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蛇》（又名《太阳氏族》）是中国当代作家徐小斌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发表于《花城》1998年第5期。

《羽蛇》展现了其先锋文学的形式和女性主义的主题。小说跨度很大，从晚清写起，一直写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晚清的宫廷、太平天国的秘帷、“圣地”延安、上山下乡、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的商战天地等为背景，写了一个家族5代女人的经历和心路历程。《羽蛇》是典型的先锋文学，小说通过叙述方式的变化，打乱了时空，把不同时代的女性似乎放在同一平台之上；同时有怪异的梦境描述，譬如文身等；并以“羽蛇”奇异的意象，同时营造了较为恐怖的氛围。

羽

在生理上，羽的身体发育程度宛如一个儿童，又如一条蛇，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在性格上，她内向，自我封闭，爱逃离现实，不善与人交谈，但精神世界丰富，有着极高的艺术天赋。这样性格的形成与她对母亲的抗拒有着很大的关系。其实，羽对母亲若木并非一开始就是抗拒的，恰恰相反，羽最初是崇拜母亲的，她渴望长大成为母亲这样的女人。然而，弟弟的出现让她失了宠，掐死弟弟更是让她彻底失去了母亲的疼爱。在小孩子眼中，“大人如同神灵，他能感觉到他们注视的魔力，注视的奇特在于有时使他成为小天使，有时又让他变成小怪物”。外婆和母亲对其妖怪化的注视，使其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自我认知，认为自己在这个世界是怪物一样的存在，不值得被爱，也无法给予别人幸福。面对母亲给自己带来的创伤，羽形成了封闭的性格，并朝着与母亲所期待的女儿形象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她抗拒母亲的方式。比如，羽总是在湖底看到一个蚌里面躺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宛如自己。她的自我封闭既是对现实的逃离，也是对自我的保护。母亲若木期望她活泼开朗，讨所有人的喜欢，羽就内向寡言，被多数人排斥。在母亲身上得不到爱，成了羽一生悲剧的种子。她虽然逃离了若木，但却没有放弃心中对母亲形象的追寻。她曾试图把金乌当做母亲的替代：从外婆的紫罗兰灯中偷出象征自己的一瓣，想要交给金乌；去找法严大师纹身赎罪以求金乌看到之后，以母亲的形象原谅自己的罪恶。但是，把金乌作为母亲替代者的机会，阴差阳错地都没有成功，之后，她便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母亲——宗教。其实，宗教对于人类来说，就像是在苦难之中精神的救命稻草，它带给人以精神慰藉。对于信徒们来说，自己所信奉的宗教神灵是母亲一般的存在，他们的罪孽可以得到救赎，心灵的痛苦可以得到释放和化解。总之，他们会得到神灵的原谅、包容和无差别的爱。在小说中，羽来到西覃山找法严大师，想要通过流血的纹身为自己杀死弟弟而赎罪。羽离去的最后一站，她看到上帝派天使坐着诺亚方舟来引渡她。宗教带给羽精神上的救赎和归属感，是她想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因此，虽然羽身体上的生长停滞了，但是她的精神却从未停止生长。虽然羽内向孤僻、自我封闭，喜欢逃离现实，但也正是因为她的这些特点，能够让她更加专注于精神世界，去思考问题，去创造艺术。

