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夫人（Manon Jeanne Phlipon，1754年3月17日—1793年11月8日），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吉伦特党领导人之一。她的丈夫罗兰（Jean Marie Roland de la Platiere）也是吉伦特党的领导人之一。

罗兰夫人于1793年11月8日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临刑前在自由神像留下了一句为后人所熟知的名言：

O Liberté, que de crimes on commet en ton nom!（“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罗兰夫人既不是议员，也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但巴黎政界送给她的头衔是“吉伦特的无冕女王”。这个39岁的女子拥有不平凡的容貌和风韵，更拥有不平凡的头脑和文采，为她倾倒的不仅是自己的丈夫、吉伦特派领袖之一罗兰，还包括几乎所有的吉伦特派政治家。她的沙龙是吉伦特派最主要的聚会场所，她的意见左右了吉伦特派的政治走向，而以罗兰名义发出的各种政纲和法令，几乎无不出自她的手笔。雅各宾派恨之入骨的心理很可以理解，不可思议的是，当天她并非没有逃过追捕的机会，事实上，包括丈夫罗兰在内的大部分吉伦特领袖都已经躲藏起来，藏匿场所有很多还是罗兰夫人帮着张罗的，而她本人却回到家中上床休息，直到警察拿着逮捕令找上门来。

法国大革命进入了1793年，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疯狂而盲目地向前飞奔。试图拉住缰绳将它制服的吉伦特派，不断地抽鞭催它跑得更快的雅各宾派，二者的对立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斗争的结果是吉伦特派的全面崩溃，5月31日，武装市民冲击国民公会，雅各宾派挟民众之威通过决议，尽数驱逐吉伦特派议员并在全城搜捕政敌。罗兰夫人的被捕，就是在这一天的深夜。

为什么罗兰夫人要自投罗网？同时代人包括罗兰夫人自己留下的文字都告诉我们，这个女子抱定了为自己行将破灭的理想殉死的决心。这个悲壮而浪漫的结局，感动了后世无数的历史家和政治家，从米什莱、布莱尔到克鲁泡特金、谭嗣同的死，或可看作罗兰夫人风骨的延续。但在19世纪末期，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得几封大革命时期的书信重见天日，这些书信，是罗兰夫人被捕后在狱中写下的，它们彻底改变了这个死亡故事的色彩。

故事要从罗兰夫人的少女时代说起。这个出身于巴黎雕刻匠家庭的女孩——当时的名字叫做玛侬，从小表现出罕见的天赋，父母亲也刻意培养，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才女的名声已经传遍开来。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上帝赐给玛侬一个充满智慧的头脑的同时，也赐给她一个充满欲望的肉体。早熟的女孩常常在夜半感受到难以遏制的冲动，但她的头脑告诉她：除了婚姻，一切肉体的欢悦都是罪恶。少女玛侬为了战胜自己不听使唤的肉体，有时候彻夜站在冰凉的石板地上，或者用抹上炭灰的面包做早餐，当作对自己的惩罚。为了赢得这场艰难的抗争，玛侬强迫自己更深地埋没在书本里，并且拒绝接近所有年龄相仿的男性——他们会唤醒她压制在肉体深处的欲望。玛侬最终和比她年长20岁的罗兰结婚，不仅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教养和趣味，也因为罗兰的年龄让她安心，她可以用一种与父辈相处的心态，建立起靠着精神纽带来维系的夫妻关系。

但是，大革命改变了一切。置身革命的漩涡之中，罗兰夫人的才华和手腕日渐展现，吸引了众多的政治家们，当然他们差不多都是男性。1791年，一个风华正茂仪态优雅的男子、吉伦特派政治家博佐，出现在罗兰家的客厅——对于罗兰夫人，沉睡了多少年的情欲在这一刻苏醒。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博佐，博佐也以同样热烈的爱情回报。虽然他们的灵魂已经互相属于对方，他们的肉体却无法结合。罗兰夫人的理性让她无法放弃对完美人格的追求，表面上，她仍然克尽一个妻子的操守和义务，内心却已经痛苦不堪。她甚至向丈夫坦白了一切，希望他至少能谅解这样一份柏拉图式的恋爱，但令她失望的是，丈夫的心胸远没有她想象的那样宽广，罗兰完全被醋意和怨愤所压倒。而就在家庭陷入危机的同时，罗兰夫妇的政治生命也陷入了危机——某种意义上，这是罗兰夫人求之不得的机会。

前面提到的罗兰夫人被重新发现的秘密书信，收信人就是逃离巴黎的博佐。逮捕时，罗兰夫人束手就擒，在狱中也屡次放弃了越狱的机会，她刻意选择死亡这个结局的理由，在信中说得非常明白：“如果他们（雅各宾派）审讯我，我会用一切手段来维护丈夫的声誉，这是我对他的悲痛的补偿。但是对于你——当我在这里孤身一人时，和我一起的只有你。我的被捕，让我能够将自己作为牺牲奉献给丈夫，同时与我所爱的人结合。多亏了刽子手们，让我的义务和我的爱情能够并行不悖。”“锁链是一件多么可爱的东西，它让我能够用我的整个身心来爱你，每时每刻地想念你……”

