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西米连·弗朗索瓦·马里·伊西多·德·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Franç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1758年5月6日－1794年7月28日），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家，雅各宾专政时期的实际最高领导人。1794年6月4日，国民公会全体代表一致推举罗伯斯庇尔为主席。

1758年5月6日，罗伯斯庇尔出生在阿尔图瓦郡阿拉斯城。祖父和父亲都是律师。他的童年时代由外祖父抚养和教育，起先在阿拉斯城上学。1769年转入法国当时著名的巴黎路易学校，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1778年进入巴黎大学学法律，在这里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尤爱读卢梭的著作。十分信仰卢梭的学说。1781年大学毕业后回到故乡，成为一名律师。在巴黎，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791年，罗伯斯庇尔成为雅各宾派的领导人物。在制宪会议中，他进行了反对国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斗争。1792年8月起义后，被选入巴黎市政府和国民公会，他坚决主张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和抗击普鲁士、奥地利的干涉军，1793年5月31-6月2日起义后，他领导雅各宾派政府，颁布《1793年宪法》、彻底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平息联邦党人叛乱，粉碎欧洲各君主国家的干涉，在保卫和推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向前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

1794年6月8日，他主持了庆祝新信仰的最高主宰仪式。而此时，大资产者和大革命过程中发了横财的“新富人”，暗中酝酿着一场新的阴谋，7月27日，果然发生了反革命“热月政变”，罗伯斯庇尔被逮捕，第二天被送上断头台，死时只有36岁。

罗伯斯庇尔出生于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阿拉斯，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当地律师，传说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他是4个孩子中的长子，是父母婚礼4个月后出生的。罗伯斯庇尔6岁时，母亲因难产去世，父亲随后离家出走，到处游历，1777年死于德国曼海姆，他们几个孩子由外祖母和姑妈分别抚养。

1770年由阿拉斯当地神父给予奖学金名额，罗伯斯庇尔来到巴黎路易大王学院学习。他在学校的好友中包括日后法国大革命的风云人物之一卡米尔·德穆兰。罗伯斯庇尔学习勤奋，拉丁文和希腊文成绩优秀，得到“罗马人”的外号。1780年从法学院毕业，1781年获得法学士学位。

同年夏天，罗伯斯庇尔回到故乡，年底被阿拉斯法庭接纳，开始从事律师工作。1782年初被任命为阿拉斯主教法庭五名法官之一。他受卢梭影响很深，经常为明显受到不公待遇的人们辩护，胜诉率较高。1783年，在阿拉斯附近居住的德·维塞尔（de Vissery）因安装富兰克林发明的避雷针引起邻居抗议，罗伯斯庇尔在朋友及庇护人比萨尔（A-J.Buissart）的帮助下为其成功辩护，案件曾引起全国关注。

罗伯斯庇尔在阿拉斯的生活相对平静，不时与当地一些律师和学者来往，并参与当地文艺活动。曾被阿拉斯科学院接纳为院士，后来还当选为阿拉斯文学院院长。他在这一期间结识了将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以及他日后在公安委员会的同事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

1788年，法国面临经济政治危机，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声不断。罗伯斯庇尔发表了《致阿图瓦人民书——论改革阿图瓦三级会议的必要性》（按当时的区划阿拉斯属于阿图瓦郡），叙述中世纪以来当地三级会议历史，强烈抨击阿图瓦贵族强占了理应属于人民的权力，剥削压迫普通民众，呼吁进行制度改革。文章中提及路易十六仍使用了尊敬的语言。王室宣布召开三级会议后，他积极投入了竞选工作，成功当选为第三等级代表，1789年5月离开阿拉斯。在凡尔赛期间，他曾发言提议教会人士与第三等级联合，而在一位主教以救助饥荒为由劝说第三等级与一二等级合作时，他发言抨击教会生活奢侈。尽管他的演说不像米拉波等代表那样富于个人魅力，但他迅速提高演讲水平，在三级会议及制宪会议期间共发言276次，在代表中排第20位。他在演讲中支持男性公民普选权、反对国王否决权、支持赋予犹太人民权、呼吁废除奴隶制和死刑，反对新闻审查，但并未发言反对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并举行罢工的法案。他的提议很少被采纳，但迅速为他在全国赢得了极高声望，使他获得了“不可腐蚀者”的称号。