羽如此的性格，也让她的命运坎坷而离奇。小说中提到，羽经历了多次的死亡，但每次又都获得新生。比如，她从大火中死里逃生，为救烛龙跳楼却没有摔死，等等。真正令她死亡的是母亲安排的切除脑胚叶的手术。在医学上，脑胚叶是不存在的，这是徐小斌所虚构的一个脑部器官。但是与脑胚叶相近的原型——脑叶，却是客观存在的。脑叶的切除手术分为两类，一类是切除无用部分，一类则是用于治疗精神病患者。真正会对思维、精神产生影响的就是后者。羽似乎被实施了这样一个类似治疗精神病的手术。弗洛伊德曾说：“自我有一个掌管听觉的脑叶……自我是本我的一部分……自我有一种把外界的影响施加给本我的倾向，并努力用现实原则代替在本我中占主导地位的快乐原则。”羽的自我在童年时接收到的外界信息，如外婆、母亲对她的指责、训斥，都储存在了她的脑叶中，构成了羽的一部分自我，这部分自我使羽变得失去了本我，又因为严重的自我封闭而没能出现超我，因此她的精神就是她的命。没有了精神的羽如同失去了灵魂，她与这个世界在失去自己的精神之后和解了。假设羽不曾抗拒母亲，正如读者在结尾所看到的一样，她被所有人喜欢，自认为受到母亲的疼爱，是母亲的乖女儿，她的命运会是平凡且顺利的，只不过，那样的她不再是羽蛇，而只是作为女儿依附于家族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了。换句话说，她的角色是可以替代的，母亲需要的是一个乖女儿而不是羽。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肉体，而在于精神。精神是羽真正的母亲，它支配着羽的命运。没有了它，羽的形象也就不复存在了。羽作为个体，其独立的精神世界的发展为她的命运带来不幸，却也让她的生命具有了不可替代的独特性。

若木

若木是羽的母亲。若木表面上沉默寡言、矜持羞涩，保持着一副大小姐的派头，然而内在的真实性格却是冷漠刁蛮、控制欲极强。这样的性格特征的形成，与她那位一直对她的人生享有极权的母亲——玄溟有着必然的联系。自从母亲玄溟在若木17岁的时候对她“下贱”的行为进行辱骂和惩罚之后，若木的精神成长便在那一刻永远停止了，她已再无成为自己的可能。若木把那次的经历视为自己人生的滑铁卢，把那看作自己的污点，并为这个错误付出了一生的代价。“对于若木来说，创伤与歇斯底里的反应不是来自钱润的观看与玩赏，而是来自母亲的阻止与羞辱”。因此，她和母亲表面上的对抗仅仅是出于自己的不愿承认，出于对自己自尊的维护，在心底里，她并不认为或是从未想过母亲的做法和观点是错误的，若木其实是认同母亲的。于是，成为母亲后的若木，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去控制子女，渐渐地形成了控制欲强的个性。另外，若木从母亲丧失儿子天成的经历中意识到儿子的重要性，从母亲与父亲无休止的争吵中对丈夫出轨这一问题产生了阴影，并且把母亲“爱”人的方式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这导致若木在她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什么人，包括她的子女。一是因为没有人教给她爱的正确方式，二是因为她一生关于爱的尝试和可能已经在自己17岁时由于受母亲的压制谢幕了。若木如同封建社会中的千万女性一样，学习到的只是如何约束压抑自己而不是表达自己，甚至在重重限制下早已经失去了自我。所以，虽然若木有着封建社会所要求具备的女性气质——举止端庄、仪态优雅、放弃自己的社会地位、做专职的家庭妇女，可她的一生却并未因此获得幸福。

安小桃

安小桃的母亲梅花是个外表柔弱，但生命力强盛的女人。小桃自幼就对母亲有着很强的崇拜感，这源自于梅花“西覃山梅姑”的称号。在安强早逝的情况下，梅花凭借自己的聪慧为女儿小桃提供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母亲在安小桃心中已不再只是“自然母亲”，母亲还是她的“精神母亲”。母亲就是她的信仰。于是，安小桃和梅花在性格特征上有着很多的共同点：生命力顽强，头脑灵活，还有那股渴望刺激和冒险的欲望。这样的性格特征使得安小桃在面对外界环境时，表现出了极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比如，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安小桃成了黑白通吃的“女教父”，她虽然通过黑道为自己牟利，但偶尔也帮助警察缴获毒枭。安小桃的眼中没有绝对的是非曲直，她所做的一切都出于一种自我满足感。另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安小桃替自己的母亲向玄溟家族讨回了当年的债：若木因觉得梅花嫁给弟弟天成会有失家族体面而把她指给了佣人老张，让梅花失去了一生中唯一的爱情，而安小桃又夺走了天成的唯一血脉——亚丹的爱情。之后，安小桃与羽相遇，羽为帮助安小桃逃跑而受到惩罚，命运让羽替自己的母亲还了债，不同血缘族谱中的女性就这样产生了命运的纠葛。

