美德，而且具体说明了宗教美术是如何和群众的要求与愿望得到了结合的。

周昉作画是非常认真的，据说创作时不停思考“至于感通梦寐，示现相仪，传诸心匠”。梦中见到了所追求的形象。

周昉创造的最著名的佛教形象是“水月观音”，见于记载。长安光德坊胜光寺塔东南院有周昉的画迹，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一帧及安西万佛峡的洞恿壁画中至今尚有唐人水月观音图的实例。周昉的佛教画曾成为长期流行的标准，而称为“周家样”。

周昉作品的特点，据当时人记载是“衣裳劲简”，“彩色柔丽”，所描绘的妇女形象是“以丰厚为体”，这些特点都可以在现存周昉的作品：《挥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中见到。

《调琴啜茗图》和《挥扇仕女图》过去都被认为是周昉的作品。作品的时代和风格都是和周昉接近的。《调琴啜茗图》表现两个妇女在安静地期待着另一个妇女调弄琴弦准备演奏。图中啜茶的出神的背影和调弄琴弦的细致动作，都被描得很精确而富有表现力。这幅画，通过刹那间的动作姿态，描写出古代贵族妇女在无所事事的单调生活中的悠闲心情。《挥扇仕女图》在这一点上同样也获得成功。开卷处一个贵 妇懒散地倚坐着，若有所思的神态也透露出她们生活的寂寞。《挥扇仕女图》全卷凡十三人，表现了官廷日常生活的景象。

《簪花仕女图卷》取材宫廷妇女的生活，装饰华丽奢艳的嫔妃们在庭园中闲步。人物体态丰腴，动作从容悠缓，表情安详平和，嫔妃们的身份及生活特点表现得很充分。环境只是借两只鹤和小狗暗示出来而未加以直接的描写。这幅画的主要成功是在形象及动态的刻划方面。

这些仕女画中最通行的主题就是古代贵族妇女们狭窄贫乏的生活中的寂寞、闲散和无聊。描写了她们的华丽的外表，也通过她们的神态揭示了她们的感情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社会对于妇女的束缚。

周昉作品已遗失者很多，但从题目上可以看出大致的内容，例如：游春、烹茶、凭栏、横笛、舞鹤、揽照、吹箫、围棋等各种名目的仕女图。

周昉作品在唐代很受朝鲜人的欢迎。至今也还可见日本保留有周昉风格的古代仕女画。面型丰腴的妇女形象在唐代特别是中唐及其以后是广泛流行的。新疆吐鲁番古墓中也有发现。唐代陶俑中也很多。

周昉的弟子有程修巳、王朏，赵博宣、赵博文等。其中程修已追随周昉达二十年，和周昉关系最深，在当时也最受重视。

周昉作品题材的范围包括了张萱以及当时其他仕女画家作品所涉及的题材。其中除了一般的贵族妇女生活的题材以外，特别值得注意的即有具体地描写唐明皇李隆基和杨玉环各种活动的作品，如《明皇纳凉图》、《明皇斗鸡射鸟图》、《明皇击梧桐图》、《明皇夜游图》、《杨妃出浴图》、《太真教鹦鹉图》，以及有关虢国夫人的图画。这些作品直接表现皇帝及其生活中的奢靡浪漫的生活而不引起歧视，并且是被许多画家一再重复的。由此也可见当时仕女画得到蓬勃发展的社会心理背景。

在上述的唐代仕女画作品的实例中，《调琴啜茗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捣练图》都是有明显的情节的，动作的描写也获得较大的成功，当时仕女画家描绘仕女们游春、凭栏、横笛、揽照等活动，其目的乃在于表现从事这些活动的人所处的情绪状态，而不是单纯地描写她们的外表活动，可以看出当时所达到的实际水平。而所有今天可以见到的唐代仕女画作品（包括新的出土的绘有仕女的壁画和绢画）之艺术形象上体现了时代生活的特点和审美思想，也有重要意义。

唐朝立佛雕像

画佛像，也尤为周干所长。自魏晋、南北朝以降，佛教日益兴盛，道教也很流行。寺观遍及各地，故唐代的绘画艺术以反映宗教的内容居多。但这时候的绘画与过去的明显区别是，把佛典仪范宗教画，与以现实生活为范本的人物统一起来了，使作品能够从现实生活中吸取新的素材，因而赋予它们以蓬勃的生命力，周昉在这方面的艺术创造更为典型。

