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俊（1913~2003），男，江苏昆山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顾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副主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离休干部（部长级待遇）。

罗俊（1913-2003），江苏昆山人。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肄业。1930年参加革命工作，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大夏大学党支部书记、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宣传部部长。

1932年被国民党当局关进监狱。在身陷囹圄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坚贞不屈，保持革命者的崇高气节。

1936年日本东京农业大学本科毕业。同年回国，后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视察，中国农民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复旦大学、上海商学院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华东合作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中国农业合作银行副经理，北京农业银行副经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财会局局长。

1958年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后分管对外书刊工作。

1961年3月兼任外文出版社社长。

1978年4月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

1979年3月1日起历任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顾问。

罗俊同志还曾任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成员，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长等。

罗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顾问罗俊同志（部长级待遇），因病于2003年12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罗俊同志逝世后，胡锦涛、曾庆红、贺国强等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1959年全国“反右倾”，外文社在1959-1960年也开展“反右倾”和“书刊检查”运动，在宁“左”勿右的思想指导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政治上挫伤了许多同志，业务思想上否定了已业经10年实践检验的正确的对外宣传观点，给书刊对外宣传造成很大损失。1961年至1962年，罗俊根据中央的部署，领导全社除了政治上复查平反外，同时开展了“澄清业务思想”大讨论，以分清是非，端正认识，重申对外宣传中一些正确的基本观点。这在我国对外传播事业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一次群众性学术研究活动，深入探讨了当时对外宣传业务中的主要问题，为以后80年代对外传播的理论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大讨论后，外文局书刊对外宣传有了明显的改进，也为日后体制的改革与机构提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62年8月1日，罗俊主持起草了一份重要报告《关于调整外文出版社机构体制的意见和建议》，上报对外文委党组。当时根据国际形势变化，中央正要求加强对外宣传。为此，1963年初，国务院外办提出《关于加强外文书刊出版发行工作的报告》，后经中央批准正式下发文件，并于9月确定原外文出版社升格改组为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从此外文书刊宣传工作迈上了一个新阶段。可以说，罗俊为此立了大功。但是在是非颠倒的“文革”中，他被打成外文局头号“走资派”。1962年“澄清业务思想”的那批文献，被定罪为罗俊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黑文件，要批倒批臭。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中央三中全会后全国开始改革开放。而外文局作为“文革”动乱的重灾区之一，仍未走出阴影，冤案未平，工作混乱，人心浮动。

1978年4月廖承志将罗俊调来港澳办任副主任，罗俊到港澳办工作还不到一年，1979年的2月底，有一天廖承志找他，脸有难色地对他说：“胡耀邦同志点名要你仍回外文局工作，怎么办？”罗俊回忆说，“我知道当时外文局很不安定，正处于困难局面，但情理难辞。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胡耀邦同志恢复工作后，于1978-1979年任中宣部部长。他了解外文局的情况后，1979年3月1日上午亲自找了罗俊和外文局其他领导干部二十多人谈话，正式宣布调罗俊回外文局任局长。那天，罗俊心情很复杂是可想而知的。他对多年工作的外文局和共事的职工很有感情，也想回来再做点有益的工作，但他很清楚，当时外文局还未安定，“文革”遗留的问题一大堆，自己受命于危难之际，这使他心中非常犯愁。

这是外文局发展历史上重要的一天。胡耀邦根据外文局当时情况，恳切地和罗俊等谈了一个多小时。 胡耀邦殷切希望外文局的同志们，安定团结，顾全大局，尽快跟上全国形势，承担起对外宣传的重任。

罗俊回外文局后，立即坚决贯彻胡耀邦的讲话精神。在政治上，按中央指示，迅速平反冤假错案，批判极“左”，消除派性，调整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加强职工队伍的团结。在业务上，端正对外宣传的指导思想，加快改革步伐。外文局经历了这个历史转折，从此较快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罗俊很注意深入群众，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他诚恳待人，不计前嫌，消除派性及极“左”的影响，团结全局职工向前看，致力于改进书刊的对外宣传。

罗俊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虽历经坎坷，但共产主义信念毫不动摇，具有坚强的党性、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党的革命建设事业和外宣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