金乌

金乌的母亲有两个——养母罗冰和生母沈梦棠。这两个女性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气质。罗冰爽直侠义，有种中性美、病态美，是个受到男人由衷敬佩的女权主义者。沈梦棠自幼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她聪颖妩媚，十分有女人味，因为爱冒险，于是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而在金乌的身上兼有她们两个人的气质禀性。金乌爽快热情、精明侠义又具有个人魅力，极度聪明，喜欢自由。但是在她心中，更加认同的还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沈梦棠，她把生母当作自己终身追寻的理想形象，并在追寻的过程中不断地按照自己理想的母亲形象去塑造自己。金乌对于时代有着敏锐的洞察，她是那批走在时代前端的女性。比如，她在属于自己的时代之初，选择去做裸体模特，因为这样能使自己获得最重要的钱和自由。这就如同沈梦棠的冒险精神一样，母女两人都敢于尝试新鲜事物，不被成规所束缚，因此人生也具有了传奇色彩。

杨碧城

作为生活在封建社会里终身未嫁的女性，杨碧城怀贞履洁，刚直不阿，具有反叛精神。杨碧城的性格让她敢于挑战封建社会的尊卑等级观念，敢于对王权说不。她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就自我贬低而去迎合奉承男性。在小说中，杨碧城面对洪宣娇和东王对自己的“赏识”，从不借此攀龙附凤，应对得不卑不亢。面对蒙得恩的非礼之举，她也毫不畏惧，果断地保护自己的清白。她没有像宫中其他女性一样，成为男性的玩物和附属品，也绝不在强权富贵面前折腰。杨碧城的终身不嫁，一方面是为自己唯一所爱的人——斯臣，也就是后来的法严大师守护，宁可冒着终身不嫁带来的流言蜚语，也要保持自己内心的忠贞和高洁，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曾受到的王权和父权文化的迫害而申诉抗议，永不妥协。