据记载，周昉曾在很多寺观挥笔作画。章敬寺、广福寺、胜光寺、禅定寺、上都水月观等寺观都有他的笔迹。宣和御府收藏了他的七十二幅画卷中，其中各种天王像、老君等神像计三十二幅，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唐人张怀瓘说：“今上都有观自在菩萨，时人云水月，大云西佛殿前行道僧，广福寺前面两神，皆殊妙也。”又说：“其画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也。”

在画佛像中，周昉发挥了高度的艺术创造能力。《清河书画坊》记载，传闻他画的妇女像“目波澄鲜，眉无连卷，朱唇皓齿，修耳悬鼻”，不作纤弱娉婷的姿态。显然是周昉把宗教美术世俗化了。这也无疑促使绘画艺术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这方面，周昉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水月体。这种水月体是在上都有观自在菩萨画像中表现出来的，以笔法柔丽、形象端严而闻名，故后人称作水月观。张彦远说：“衣裳劲简，采色柔丽，菩萨端严，妙创水月之体。”

唐代尤盛人物画，此或许是时代所需求。周昉即是处于盛、中唐时期长安最著名的宗教、人物画家。他初学张萱，后自创风格，善画浓丽丰肥的仕女，又极能写真。世传的故事有：郭子仪的女婿赵纵请周与韩干为其各画一肖像，并挂于室，郭的女儿观后答称：周昉画出了赵郎的“性情笑言之姿”。此事被传作佳话。而他的佛教造像，如“水月观音”等在当时即被奉为样板，曾称“周家样”。其作品在当时流传到日本、新罗（今朝鲜半岛中部），至今那里尚有真迹可觅。只因年代久远，虽历代传存，原作迄今已不复多见。读者只能从明代的唐寅、仇英等大家的仕女画中，略识其旷世遗风。

周昉的艺术活动期较长，长达三四十年，即大历至贞元年间（766－805），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长安和江南两地。周昉的官宦生涯和贵族地位使他长期优游于贵胄子弟间，故有机缘接受张萱的绘画主题和艺术手法。他“初效张萱，后则小异”（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周昉的画风与张萱之迹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后人要从周昉不在仕女耳根敷染朱色这一“小异”来区别两人的作品。事实上，周昉还有许多张萱所没有的新创。

周昉擅长的画科不及其师张萱广博，他长于仕女画、肖像画和佛像画，仅限于人物画中的各个分支。但周昉有许多艺术上的独到之处，他创制出体态端严的“水月观音”，将观音绘于水畔月下，颇有艺术魅力。这不仅为画工所仿，而且也成为雕塑工匠的造型样式，流传极广。更重要的是，后人将周昉的人物画特别是仕女画和佛像画的造型尊为“周家样”，与“曹家样”（北齐曹仲达创）、“张家样”（南朝梁张僧繇创）、“吴家样”（唐代吴道子创）并立，合称“四家样”，是中国古代最早具有画派性质的样式，为历代画家所推崇。

“周家样”的出现标志着周昉的艺术成就和艺术地位已超越了张萱，同时也表明了周昉的画艺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周家样”的出现与张萱作出的艺术铺垫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前，无论是宫廷画家还是民间画工，都在仕女画的造型上形成了一定的程式，在描法、设色和构图等表现语言上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如敦煌盛唐时期的许多壁画上的女性形象是周昉人物画的前源，同时也存在着周昉与民间画工之间的交叉影响。因此可以说，“周家样”并不是周昉凭空臆想的，它有着深广的社会基础和雄厚的艺术根柢。“周家样”概括、集中并提炼了前贤和同时代画家中那些有发展基础的艺术语言，被时人和后人作为人物画的范本也就势在必然了。