他当时的另一个主要活动场所是雅各宾俱乐部。在这里他的影响更为明显，1791年3月31日曾当选俱乐部主席，导致拉法耶特愤而离开。1791年6月，路易十六和王室成员出逃被追回，罗伯斯庇尔在制宪会议要求废黜国王，但表示并不支持建立共和国。制宪会议决定宣布路易十六无罪后，他起初支持科德利埃俱乐部在练兵场举行抗议请愿，但随后说服雅各宾俱乐部撤回支持。7月17日的练兵场惨案后，以拉法耶特为首的君主立宪派和雅各宾俱乐部彻底决裂，罗伯斯庇尔成为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

1791年9月3日，制宪会议通过宪法，30日会议解散。由于罗伯斯庇尔的提议，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原制宪会议成员不能参加新成立的立法会议选举。他在制宪会议结束后返回故乡阿拉斯，直到11月才回到巴黎。在此期间，奥地利和普鲁士组成了第一次反法联盟，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法国。立法议会中吉伦特派的领袖之一布里索呼吁惩罚逃亡贵族并直接向列强发起主动进攻。国王和王后希望依靠外国势力恢复昔日的王权，也同样积极支持法国表现出强硬态度。

罗伯斯庇尔返回巴黎后起先也拥护吉伦特派的好战立场，但随后改变了看法，从12月初起与布里索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激烈辩论。除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演讲外，他还创办了《宪法保卫者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声明自己并非反对一切战争，但指出法国并未做好战争准备，人民手中缺乏武器，而军队掌握在贵族手中，而宫廷阴谋推翻革命，真正的敌人其实在法国内部。他驳斥了布里索等人向欧洲输出革命的说法，指出外国民众不会热情地欢迎侵略者。他强调战争会大大限制自由民主，而很容易引向军事独裁。

尽管罗伯斯庇尔继续得到雅各宾俱乐部的支持，但当时的巴黎并不欢迎他的反战言论，他的声望一度降低，而法国最终在1792年4月20日向奥地利宣战。战争爆发初期，法国部队接连失利，而王室也和吉伦特派发生激烈冲突。罗伯斯庇尔起初仍然主张维持君主立宪制，反对通过起义实现共和，希望通过立法会议争取民主，但在7月开始逐渐向准备起义的科德利埃俱乐部靠拢，8月8日终于再次提出废黜国王。

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攻入王宫并推翻了王政。罗伯斯庇尔并未直接参与起义，随后也拒绝了审判阴谋者的法庭庭长职务。但以巴黎公社代表的名义对立法会议施加影响。9月2日，凡尔登被包围的消息传到巴黎后，巴黎民众担心监狱中的保王党和拒绝宣誓的教士进行报复，闯入监狱私刑处死了一千多名犯人，史称九月大屠杀。罗伯斯庇尔似乎并未煽动或设法阻止屠杀，但在此期间，他曾指控布里索阴谋与王室勾结。布里索在丹东和佩蒂翁的保护下幸免于难。

同年9月21日，法国成立新的国民公会，次日宣布成立共和国。罗伯斯庇尔作为巴黎代表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进入国民公会。12月，审讯国王，他发言11次，强烈要求处死国王路易十六。

1793年5月，在罗伯斯庇尔的提议下，国民公会通过了“粮食最高限价法案”，但国民公会开始迫害革命公社，逮捕马拉。5月26日，他号召人民进行起义，清除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派。6月4日，他当选为新国民公会的主席，主持通过新宪法，保障公民享有人身、信仰、出版、请愿、结社的自由，有受教育和受社会救济的权利，规定如政府侵犯人民权利，人民有权起义。