玄溟

玄溟的性格强势，爱面子，控制欲强，为人处世精明算计，这是玄溟成为母亲之后的形象。但是，最初的玄溟，知书达理，聪明伶俐，落落大方，也有着自己的理想——经商并继承家业。她在慈禧太后的面前毫不畏惧，在与未来的丈夫见面时谈吐自如，毫不羞怯。她性格和命运的转变，都是由于自己的封建婚姻。嫁入秦家，玄溟成为丈夫家族内务的管理者以及被监督者。作为一个家族的媳妇，一言一行都被丈夫家族里的人监视着，同时，她必须完成父权文化要求女性履行的职责，比如孝顺、伺候公婆，生儿育女传递香火，处理家族内务，做丈夫的贤内助，等等。她丧失了拥有社会角色的机会，只能依附于家族来获得自身的存在。她的虚荣心、脸面以及控制欲都只能在家庭生活中得以实现和满足。“一个中国传统女性作为个体，她拥有的权力通常是随着她角色的历史性推移而增加的：以遵守男尊女卑与男女有别的性别秩序、做夫族的贤妇为前提，她逐渐成为‘卑中之尊’，内置于父权制统治秩序之中，这满足了她一定的心理需求”。玄溟是这样一个中国传统女性形象，但又略有不同。因为，在封建社会，传统女性内部之间一共有三种关系：妻妾关系、母女关系、婆媳关系。这三种关系正是随着女性嫁入另一个家族之后需要逐步经历的阶段。玄溟经历过前两种，儿子天成的死却让她失去了体验最后一种关系的机会，而婆媳关系最能体现女性“卑中之尊”权力的关系。孟静虽然怀有天成的骨肉，但因为未经过明媒正娶和家长认可，是不被玄溟所接受的，自然也不能够成为这个家族的一分子。因此，她把对这种权力的欲望全部投射到了女儿若木的身上：她将若木按照贵族小姐的标准培养，送她上大学的目的只是为了给她找一个好丈夫，对若木的一切严加管控，包括她本能的欲望。最关键的是，玄溟用自己的行动向若木进行了“男尊女卑”的文化教育——把天成的死全部怪在若木头上。这一点让若木意识到自己与弟弟天成相比在这个家中位置的卑微，也意识到自己以后一定要生个男孩传宗接代，同时让自己成为“卑中之尊”，这便为羽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种子。也就是说，归根结底，羽飘零一生的根源就是这种已经被女性内化为理所当然的父权文化，这种文化所提倡的女性气质是对一个女性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尺。“女人自助生存和作为客观自我——‘成为他者’的矛盾一直存在。人们灌输给她的观念是，要讨人欢喜，就要尽力来讨好，将自身放在客体地位，因此，她需要放弃自主的愿望”。以玄溟为代表的一类女性最可悲的地方就在于此，她们为了讨好这个社会，放弃了自我理想，放弃了自己作为独立人格的存在。她们丝毫无法察觉自己引以为傲的女性气质就是毒害她们最深的东西。以至于玄溟在快死的时候，仍然花了两个多小时穿完了那盏有家族女性族谱意义的紫罗兰水晶灯，并嘱咐人把它交给唯一可能延续这个家族血脉的男性——羊羊，即使在生命最后也不忘父权文化赋予女性的重大使命——找到血脉传宗接代。的性格强势，爱面子，控制欲强，为人处世精明算计，这是玄溟成为母亲之后的形象。但是，最初的玄溟，知书达理，聪明伶俐，落落大方，也有着自己的理想——经商并继承家业。她在慈禧太后的面前毫不畏惧，在与未来的丈夫见面时谈吐自如，毫不羞怯。她性格和命运的转变，都是由于自己的封建婚姻。嫁入秦家，玄溟成为丈夫家族内务的管理者以及被监督者。作为一个家族的媳妇，一言一行都被丈夫家族里的人监视着，同时，她必须完成父权文化要求女性履行的职责，比如孝顺、伺候公婆，生儿育女传递香火，处理家族内务，做丈夫的贤内助，等等。她丧失了拥有社会角色的机会，只能依附于家族来获得自身的存在。她的虚荣心、脸面以及控制欲都只能在家庭生活中得以实现和满足。“一个中国传统女性作为个体，她拥有的权力通常是随着她角色的历史性推移而增加的：以遵守男尊女卑与男女有别的性别秩序、做夫族的贤妇为前提，她逐渐成为‘卑中之尊’，内置于父权制统治秩序之中，这满足了她一定的心理需求”。玄溟是这样一个中国传统女性形象，但又略有不同。因为，在封建社会，传统女性内部之间一共有三种关系：妻妾关系、母女关系、婆媳关系。这三种关系正是随着女性嫁入另一个家族之后需要逐步经历的阶段。玄溟经历过前两种，儿子天成的死却让她失去了体验最后一种关系的机会，而婆媳关系最能体现女性“卑中之尊”权力的关系。孟静虽然怀有天成的骨肉，但因为未经过明媒正娶和家长认可，是不被玄溟所接受的，自然也不能够成为这个家族的一分子。因此，她把对这种权力的欲望全部投射到了女儿若木的身上：她将若木按照贵族小姐的标准培养，送她上大学的目的只是为了给她找一个好丈夫，对若木的一切严加管控，包括她本能的欲望。最关键的是，玄溟用自己的行动向若木进行了“男尊女卑”的文化教育——把天成的死全部怪在若木头上。这一点让若木意识到自己与弟弟天成相比在这个家中位置的卑微，也意识到自己以后一定要生个男孩传宗接代，同时让自己成为“卑中之尊”，这便为羽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种子。也就是说，归根结底，羽飘零一生的根源就是这种已经被女性内化为理所当然的父权文化，这种文化所提倡的女性气质是对一个女性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尺。“女人自助生存和作为客观自我——‘成为他者’的矛盾一直存在。人们灌输给她的观念是，要讨人欢喜，就要尽力来讨好，将自身放在客体地位，因此，她需要放弃自主的愿望”。以玄溟为代表的一类女性最可悲的地方就在于此，她们为了讨好这个社会，放弃了自我理想，放弃了自己作为独立人格的存在。她们丝毫无法察觉自己引以为傲的女性气质就是毒害她们最深的东西。以至于玄溟在快死的时候，仍然花了两个多小时穿完了那盏有家族女性族谱意义的紫罗兰水晶灯，并嘱咐人把它交给唯一可能延续这个家族血脉的男性——羊羊，即使在生命最后也不忘父权文化赋予女性的重大使命——找到血脉传宗接代。

