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感文化，就是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从这个定义上来理解，意思就是在“罪感文化”社会中，人如果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就会感到是有罪的。这一点，与我们惯常所认为的“天主教”中的“人生来是有罪”的说法略有不同。但也还是能够从“罪感文化”的定义中得到解释，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一开始便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听信了蛇的谗言，偷吃了禁果，犯下了罪恶，并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

在西方基督教传统背景下，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制于凌驾万物之上、洞察一切的上帝，上帝迟早会给人的善恶打分，也就是审判。西方基督教“原罪说”是在西方文明的滋养下成长的，人自然摆脱不掉此种“罪感”，那么细细地对这“罪感”加以剖析，自然也便有助于更好地参悟晦涩西方经典文本的深层价值指向。罪感文化之所以是西方精神世界的基底，其本质原因在于西方的基督文明。罪感的产生无非是‘我’犯了罪，而后形成的心理机制，是人自觉意识到自身的不圆满和恶性恶行，这些认知都是从全知全能的上帝那里比衬出来的。众所周知，“原罪说”是指人背叛了上帝，经不住外在恶魔的引诱，还有人内在欲求的冲动，以至辜负上帝的厚爱，做出了违背神圣意旨的罪行，远离了生命的本真状态。正是因这不当的行为导致人必须忏悔救赎，以待再次投入上帝的怀抱，达到人神的和解。忏悔的前提是承认罪行，承认救赎之旅是通往神性的必由之路！那么显而易见，罪感的实质是一种负疚，是认可人类自身的破缺，是以上帝作为终极灯塔来指向人的行为意义。‘我’在上帝面前有罪，‘我’要向上帝忏悔；‘我’的忏悔，可使‘我’能回归到上帝的仁爱下。这便是罪感文化的一个圆形内在结构，从上帝那里出来，最终回到上帝！所以，从这文化本身着眼，我们得知：人是渺小可悲的，生命是脆弱卑鄙的，人不可能凭借自身所禀具的才智去认知这个世界，人唯能做的便是扑倒在上帝的脚下，祈求上帝神性的光辉普照‘我’！

但是明白了自身罪孽的深重，并不能感化上帝，消弭“罪感”，关键所为在于具备了复归上帝的“禀赋”。上帝是个参照系，我们知道他是完美无缺的，因此落到实在的具体行为就是爱、爱、再爱，无限制的以上帝为崇高的榜样（当然，这种榜样只能是人类无限的趋同但永远无法企及）。为什么言及‘爱’？因为罪的存在已然是事实，这是无法消除的，所能做的只能是加倍的补救。正如我伤害了一个人，我已无法倒拨时钟来改变历史，怎么获许她的谅解，那只有加倍的对她好，让伤害在洪水般的爱意面前变得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推及至上帝面前，就是爱，爱上帝，爱父母，爱兄弟姐妹，爱亲朋好友，爱人类，用全部的生命涌出爱的力量。

罪感文化出发点和终极指向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为的都是“劝人向善”，并最终建立一个“善”的社会。劝善的方式都是使人在社会生活中，一旦违背了那个“道德标准”便有一种心灵上的不安，会有一种懊悔、羞耻和罪恶的感觉，同时使人为了解脱这种不安而不再犯下相同的过错或罪恶，从而达到减恶增善的目的。

若要打开上帝的天堂之门，爱的能力、爱的禀赋是唯一的一把钥匙。人类犯下了罪恶，人类是无知卑鄙的，人类是欲念无穷的，‘我’明白我有无法克服的顽疾，‘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魔鬼，这无情无序的人的世界更是利欲熏心、倾轧迫害；爱是人类在恶的海洋里最后的孤岛，是人类在悬崖边摇摇欲坠时握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的野草。爱是不能遗弃的！

至此，由罪感生发出的意义对西方文明价值理念的影响便彰显了。个体的人是欠缺的，他的生命应当时刻反思，“距离上帝”的路有多远成了永远的追问。‘我’的心每分每秒都在承担负荷，上帝绚丽的光环投射出了我的阴影，我清醒地认识到无数的眼泪在流淌，无尽的哀吟在叹息，我的爱到底给了谁，付出了多少，够吗？默默的冥想，一双双孤苦无告的泪眼在凝视着我，上帝仁慈的双眸在注目着我，一种博大的人文情怀充溢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心中，人的一生便是在荣现上帝般的“爱”！所以才有了生生不息的人类、文明、文化和文学！

“罪感文化”中，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有一种深重的罪恶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也就是说，“罪感文化”中的那个向善的力量是以自发和主动为主的，那迈向善心世界的脚步，无须他人的催促便在灵魂的深处不停地向前迈进着。

对此，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不朽名著《罪与罚》中，给我们细致地描述了这个过程。拉斯科利尼科夫开始认为，杀死那个年迈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伊万诺芙娜，把她的钱用于一个有志于改造社会的青年的学习，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然而，等他真的用斧头杀死了那个以剥削他人为生的老太婆后，尽管他的恶行并没有被人发现，甚至警察已经捉住了两个嫌犯，可他却仍然深深地为这种罪恶而倍受煎熬。拉斯科利尼科夫自从走出那个血淋淋的现场之后，心灵上便一刻也没有得到安宁，罪恶感始终弥漫在他灵魂的每一个角落里。他想尽一切方法，比如他倾其所有来救助他人，他用不同的方式来折磨自己，可无论如何他都感到无法赎清那个罪恶。最后，他只好去自首，主动地在肉体上接受流放的惩罚，在精神上皈依上帝来救赎自己。在拉斯科利尼科夫身上，我们感到了“罪感文化”的力量。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的那样，在“罪感文化”下，常见的社会现象是人们习惯于忏悔。在拙作《忏悔的土壤》中我曾说：“忏悔是对人发露自己的过错，以求得他人的宽恕和容忍，是彻底、完全和自愿地改正过错的心灵基础，是对过错发自内心深处的自我惩戒。”人们通过忏悔来获得灵魂上的罪恶感的解脱，尽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和提升。与此相对应，在“罪感文化”中，人们也赞赏勇于承认错误、公开道歉和真诚悔过的行为。二战之后，德国的政治官员面对全世界人的目光，跪倒在犹太人受难碑前的行为，便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和认同。反过来，这种赞赏忏悔的做法，又对主动、自觉、勇敢地承认过错产生出激励作用，从而强化了“罪感文化”的力量。

从理论上分析，注重内省、内动的“罪感文化”，由于它以内因为主，应该说，只要这种文化发生作用，其运行机制是比较周密的，没有多大的漏洞可寻。一个人只要犯下“罪恶”，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无须外力的参与，灵魂上便会感到不安。只要“罪感文化”这台机器运行起来，便很难从罪恶感中逃脱出来。因此，乖巧的人，做下了恶事，有了恶行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千万不能让人知道”，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隐瞒、隐藏、掩盖他所做下的丑行、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