7月13日，马拉被吉伦特派支持者、没落贵族夏洛蒂·科黛暗杀，26日公民公会授权公安委员会逮捕可疑分子，27日罗伯斯庇尔参加公安委员会，改组革命法庭，简化审判程序，实行雅各宾专政，以革命的恐怖政策惩罚罪犯和革命的叛徒，史称“恐怖统治”，据估计雅各宾专政时期共有3-5万人被处死。

公安委员会新组建革命军，一方面平定内乱，一方面击败外国干涉军，先后击退普鲁士、奥地利、英国和荷兰的联军。1794年2月，颁布《风月法令》，没收“人民公敌”的土地财产，分配给贫苦公民。公安委员会在主张激进政策、要求扩大恐怖并要再次发动起义的埃贝尔派和主张宽容、放松镇压的丹东派之间保持平衡，将两派领袖均送上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在抨击天主教会的同时也反对非基督教化运动，怀疑无神论者的动机。1794年5月7日，他在国民公会提交《关于最高主宰崇拜和国家节日法令草案》，体现了卢梭的影响。最高主宰日的庆典活动在6月8日举行，由画家大卫设计安排。当时担任国民公会主席的罗伯斯庇尔发表演讲，焚毁了象征无神论和虚无的偶像，6月8日，他主持了庆祝新信仰的最高主宰仪式。此时大资产者和大革命过程中发了横财的“新富人”，暗中酝酿着一场新的阴谋。

1794年7月初，他开始停止参与公安委员会的工作。7月26日，他去国民公会发表了四小时的演讲，暗示将清算国民公会和公安委员会中的阴谋家和骗子。7月27日（热月9日），圣鞠斯特准备在国民公会发表演讲，虽然批评国民公会，但并未提出逮捕要求，具有妥协精神。但他的发言刚刚开始便被粗暴打断，国民公会随即通过逮捕罗伯斯庇尔及其支持者的法令，但罗伯斯庇尔等人随即被公社解救。革命公社调集武装，但迟迟未接到明确指令，在夜深后开始解散。当晚，国民公会宣布剥夺他的公民权，公会卫队前往逮捕他，他的下颚被子弹击中，次日下午和圣鞠斯特、库东等追随者一起被送上断头台。是为热月政变。

一是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可分割。还有不少人认为说话可以随便些，但一旦形成文字，就一定不能越雷池一步。而罗伯斯庇尔认为，表述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两种自由同样是神圣的。

二是出版自由必须是完全的和无限的，不得以借口会因此出现麻烦而加以限制。

三是刑罚的目的与根本利益就是社会利益。因此，对于社会来说，不给任意侵害出版自由的行为寻找任何借口，比任何应该受到谴责的作者受到处罚更为重要。

四是对于法律，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

总之，罗伯斯庇尔的三条有关新闻出版自由的最高原则是：1、人人有权以任何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受任何拘束和限制。2、侵犯这种权利的都是人民公敌，应该处以最高处罚。3、受到诽谤的正派人可以提出诉讼，得到赔偿，方法有国民议会另行规定。

罗伯斯庇尔是法国大革命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由于他的手稿和笔记未能全部保存下来，为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而对他的评估也往往反映出评论者本人的意识形态。有些人认为他过于理想主义或思想僵硬，缺乏实际行动能力，但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善于审时度势，能够抓住适当时机采取行动。批评者称他自我中心、疑心过重、不通人情，支持者则称赞他廉洁正直、目光敏锐，以国家和革命为重。一些人批评他见风使舵，不断改变立场，但也有人认为他坚持的原则和目标始终未变，只根据形势选择达到目标的不同手段。一般认为他在热月期间表现失常，引起国民公会恐慌，造成自己的失败。一些人猜测他当时对革命丧失信心，因此采取自毁行为，也有人批评他愚蠢无能，自作自受。罗伯斯庇尔在恐怖统治时期扮演的角色是争议最大的问题。批评者认为他是恐怖统治的理论家，极端残忍，双手沾满鲜血，应为恐怖时期大量无辜者遇害负责。部分支持者指出富歇和俾约-瓦伦等人杀人如麻，远远超过罗伯斯庇尔，认为他在公安委员会实际起到了节制激进派的作用。包括拿破仑在内的一些同时代人认为他在热月期间本打算节制恐怖，惩罚滥杀无辜的富歇等人，才导致后者与右派联合，但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一些支持者认为法国当时内忧外患，实施恐怖专政不可避免，但批评者则认为恐怖开创了危险的先例，得不偿失。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和世界历史上影响深远，19世纪很多欧洲革命家都对他怀有敬意。一些批评者则认为雅各宾专政是从法西斯等独裁专制政权的前身。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尚未消除，对罗伯斯庇尔做出客观评价仍然遥遥无期。

