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维道(1914年9月~2011年10月18日),江西省泰和县人。1929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成泰独立营排长,独立团连政治指导员,湘赣军区游击第二大队队长兼政治委员,中共茶攸莲县委书记。坚持了湘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第一师二旅六团政治委员,一团政治委员,苏南四分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第六师十六旅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六师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军八十一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空军预科总队总队长兼政治委员,防空军政治委员,福建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福建省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人物生平
罗维道(1914-2011),江西省泰和县灌溪乡界溪村人。1929年2月参加万(安)泰(和)县红军游击队。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游击队编入红军第五军后任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兼政治指导员。参加攻占吉安城战斗和保卫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
1929年参加万(安)泰(和)游击队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排长、连长、政治指导员等职。红六军团西征后,奉命留在武功山区坚持游击战争,任湘赣独立五团连长、指导员、营长。
1935年7月被选为中共湘赣省委委员,湘赣边区游击司令部第二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1月13日随湘赣独立团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任政治处民运股股长兼第一营第一连政治指导员。同年3月调任第二营第四连政治指导员。同月任第二营副营长,随部队开赴苏南抗日前线对日军作战。秋,率17人化装袭击南京麒麟门日军训练场,毙日伪军十余人,受嘉奖。1939年9月,任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团政治处副主任。1940年7月任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第九团政治委员。11月任第六团政治委员。参加营溪、姜堰反顽战斗、黄桥战役、曹甸战役和泰州讨李(李长江)、兴化反“扫荡”战斗。
1943年3月调任新四军第十六旅第四十八团政治委员兼苏南第四(郎广)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苏南第四(郎广)地区委书记。率部参加郎广地区反“扫荡”作战、长兴战役、周城战役、牛头山反顽战斗和泗安战斗。1945年2月5日随第四十八团编为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支队,任支队政治委员。参加天目山反顽自卫战役、苏南溧高地区反攻作战和收复金坛县城战斗。10月撤往苏北后,任新四军华中军区第六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华中野战军第六师第十六旅副政治委员。参加苏中战役、两次涟水保卫战。
1947年1月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师师长。2月在莱芜战役中负伤。伤愈后调任第九纵队师政治委员。
1948年年初调任先遣纵队第九支队司令员。率部参加豫东、淮海战役。1949年2月任第九兵团第二十七军第八十一师政治委员,参加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的战役。5月25日,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策反委员会协助下,迫使国民党军上海指挥官刘昌义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任空军预科纵队纵队长兼政治委员,上海空军基地政治委员,空军第四军副政治委员,防空军第一军政治委员,空军第一军政治委员,福州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福建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2011年10月18日在南京逝世。
主要事迹
1938年6月的一天,新四军第一支队“老虎团”参谋长王必成找来了二营政委罗维道,问他“敢不敢带人去南京干一仗”,打击一下日军的嚣张气焰。罗维道当即受领任务,并进行了认真准备。他和侦察员化装出发,从句容附近沿宁杭公路一直走到南京外城麒麟门。发现沿途日军都疏于戒备,“一路上出奇顺利”,看守麒麟门的也是日军新兵。罗维道和侦察员们一直走到了南京城内的中山门边,才看到有四个“比较正常”的日军在站岗,但个个骄横无比,对来往的行人盘查也不严。
罗维道详细记录下沿途日军的情况。回到部队后,罗维道仔细制定出作战计划,并向王必成作了汇报,立即得到批准。第二天,他就从全营精心挑选了17名精干战士,连同自己,组成了一支18人的“特别分队”。每个人腰里都别了一把20响的“快慢机”驳壳枪,配上几十发子弹。18勇士化装成送石灰的苦力,分别拉着6辆板车,大模大样地来到南京紫金山脚下的麒麟门。与前一天一样,日军新兵还在训练,周围是一群围观的伪军。罗维道等默默地拉着板车走过,进城卸了石灰,见城里的敌人懒洋洋地四处闲逛。回到城门处,见那伙日军正在休息,枪都架在操场中间。罗维道当即向队员们做出一个手势,大家随即装作看热闹,迅速爬到敌人操场旁的小土坡上。“给我打!”罗维道一声令下,18把“快慢机”同时开了火。
正在休息的日军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全部被击毙了。罗维道带领战士迅速打扫战场,然后撤回到根据地。南京城里的日军听到枪声也乱作一团,等他们拿起武器、冲出城门时,只见尸体遍地,新四军却未伤一人。虽然这只是个小小的战斗,但对当时的全国抗日情绪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南京城里的老百姓纷纷传说,新四军都打进南京城了,赶走侵略者的日子不远了。第二天,国民党的报纸和广播就报道了这次战斗胜利的消息。国民政府为此还奖励给新四军5万块大洋,罗维道和17勇士也得到新四军的嘉奖。
此后,日军加强了南京城的戒备。罗维道等随即改变战术,在南京郊区积极开展游击斗争。同年6月7日清晨,一队日军汽车在镇句公路遭到伏击,少佐、大尉以下40余人无一人生还,武器弹药也被新四军全部截获;8月2日,南京城里的日军步、骑兵4500余人,分八路合击小丹阳根据地,新四军二支队派虎将邱金声率一支精悍的特遣队直插南京中华门外的郊区,夺取雨花台制高点,架起机关枪,对准中华门城楼扫射,城内整整闹了一个夜晚,日伪个个不得安宁,一举粉碎了日寇的“扫荡”阴谋;接着,新四军“老虎团”攻打句容县城,击毙日军47人、伪军60余人,解救出被关押的劳役群众100多人;1941年,新四军在南京郊区西洋湖村设伏,缴获天皇“御赐”的全部慰问品,闹得日军和汪精卫十分狼狈不堪;同年8月间,新四军在南京城郊四河子附近炸毁一列日军货车,切断了津浦线;从1943年起,新四军第二师的师部就设在与南京只有一江之隔的来安县,指挥部队在南京城下几个月间连续5次炸毁列车,切断铁路干线,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的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