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生态是我们的资源，是我们的财富。“绿色生态”就是“健康”，就是“生命力”。发展绿色产业，建设生态文明，遵循生态规律。造福人类，造福国家，造福自己及子孙后代！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加大生态和环境保护力度，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的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填补了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空白，使中国能够有根据地参加关于这一问题的国际对话，有助于提高全民的绿色发展自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成为21世纪人类发展最大的挑战之一。所谓气候变化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体造成大气成分的变化，引起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这一人为因素主要是1750年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活动引起的，如化石燃料的燃烧、土地利用的变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能源的使用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在急剧增加。自1750年以来，全球累计排放1.1万亿吨二氧化碳，其中发达国家排放占80%，美国占26.9%居首位，而中国也已经居第二位，占8.2%。1950—2002年期间，中国的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占世界同期的9.33%，仍居世界第二位。由此可知，不只是美国负有减排的第一大历史责任，同样即使人均排放量仍然很少的中国也已经负有第二大历史责任。并且根据最新估计，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的第一大国。因此，随着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剧，中国也已经面临来自世界的越来越多的减排压力。

实际上本文需要指出的很重要一点是，中国的节能减排不仅仅是出于对国际压力的反应，而是有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内在要求。从可持续发展到科学发展再到提出的绿色发展，这体现了中国人发展理念的创新，甚至也可以说是对世界的发展理念的贡献。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巨大的挑战，但同时又是一个契机，中国需要把握住这次发动甚至领导“绿色工业革命”的机会，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2012年10月11日，商务部副部长王超表示，当前绿色发展已大势所趋，投资促进工作要做好节能环保、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的工作。当前绿色发展已大势所趋，新形势下，投资促进工作要为实现我国经济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局服务，必须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一方面可以说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最大挑战，但另一方面如果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也将是人类迄今为止的最大的一次发展机遇，我们称之为“绿色工业革命的兴起”。那么这次“绿色工业革命”和前几次工业革命有什么不同?可以说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之前的历次工业革命都是依赖于化石能源，因此在经济总产出增长的同时，二氧化碳排放也在增加。而绿色工业革命的实质是人类第一次实现工业或者经济总产出提高的同时碳排放下降，甚至是“脱钩”。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也包括核能的使用。

回顾1750年以来全球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世界上至少已经形成了三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是英国领导的蒸汽机革命，正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启动了人类的第一次工业化、现代化。而中国恰恰在这个时期沉溺于清王朝盛世中，而且的确这也正是中国农业文明、农业经济、农业社会的巅峰时期。但是，我们失去了第一次向工业文明、工业经济、工业社会转型的机会。

第二次是美国领导的铁路革命、钢铁革命、电力革命以及化石能源(石油)革命。但是

这也促进了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且是大规模的排放。中国同样也在这场革命中失去了机遇。

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信息革命，主要发生在20世纪的下半叶。在这场革命过程中，其实中国一开始是落伍者、边缘化者(Marginalized)。也正是在这场革命日益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意识到了世界新技术的革命，并且打开国门开始改革开放，才使得我们抓住了最后的机会。由此中国开始从落伍者变成了追赶者，从信息与通讯技术的边缘化者很快成为了积极采用者、进而成为世界最大的用户国、生产国和出口国。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为一个新的技术创新国。

以上是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的不同表现。另外如果从中国GDP占世界比重的变化角度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过程，如表1所示。在182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初期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农业社会发展的顶峰。此时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将近1/3，达到了32.9%，而此时英国的GDP只相当于中国的15.81%。到了1870年，英国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它的GDP占世界比重已经上升到了9.1%，而中国则迅速下降到了17.2%。之后世界进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开始迅速崛起。1870年美国的GDP相当于中国的大约一半，而到了1950年已经相当于中国的6倍。并且1950年的时候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也降至历史的最低点，仅有4.5%。而从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主动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并积极地追赶，于是中国的GDP占世界比重也从1980年的5.2%迅速上升到了2006年的16.78%，也迅速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相对差距。

这三次工业革命的历程告诉我们，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浩浩荡荡的潮流。当世界潮流来临之前或者是来临之中，我们必须要对外开放，积极地迎接并参与。当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更是如此。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是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30年前邓小平同志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中国脱离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体制和观念，而这一次我们实际上是要摆脱传统的发展模式和观念，来主动地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而这次绿色革命最大的创新点也是与前几次工业革命最大的区别，就是要使得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脱钩”，即经济发展的同时二氧化碳的排放并不随之增加。具体来说，绿色革命也伴随着绿色能源、绿色制造业、绿色消费以及绿色住宅，等等。因此尽管中国因气候变化问题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和挑战，但是这同时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人类历史上的历次工业革命，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因此实际上历史已经不允许我们再犯过去那样的错误，未来更不允许我们犯这样的错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不进则退，甚至进慢了也是退。我们要有强烈的危机意识，要把挑战转化为机遇。这就是全球背景，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即将来临。