1794年7月27日，巴黎的天气炎热得令人窒息。正午过后，国民公会的会场里，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筹划着掀起新一轮的风暴。一年前，他和他的激进派战友们彻底摧毁了温和的吉伦特派并将他们从肉体上予以消灭；几个月前，与他同一条战壕但渐行渐远的战友丹东、埃贝尔也被他送上了断头台。罗伯斯庇尔一心要把祖国打造成一个纯洁无暇的乌托邦，狂热的使命感使他容忍不了任何与现实的妥协、任何道德上的污点。任何人，只要是阻碍了他的崇高目标，除了死亡没有其它选择——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进步无需顾忌什么牺牲和代价，罗伯斯庇尔坚信这一点。断头台上的4千多颗头颅还远远不够，他将再一次纯洁自己的队伍，把一批败类从国民公会中清洗出去。罗伯斯庇尔忠实的同志圣鞠斯特要求发言。如果是往常，整个议会都会在沉默中颤抖，没有人知道下一个牺牲者是不是自己。对死亡的恐惧超过了极限，反而变成抵死一博的勇气，议员们大声吼叫，会场一片混乱，圣鞠斯特根本无法说话。罗伯斯庇尔站起身想控制住形势，但声音完全被压住，一瞬间，这个口若悬河的独裁领袖脸色苍白，喉咙哽住说不出话来，一个议员冲着他大吼：“暴君，是丹东的鲜血噎住了你的喉咙！”

终于，一个人们等待了很久的声音响起：“我要求起诉罗伯斯庇尔！”会场顿时一片寂静，几乎可以听到沉重的呼吸声，议员们似乎被自己的勇气惊呆了，但他们很快明白已没有退路，随之而起的是同一个声音：“逮捕！逮捕！”逮捕罗伯斯庇尔及其一党的动议立即通过，宪兵把被起诉的雅各宾领袖们带出会场。离开会场时，罗伯斯庇尔只说了一句话：“这帮恶棍得手了，共和国完了。”

并非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国民公会抛弃了罗伯斯庇尔，但掌握市政大权的巴黎市自治会仍然忠于他，并立即鸣响警钟，召集起市民义勇军准备与国民公会对抗。就实力而言，巴黎市可动员的兵力远远超过国民公会。罗伯斯庇尔等人先是被押送到市内各处监狱，但没有一处监狱打算收留这些犯人，毕竟，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重新回到台上。负责押送的宪兵们不知所措，加上拥护雅各宾派的群众的鼓动，最后干脆把犯人们送到了市政厅，而正是在市政厅前的广场上，市民义勇军们枪炮俱全整装待发，正等着罗伯斯庇尔来发号施令。

罗伯斯庇尔有整整三个小时来拯救自己的生命，拯救自己的乌托邦，但他做了什么？什么也没有。是不是应该用超出法律之上的暴力手段，来对抗由人民选举出来的议会？罗伯斯庇尔无论如何下不了这个决心，对于他来说，这等于用自己的手摧毁自己一生所追求的理念和信仰。在周围同志的竭力劝说下，罗伯斯庇尔一度改变了主意，接过呼吁人民起义的文件准备签名。但是，写下了自己姓名开头的三个字母“Rob”之后，罗伯斯庇尔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扔下了笔。人们催促他写下去，他环视了众人一眼，反问道：“以谁的名义？”