韵儿

韵儿是一个改革开放年代物质至上的都市女性形象。她自幼爱占小便宜，功利心强，精神匮乏，拜金又贪图享乐。如果说羽蛇象征着一种精神的话，那么第五代女性——韵儿就处在与她截然相反的对面。“韵儿心里没有神，没有规则，只有自己”。她凭借自己的小聪明毫不畏惧地修改祖辈们遵守的规则。她不理解自己祖辈们所坚守的城池，她最难以理解的就是羽。精神匮乏的韵儿不认为羽苦苦寻求的精神救赎是一种困扰，因为，她是一个在物质世界里成长起来的女性，于她而言，物质远比精神重要。对比之下，她的长辈们心中都是有所畏惧的。玄溟畏惧的是当年自己没有完成玉心姨妈的托付——把那盏紫罗兰灯交给西覃山金阕寺的法严大师，而是出于私心留下来成为自己的玩物。她心中觉得自己一生的坎坷皆是自己罪孽所致，她告诉羽法严大师的故事也是想让她为自己分担罪孽。而若木和羽常会听到耳语，这个耳语其实就是她们一直被压抑着的潜意识。文明越是进化发展，人类社会的道德约束就越多，人的超我也就越强大，以至于人们忽视了自己的潜意识，而把它当作神谕，当做不属于自己的一种声音。其实，潜意识是非常敏锐的，它能够洞察到人们的意识洞察不到的东西。若木的耳语是：“我已经错过了终生一遇的奇迹，我没希望了。”她因为畏惧母亲为她树立的规矩，畏惧成为别人眼中的耻辱而放弃了对本能欲望的探寻。羽畏惧的是自己杀死弟弟的罪孽，她一生都在追寻母亲般的宽恕，渴望有个让自己赎罪的对象。正因如此，她敬畏神灵，在宗教中得到精神上的救赎。

反观韵儿，现代社会给她带来了物质的丰富和满足，但也带走了她高层次的精神诉求。因为母亲绫较少的照顾，韵儿性格的成因很大程度上源自她所生活的时代。比如，韵儿最看重两样东西——钱和身份。“在现代的消费行为中，物或者商品的实用性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隐藏在物背后的社会等级与权力关系更受到消费者的重视。由此，消费行为就蜕变为消费者潜在的身份认同行为，成为消费者确立自身社会价值的一种方式”。在现代社会，钱除了满足人基本的物质需求，还开始充当起满足人部分心理需求的作用。过去人们划分身份等级的准则是出身，而如今人们又建立起了另一种以财富为核心的等级划分方式。因为财富多的人可以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无需为温饱问题发愁，金钱带来的便利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身份”上的虚荣感。而对于女性而言，她们在社会地位上无法获得满足，却在消费市场中得到了认可。女性被认为是消费群体的主要部分，因而以女性消费者需求为核心的一系列产品都被设计出来。在消费过程中，女性获得的不只是商品带来的体验快感，更多的还是自己处于商场中心，众多商品供人选择的“身份”快感。为了获得这种身份带来的快感，韵儿选择出卖自己的贞洁，这在她眼中看来是件互利双赢的好事。而在韵儿的长辈们眼中，“贞洁在那个时候，甚至在现在，在女人一生上有一种宗教的重要性”。前面提到，韵儿心里只有自己，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她都会去做。这个家族里，第一代女性杨碧城重视的贞洁，到了韵儿这里成为交换物质的工具。伴随着小说中家族女性形象的改变，背后折射出的是时代历史的变迁。