从以下的两个盛传不衰的故事，就可探知周昉是怎样技压群雄，在艺术上达到了广为称颂的地步。周昉虽系贵族子弟，但十分注重听取下层民众对其画艺的改进意见。

一次，周昉奉唐德宗李适旨，画敬章寺神，顷刻间引来京城万人前来观看，有言其妙者，也有指其瑕者，周昉能虚心听取修改意见，日日有改，经月有余，直到众口称绝，方才停笔。周昉的肖像画在揭示人物的精神本质上稳胜同行。相传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女婿侍郎赵纵约请韩干和周昉先后为他画像，画完后，赵纵将画像置于坐侧，一时难定优劣，赵夫人回府后点评道：“两画皆似，前画者空得赵郎状貌，后画者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性情笑言之姿。”一语道出周昉的艺绝之处。

周昉不仅在肖像画上挖掘到人物的心灵深处，更悉心于将宫中各类仕女的心态微妙地展示在绢上，如忧郁、感伤、悲叹、惆怅和怨情等，概括地表现出经过“安史之乱”后，唐宫仕女们颓唐的精神状态。这也是走向下坡路的大唐帝国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周昉的忧患意识和对被幽禁于深宫的宫妃们的同情，深化了张萱仕女画的主题。张萱与周昉分别生活于“安史之乱”前后，时代的差异必然会在他们的仕女画中的女性精神面貌上有所反映。

周昉的仕女画代表了中唐仕女画的主导风格，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体态丰厚，曲眉丰颊，以肌肤丰满为美，所着衣冠全是贵妇之妆，衣裳用笔简劲，色彩柔丽。其画反映了宫中仕女单调寂寞的生活，如扑蝶、抚筝、对弈、挥扇、演乐、欠身（打哈欠）等。北宋《宣和画谱》著录了他的七十二件画迹，均已湮没于世。

遗憾的是，周昉没有摹本传世，尚有一些古画相传为他的名作。所谓“传”，是今人参考了前人较为可靠的鉴定意见和相当长的收藏、著录历史。虽有疑问，但与周昉的构思和画风大体相近，与周昉的生活时代相近或相距不远。如《簪花仕女图》卷、《挥扇仕女图》卷和《调琴仕女图》卷，代表了周昉独有的绘画特征。另一帧《蛮夷职贡图》虽在画风上与上述三幅有异，但流传有绪，可资了解与周昉时代相近的绘画风貌。至于旧传为周昉的《内人双陆图》卷现已被确定为宋人摹本。

周昉的艺术影响是通过“周家样”传播于后世的。他的仕女画早被当时的批评家论作“画子女为古今之冠”（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晚唐的仕女画家们几乎都处于墨守“周家样”的阶段，“周家样”控制了晚唐仕女画坛。至五代，这种艺术格局仍继续留存在周昉曾活动过的江南地区，如南唐李璟李煜朝（958—975）的周文矩，传扬了周昉的仕女画艺术。五代北方的仕女造型则趋于清秀瘦削，如五代至北宋的阮郜《阆苑女仙图》卷，北宋的仕女形象在面形上仍可见张萱、周昉的遗意，但形体已趋于苗条。南宋牟益等是承传张萱、周昉画风的仕女画家，《捣衣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是他的典型之作。在宋代，许多人物画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周家样”面部造型的影响。元代赵孟頫凭借他“荣际五朝”的崇高地位，在元廷内外极力推崇唐人的绘画风格，张萱、周昉的仕女造型再次风行画坛。追仿得最为出众的是元顺帝朝（1333－1368）的宫廷画家周朗，他的《杜秋图》卷全然是得自“周家样”之形，但用笔一展元人飘逸洒脱的韵律。直到明、清两季，由于全社会对女性审美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已不再领略以丰厚为体的关中妇人之美感，转向描绘纤巧玲珑、清癯瘦弱的江南女性，广泛流行于卷轴画中。因宗教壁画的稿本代代相传，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宗教题材中的女性形象较多地保存了“周家样”的造型特征。

“周家样”的艺术影响早在唐代已超出了中国本土，它的艺术魅力为邻国新罗（今朝鲜半岛中部）的画家所倾倒。贞元年间（785－805）以来，新罗人到周昉曾活动过的江淮一带以善价求购周昉的画迹。“周家样”不仅影响到新罗的人物画，而且漂洋过海至东瀛，波及日本奈良时代的佛教造像，如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吉祥天女像》。这个时期日本仕女画的造型更是直取“周家样”之形，如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鸟毛立女屏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