罗伯斯庇尔的命运就这样由他自己决定了。这时，国民公会罢黜雅各宾一党的公告已经传到市政厅广场，加上市政厅内迟迟没有命令传达下来，市民义勇军们开始动摇。渐渐有人离开了队伍，先是一个两个，再是一群两群……当国民公会派遣的宪兵队到达市政厅时，广场上已经空空荡荡。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宪兵们便冲进了雅各宾领袖们聚集的房间。随后是一场大混乱，绝望之中有人开枪自杀，也有人跳窗摔断了腿骨。罗伯斯庇尔的下颚被手枪击碎，昏死过去，众人将他抬到一张大桌上放平，草草地包扎好伤口。过了一阵，罗伯斯庇尔清醒过来，挣扎着爬下桌子，坐到椅子上，弯下腰想把袜子重新穿好。看他摇摇欲倒的样子，身边的宪兵扶了一把，他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谢谢，先生（Monsieur）——Monsieur这个温文儒雅的称谓，早已被国民公会视作旧时代的残余而宣布禁用，提案人正是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并非陷入昏乱状态说漏了嘴，他非常的清醒，借着这个字眼表达出大势已去的无奈和自嘲：他所竭力缔造的乌托邦大厦已经轰然崩塌，他所否定的一切即将复活。天亮之后，罗伯斯庇尔等一干人犯被移送到门房监狱。罗伯斯庇尔的单人牢房，就在7个月前被他送上断头台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奈特的牢房隔壁，他所得到的待遇甚至还不如安托瓦奈特：已经无法说话的他不断打手势希望得到纸和笔，但没有人理睬，不要说为自己辩护，他甚至丧失了留下一份遗嘱的权利。审判在匆忙中开始，其实根本谈不上什么审判，法官不过是花了三十分钟来宣判22个被告的死刑，执行就在当天。

5点过后，运送死刑囚的马车离开门房监狱，缓缓驶向革命广场。犯人的大部分都已经在昨夜的冲突中受伤，即使这样，他们仍然被绑在囚车的栏杆上，被迫直立着示众，押送囚车的士兵时不时用剑背支起犯人的下颚：“看，这个就是圣鞠斯特！那个就是罗伯斯庇尔！……”从来还没有过一个死刑囚，受到过如此残忍和粗暴的侮辱。群众的咒骂声如潮水一般，特别是那些恐怖政治受害者的家属。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不顾被碾死的危险，死死抓住囚车栏杆不肯松手，声嘶力竭地叫喊：“进地狱吧，你们这群恶棍！记住，在地狱里你们也别想摆脱所有不幸的母亲和妻子们的诅咒！”

囚车经过圣托莱诺大街罗伯斯庇尔家门口时，故意停留了片刻。门窗紧闭，罗伯斯庇尔的房东迪普莱一家——他们都是罗伯斯庇尔热烈的崇拜者——不是逃亡便是被捕，只有一群无赖汉在门前又唱又跳。罗伯斯庇尔闭上了眼睛，不知他是否想起走上刑场的丹东经过这里时所说的那句话：“下一个就是你！”当天晚上，暴民冲进监狱，强迫狱卒打开牢门，活生生把迪普莱太太吊死在窗帘杆上。

在一个多小时的行进中，罗伯斯庇尔始终保持着一如往常的威严和冷峻，对咒骂和嘲笑充耳不闻，目光凝视远方。用来包扎下颚的白色绷带浸透了一层又一层鲜血，已经完全发黑，当他走上断头台俯身在刀刃之下，为了满足人们对复仇的渴望，充满恶意的刽子手狠狠撕下绷带，剧痛和愤怒击溃了这个意志坚强如钢铁的男人，他歇斯底里地咆哮，像一头绝望的野兽。

刀刃落下，欢呼声持续了整整15分钟！一切都结束了，或者说，一切又重新开始：从大革命恐怖政治的血污中摇摇晃晃站立起来的法兰西，在不远的将来，将一脚踏进“500万人的坟墓”（历史学家米什莱语）——拿破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