亚丹

亚丹是一个在时代洪流中为了生存迫不得已放弃精神追求的女作家。一开始的亚丹有着强烈的英雄情结，她渴望成为英雄，也敬仰英雄。她热爱文学，善于思考和观察。虽然没有直接的外貌描写，但是从人们看到她年轻时照片的反应来看，她曾经是个美丽的女子。但亚丹的形象在小说中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亚丹怀有烛龙的孩子却被他抛弃，另一个是为了生计从纯文学作家转型为名利双收的言情小说写手。转变之后的亚丹成了一个邋里邋遢的胖女人。严重的黑眼圈、白头发、色斑、皱纹、张大的毛孔等，这些都是她苍老的特征。而她的性格也因此变得自卑、内向。在爱情上，她被烛龙抛弃却依然坚持要生下他们的孩子羊羊。因为烛龙满足了她的英雄情结，是她心中的英雄。为了她的英雄和爱情，她与母亲一样有着奋不顾身的热情和执着。在事业上，成为母亲的责任让她放弃了自己的精神追求。比如，她第一次写言情小说就是为了给羊羊买一架钢琴。当她发现放弃精神追求给自己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之后，她果断地成为自己曾经厌恶的人。徐小斌在小说中是这样描述她的：“当她真正进入通俗小说的领域中之后，她忽然觉得，她已经失去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情人’，两种支撑她活下去的最重要的力量。”于亚丹而言，这两个“情人”——爱情和纯文学，才是她精神存在的标志。转变之后，她失去了爱情，放弃了理想，拥有了丰足的物质和名气，却为精神的空缺而痛苦着。亚丹一生唯一的爱情是烛龙带给她的，但是烛龙却没有带给她婚姻和家庭。亚丹无意之间走上了与母亲命运相同的道路：没有父亲在场的情况下，独自抚养孩子长大。她的母亲孟静正是由于发现了这一点，才强迫她结婚以摆脱单身母亲的尴尬处境。在时代的变迁中，女性相比男性而言，更加注重与婚姻的捆绑。一个男性如果一辈子不结婚，世人给予他的非议绝不会有女性那么多。尤其在传统观念中，到了适婚年龄的女子如果还未出嫁，就会被看作是一种关乎家族的耻辱。亚丹在明知不会幸福的前提下，仍选择了婚姻，这也是她面对现实的一种彻底妥协。

神话叙事

《羽蛇》以五代女人的人生历史为线索，以神话原型与意象为框架，凸显女性在异化的社会环境中被人性与神性双重抛弃的悲剧性。这部小说自出版问世以来，以其独特的性别颠覆性和母亲形象的血腥性而备受瞩目，小说中呈现出来的女性思维、伦理关系、逃离意识、神秘文化等，始终是学者关注的热点。《羽蛇》中所涉及的：象征着太阳的羽蛇、太阳神树若木、太阳神鸟金乌、火神烛龙等众多与太阳相关的神话原型，以及紫水晶灯、蓝色湖泊、巨蚌等神秘化的意象，均体现出徐小斌创作意识从现代向远古的一种复归。在现代纷繁的社会背景与世界文化中，作家以一种返古思维从神话原型中汲取营养，借助远古的神秘力量表现当代女性的背离意识。

作为一个极具女性意识和现代思维的作家，徐小斌在《羽蛇》的神话叙事与性别思考两个维度上，显示出其全面的颠覆与背离，与此同时，其内在的神话叙事逻辑也是对东西方文化母题的一种贯通。《羽蛇》所采用的神话叙述模式，其实质是对远古神灵信仰的一种借力。笔者认为，在当前多元混杂的文化社会整体背景中，作家采用了一种突围式的写作尝试，力求通过这种颠覆与背离来达到对现代社会的反叛。女性主义的本质是具有时代性的，《羽蛇》作为一部当代女性主义小说，以拉丁美洲神话为背景，以中国神话资源为根基，建立起五代女性的生命图景，描写了众多女性在男性社会中的反抗力量。不论是作品中西方神话选择的中国化表达，还是阳性神祇的阴性书写，以及文本中大量被水系意象覆盖的火系元素，都是作家返回神话之根、寻求原始力量、为表达当代女性权力诉求而进行的一次颠覆性和背离性的创新实践。