只有在牢狱里，罗兰夫人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开丈夫，把全身心献给自己的爱人。罗兰夫人是一个坚强的女性，但据在监狱里照看她的女佣回忆，她常常把由朋友秘密带进来的博佐的信紧紧贴在胸口（里面附有博佐的小肖像画），一遍又一遍地亲吻；有时候连续几个小时伫立在窗前，任泪水如潮水般流淌。

罗兰夫人致博佐书

我读你的来信常是至再至三！我将它紧按在心头，并向它的全身接吻。我不希望再有信了。我曾从科列（Cholet）夫人处打听你的消息，没有结果，又有一次致书亚夫南（Evreux）的列脱立（Le Tellier）君，想藉此使你获得我的消息，可是邮政的联络又中断了。

我不愿直接写信给你，因为你的大名足以使信被扣留，并且还可以使你受累。我是昂然自得地来到此间，愿左袒一般拥护自由的人，并对于他们怀有好些希望。当我听得下了二十二人的逮捕令时，我即叫道：我的祖国消灭了！我在确实知道你逃走一事以前，抱着最痛苦的恐惧心，而对你发出的逮捕令更使我重新害怕。他们因你具有勇气，才出此恶劣手段；自我知道你在卡尔顽多（Calvados）以后，我又归于安静了。我的朋友，在你的高贵的努力中继续进行罢。布洛托斯（Brutus）在菲力辟（Philippi）的战争中心中疑惑起来，以为当时拯教罗马是太早了。当一个共和主义者一息尚存，当他还有自由，还有勇气，他必须并且可以勉为有用之人。法兰西的南部是你的藏身地，并且将为一般有主义的人的避难所。

你的眼光必须注在该处，你的脚步必须走入该处。你必须住在该处，以便对你的同志服务，对你的美德加以砥砺。

我自己知道静待正义的回复，或是成为专制政治最后暴行的牺牲品，我的例子是不会没有用处的。我如果对于何事有所恐惧，那就只是怕你为着我的缘故，毫无思虑地空费气力。

我的朋友！你如果拯救我们的祖国，那你也就是为我的幸福而努力。当我知道你对于祖国的服务是有结果时，我死且瞑目，举凡死，痛苦，和忧患，我视若无物，因为我是从此中生长出来的。你不要担心，我活到最后的时刻，一点也不会陷于无聊的激昂的纷扰中。…不要担心啊！我们不能太求对得住彼此所发生的感情。如此便不至于觉得不幸了。我的朋友，祝你好，祝你好，我的最爱的，祝你好！

（按此信自狱中发出）

一七九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终于到了永别的一天。1793年11月8日，罗兰夫人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而在9天之前，没有逃脱而被捕的22名吉伦特派领袖全部被送上了断头台。在那个年头，法国人、巴黎人对于死亡早已麻木和淡然，甚至包括走向死亡的死刑囚自己。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还有亲手建立的制度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往日的革命家们跌进了虚无的深渊，处刑的前一天，他们彻夜痛饮狂欢，抚摸着将离开脖颈的头颅相互取笑。通向刑场的路上，他们一路放声高歌，意气轩昂。其中的一个，甚至在俯身到断头台的刀刃底下时还不忘记开个玩笑：“下一次，可别忘了叫国民公会通过一个头颅不可侵犯宣言哦。”

和她的同志们一样，罗兰夫人的死也同样从容。半路上，民众冲着她恶声高吼：“滚上断头台去！”她微笑着回答：“您说得是，我正在往那儿去呢。”和罗兰夫人同时处刑的，是一个因伪造货币而获罪的中年男子，看到断头台时浑身颤抖，站立不稳。夫人说：“您先请吧，免得我的死增加您的痛苦。”刽子手桑松摇头：“命令书上的顺序是你在前面。”夫人含笑而语：“您难道就忍心拒绝一个女人生命中最后的要求？”即便是铁石心肠，这一刻也只有从命。

罗兰夫人最后的遗言已经传遍世界：“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原文“O Liberté, que de crimes on commet en ton nom!”，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译文。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亦有提及。）

罗兰夫人临死前说过：“如果知道我死了，丈夫也一定活不下去的。”4天后，远离巴黎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一具老人的尸体，他是把拐杖插进胸口自杀的，他就是逃亡中的罗兰。不仅仅是罗兰，半年后，博佐的尸体在波尔多地区的深山里被发现，同样是自杀，死去了很久，早已被野狗撕咬得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