在讨论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绿色发展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对国际社会做出承诺，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己需要去主动减排。实际上这是出于中国自身的利益，而不只是迫于国际上的压力。这也涉及中国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我们要发展什么样的现代化?过去总是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是盲目地追求发展还会产生“发展悖论”。这就需要认识清楚什么是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首先也需要讨论一下中国的自然国情

（一）中国的“自然国情”

对于中国自然国情的认识并非一开始就具备。1991年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第一次对中国的“灾害国情”做了一个描述，作者本人也参与了。当时的提法就是中国是世界上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自然资源相对紧缺、生态环境相当脆弱、自然灾害发生极为频繁、影响损失巨大的国家。这是当时我国科学家的共识，但还不是社会共识，更不是政治共识。

当受到了自然界的严重惩罚之后，这个共识才逐渐形成。在我国受到南方雨雪灾害、汶川地震等一系列自然灾害之后，我们才形成了对自然灾害国情的政治共识。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谈到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重新认识中国的自然国情：“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我们要深刻认识这一基本国情。”①其实当胡锦涛讲这句话的时候，新中国已经建国快60年了。这段话并不是在新中国建国时1949年由毛泽东提出的，也就是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

其实通过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已经是受到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受灾人口最多的国家。从1990年到2007年，全世界因为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受灾人口平均每年大约2.1亿人，而中国占到了其中的1.1亿人，相当于全世界受灾人口的52.4%，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国情。正是这个基本国情告诉我们，中国本身是气候变化最大的受害者。尽管在温室气体的制造和排放上中国是后来者，但是我们的受害却是最严重的。

另外从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量来看，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全国每年因灾害造成的直接粮食减产是380万吨，相当于当时每年粮食总产量的2.1%。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的直接粮食减产就达到了3 290万吨，相当于同时期年均粮食总产量的7.0%，因此我们可以视自然灾害为当前对粮食和农业的最大威胁。

再从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来看，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每年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就已经是相当高了。后来由于我国GDP规模迅速增大，所以这个比重有所下降，但是损失的绝对数还是在大幅度上升。例如，仅2008年的南方雪灾就造成了1 561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随着经济的发展，单位土地面积上的GDP越来越多，单位土地面积的粮食产量也在提高，因此灾害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此外，灾害经济损失占当年新增GDP的比例同样也很高。作者本人曾经直接参与了“国家综合减灾防灾‘十一五’规划”，里面规定得很清楚，要求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要小于1.5%，但是最近两年的实际情况已经超过了这个比例。

另外，以上列出的损失指的只是直接经济损失，并没有包含人员的伤亡数。实际上人的生命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因此我们也提出在“十二五”规划中应该有“两个明显减少”，第一是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明显减少，第二就是人员的伤亡数要明显减少。

（二）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制定“九五”规划的时候，首次明确提出要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如果回溯一下从那以来我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

努力是先成功后逆转。在“九五”时期(1996—2000年)，尽管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内需不足的影响，我国仍保持了8.63%的经济增长率，而且这也是比较符合中国长期增长潜力的一个数字。而这个时期一个很好的现象是我国实现了能源消费的低增长，只有年均1.10%，从而使得能源弹性系数非常低。这一时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源消耗的增长只有0.127个百分点，因此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所“脱钩”。最重要的是，这个阶段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绝对量在下降，年平均下降2.85%，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所以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九五”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确得到了转变。

然而很可惜的是在“十五”规划中，节能减排没有得到很好的强调，并且也没有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提出来。因此在2002年以后，中国经济开始新一轮高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耗也出现了急剧的增加。如表2右边一栏数据所示，从2001到2008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与前一个阶段(1996—2000年)相比只提高了1.6个百分点，但是资源代价和污染代价都是巨大的，例如能源消费的增长率就比前一阶段提高了8.3个百分点，达到9.4%。因此我们称之为“高代价的高增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的“净福利”应该等于名义GDP减去各类损失，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我国在这一阶段的“高增长”其实是得不偿失。

中国所遇到的基本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如何“科学发展、绿色发展”。针对“十五”时期我国发展模式的逆转，2005年10月份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首次做出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尖锐地批评了“十五”规划期间没实现节能减排，也没能很好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份报告当时给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针对“十五”规划期间的两个突出问题——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和单位GDP能耗上升，本届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节能减排的定量指标，并且首次将其作为政府的约束性指标，通过法定程序在2006年由全国人大通过并正式开始实施。

过去30多年我国创造了辉煌的经济奇迹，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取得这些经济成就很关键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我们在这一时期成功地创造和维持了30多年的国际和平环境。假如我们未来想要进一步发展现代化，则必须继续构筑新的国际和平环境，而这个国际和平环境本质上就已经需要中国能够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稳定全球气候变化，推动全球减排。这既是中国的机会，也是中国的责任。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十二五”规划时重要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十三五纲要提出 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

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度有序利用自然，调整优化空间结构，划定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保护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调节城市规模，依托山水地貌优化城市形态和功能，实行绿色规划、设计、施工标准。

支持绿色清洁生产，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鼓励企业工艺技术装备更新改造。发展绿色金融，设立绿色发展基金。

加强资源环境国情和生态价值观教育，培养公民环境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消费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