自述模式

《羽蛇》的全文便一直围绕主人公羽的情感进行的。徐小斌为了更好地挖掘这种情感，在文本的诸多章节都采取了自述模式。在羽的自语中，读者能够更精确地把握羽最本真的生命体验，而不为外界所公认的偏执、冷漠、杀人狂形象所误导。不仅如此，徐小斌还用了大量意象和隐喻来进一步充实主人公的情感。在文本中，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女性对幻境和意象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迷恋，玄溟的那盏比宝贝还要宝贝的紫灯，若木的金耳勺以及羽的巨蚌和天使，都无疑暗含着某种寓意。在女主人公真实的所见和虚幻的想象之中，人们看到是一个接近神祗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周遭一切都被徐小斌作了象征式的处理，流露出神秘的宗教意蕴。可能是出于女性的含蓄和委婉，徐小斌从来不直面写女性心中之想，而是将其化作一个又一个的意象来描摹主人公的精神状态。紫灯象征着血缘的延伸和历史的接续，金耳勺是若木镇静的法宝，而文本中数次写到的那只仅仅存在于主人公视域中的巨蚌，它深处幽蓝色的小湖里，静静打开双臂，露出或狰狞，或慈祥的种种面貌，同样具备了强大的力量，总能在关键时刻影响主人公的抉择。这里，徐小斌明显受到了阿德勒的影响。她非常看重童年记忆对一个人的影响，在湖中开张兮合的巨蚌就像是一个母体的子宫，它的使命在于补救羽“生而为女”的遗憾，其中装满了羽对母爱的渴求和呼唤。因此巨蚌的隐喻最终是为了折射女主人公羽自童年以来的生命愿望。而那乘着诺亚方舟来引渡羽的男天使，也同样暗合了女主人公内心最真的诉求。这些意象和隐喻所承载的深层含义，都无疑是她们情感中最隐秘的一部分，是其生命意识的集中反映。尤其是羽，通过对意象的分析，人们可以发现，她其实一直都在践行着：“我是谁，我向哪里去”的哲学追问，这种自我认识的内在性，这种对女性生命存在的精神深度的锲而不舍的追求，无不展现出徐小斌对女性生命始终不渝的关怀。

《羽蛇》蔚为壮观的百年时间跨度，巨大的历史画卷，与浮雕般地突现其上的五代众多女人的故事，使得这部作品成为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中的一个创纪录者。毫无疑问，《羽蛇》是徐小斌写作中最为着力并伤筋动骨的巨制，《羽蛇》的真正意义也许要到许多年之后才真正显示出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评）

《羽蛇》是真正具有高贵品质的当代中国小说，是一部奇特而值得耐心读解的作品。这部小说的丰富、深刻和优美，显示了当代中国女性写作所达到的高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评）

《羽蛇》贯注着徐小斌的生命理想。在羽蛇身上，作家不愿作出任何廉价的幸福承诺……《羽蛇》的灵魂发出追问的过程，她为此而难受的过程，就是她觉悟和救赎的过程。（文学评论家谢有顺评）

《羽蛇》1998年9月首发于《花城》第5期。1998年10月，收录在华艺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徐小斌文集”中第一卷出版。后有不同版本再版，其中2001年1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再版时曾将小说名改为《太阳氏族》进行出版。

徐小斌，作家、编剧。198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当年获首届十月文学奖。主要作品有《羽蛇》《敦煌遗梦》《双鱼星座》等。在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国家图书馆、国会图书馆等地均有藏书。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女性文学奖、第二届加拿大华语文学奖小说奖首奖、2015年度英国笔会文学奖等奖项，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意、日、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巴西、希腊等十余种文字，在海外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