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士兵在
硫磺岛竖起国旗》(Raising the Flag on Iwo Jima),又译作《国旗插在硫磺岛上》、《美国国旗插上硫磺岛》,是二战时美国一幅著名摄影作品。作者是美联社的随军记者
乔·罗森塔尔(Joe Rosenthal)。这帧照片表现了六名美军在硫磺岛折钵山竖立美国国旗的情形。这帧照片十分受欢迎,旋即成为许多雕塑和绘画作品的原型,在很多美国电影中都有模仿。它也成为唯一一张当年拍摄当年就夺得普立兹摄影奖(这个奖项已于1968年分为多个项目)的照片。
基本介绍
这张照片是1945年2月23日(为时36天的
硫磺岛战役的第5天)拍下的,反映了美军陆战队士兵攻占硫磺岛主峰后将国旗插上山顶的情景。
摄影师乔·罗森塔尔当时是美联社的随军摄影记者。他在2月23日登上该岛,准备拍摄一些有价值的新闻照片。当天美军海军陆战队第28师(应该是海军陆战队5师第28团)刚刚攻占了折钵山,并于上午10点20分在山顶举行了升旗仪式。乔·罗森塔尔闻讯赶来,在路上他碰到刚从山下来的《海军陆战队杂志》记者路易斯·苏莱上士,后者得意地说他已经拍到士兵在山顶升旗的照片,这使得罗森塔尔有些失望,但他仍决定继续上山去看看。到了折钵山顶,他看到六位陆战队队员正在把一面破旧的军旗从旗杆上取下来,以便换上一面新的旗子。他意识到机会来了,便把一些石块堆在一起,站上去,选好角度,待士兵插旗杆的时候按下了快门。拍照时他还对战士们大声地说:“振作点,这可是历史性的”。照片9天后在《生活》杂志发表并引起轰动,甚至一度惹来争议,因为有人认为他的照片是摆拍的结果。当误会被澄清后,乔·罗森塔尔获得了当年美国最高的新闻摄影奖项——
普利策新闻摄影奖。
由于这张照片真实反映了二战期间美国军人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美国联邦政府不仅在战时将它作为献给阵亡将士的礼物,而且在战后还根据照片制作了一座雕像,安放在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任后人凭吊。
照片中出现的六人,其中三人不久即阵亡,其余三人后被安排在美国巡回,呼吁人民购买军券。
竖旗过程
1945年2月23日早上约10时20分,美军攻下折钵山。少校戴夫·E·塞弗伦斯(Dave E. Severance)命令中尉哈罗德·G·斯瑞尔(Harold G. Schrier)在山顶插上国旗,以告诉其他部队该地已成功占领。《Leatherneck》 杂志随军记者
乔·罗森塔尔在那天前一晚,海军长官詹姆斯·福瑞斯图(James Forrestal)要求部队取下折钵山后便要插上国旗,还表示很想要那面旗留为纪念。上校钱德拉·强生(Chandler Johnson)颇为不甘,认为那面旗应属于他们众人,便命令助理作战官泰德·托图(Ted Tuttle)取下那面旗,插另一面旗,还提醒他第二面旗要大点。
托图找到一面96×56吋的国旗。此时,乔·罗森塔尔、卜·坎贝尔(Bob Campbell)和比尔·吉拿斯特(Bill Genaust)等三名摄影记者在上山。刚好众人插上第二面旗。结果,罗森塔尔拍下了这张历史性的图片,而他身旁吉拿斯特则拍了一段短片。
照片人物
相中有六人:迈可·史达兰克(Michael Strank)、雷内·加侬(Rene Gagnon)、艾拉·海耶斯(Ira Hayes)、富兰克林·苏斯利(Franklin Sousley)、约翰·布拉得利(John Bradley)和哈伦·布洛克(Harlon Block)。
六日后(即1945年2月29日)布洛克死于枪伤,(有种说法是那颗子弹很可能来自美军),几小时后史达兰克被
迫击炮炸死。1945年3月21日苏斯利死于狙击手枪下。
宣传影响
在看过这幅照片之后,美国总统
罗斯福认为这张照片是第七轮军券(为筹措军费而发行的
国债)购买的极好宣传品,于是下令辨认照片中的士兵并带他们回国。通过放大照片,六人之一的雷内·加侬确认了照片中的其他四人,但是他拒绝透露第六个人的名字,并说他承诺那个人不将他的名字说出来。其实加侬是因为艾拉·海耶斯曾经威胁杀死他而拒绝透露他的名字。他随后被带到海军总部并被告知这是总统的命令,拒绝透露那人的名字将被视为一项严重的犯罪,加侬终于说出了海耶斯的名字。
加侬还将哈伦·布洛克误认为在那场战斗中丧生的亨利·汉森(巧合的是,亨利·汉森曾参加第一次升旗)。约翰·布拉得利最初也认同加侬的判断。1945年4月8日,海军公布了其中五名升旗者的名字(包括汉森)- 海军当时正在通知富兰克林·苏斯利家人关于他的死讯,因此没有公布他的名字。4月19日,回到华盛顿的艾拉·海耶斯立刻就发现了名单中的问题,并向海军公共关系官员报告。不过由于名单已经被正式发布,这位官员要求艾拉·海耶斯对此事保持沉默。
三名生还者随后进行了军券的巡回销售活动。销售很成功,共卖出了263亿美元,两倍于当时的目标。
哈伦·布洛克的身份辨认问题引发了一些疑问。布洛克的母亲,贝尔·布洛克(Belle Block)说:“我知道那是我的孩子,我给他换过如此之多的尿布”,并拒绝接受官方的名单。一年半以后,战后情绪
抑郁并酗酒的艾拉·海耶斯来到
得克萨斯州并告诉布洛克的家人布洛克是六名升旗手中的一员。海耶斯记得雷内·加侬和约翰·布拉得利没有记起来的细节,因为他们是在最后关头才加入到这次行动中来的。当时哈伦·布洛克、米高·史达兰克、富兰克林·苏斯利和艾拉·海耶斯自己在当天早晨已经爬上了折钵山来铺设电话线。雷内·加侬后来加入并带来了第二面国旗。亨利·汉森没有参与此次行动。布洛克的母亲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美国议员米尔顿·韦斯特(Milton West)。韦斯特随即将信转发给了海军司令员阿历山大·范德格利夫特(Alexander Vandegrift),并由范德格利夫特司令下令进行调查。 在证据面前,布拉得利和加侬同意那人极有可能是布洛克而不是汉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