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之龙（1896—1963），字叔泉。常熟人。同济大学第十任校长，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首任皮肤科主任，中国皮肤病医学的开创者之一，其曾祖父翁同福，是翁同龢的堂兄。1920年毕业于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继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勃雷斯劳大学深造，专攻皮肤病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开始长期在校从事医学教育工作。历任北京大学讲师、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国立同济大学校、重庆中央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四川省省委委员、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成都分会理事、成都皮肤科学会主任委员、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等职。医学上因首先发现稻田接触性皮炎，被命名为“翁之龙皮炎”。著有《皮肤病学》一书。

翁之龙，号叔泉，1896年10月出生于中国近代历史上人才辈出、显赫发达的江苏常熟翁氏文化世家。1920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科，同年赴德国留学，研修皮肤性病学。1922年荣获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勃雷斯劳大学皮肤科任研究员。

1924年学成回国，任北京大学讲师、教授。

1928年至1931年任中山大学医科教授兼附属医院院长。

1931—1939年任同济大学校长兼上海医院院长，期间曾于1937年赴欧洲考察卫生行政及医院管理，德国路斯多克大学授予其荣誉医学博士学位。翁之龙于1932年至1939年任同济大学校长期间，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32年，日寇发动“一·二八”事变之后，国难深重，民心浮动，同济大学校舍被炸，师生陷入煌煌不安之中。翁之龙于此刻从前任胡庶华手中，接任国立同济大学第十任校长之职。翁之龙到职后，迅即着手投人力量修复校舍，强化国人治校权，并根据当时形势需要增设学科门类，实现了同济大学的快速发展。1932年，同济大学与市政府合办了市立医院，1937年4月市立医院建成，翁之龙兼任院长。

1933年秋，同济大学成立高等测量系，1935年1月改名为测量系。1935年，同济大学成立生物系。在翁之龙校长的领导下，学校扩建了解学研究馆和病理学研究馆，药物学研究馆也恢复研究，并增设了国产草药研究部，同时正式建立了全校性图书馆，建成了生物研究馆。1937年7月，同济大学成立理学院。至此，同济大学形成了具有医、工、理三个学院的国立大学。全校在校学生人数从1927年的605人增加到了1937年的1100人。

1936年4月1日，柏林德国工程师学会来函，正式承认同济大学工学院毕业生与德国工业大学毕业生具有同等资格。1937年5月20日，同济大学30周年校庆纪念会盛况空前，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驿、上海市市长俞鸿均、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代表黄建中司长、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和各大学联合会代表以及中外来宾暨全校师生员工，共计3000余人参加典礼；蒋介石、林森、朱家驿、王世杰、俞鸿均等分别题词，以示祝贺。

1937年抗战爆发后，翁之龙校长亲自率领同济大学全体师生跋涉千里，振转迁校于浙江金华、江西吉安、赣县、广西贺县八步镇，后抵云南昆明。在艰难转振中，他一面筹划着如何保护好全校师生和设备、仪器、资料，一面鼓励和安抚师生员工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济大学在他的带领下历尽艰难，最终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1939年2月，翁之龙因健康原因辞去同济大学校长之职。经休养后，于1941年赴重庆中央大学任医科教授兼附属医院院长，后任校长。

抗战期间，翁之龙校长除领导同济大学艰辛内迁而得以幸存外，还以多种途径积极响应并支持抗战事业。1937年11月2日，他与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等大学校长一道，联名致电九国公约会议，呼呼采取有效措施，遇止日本对华之侵略，并严惩日本违反国际公法，肆意摧毁我国文教机关之暴行。11月5日，他与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清华大学校长梅始琦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本破坏我国教育机关的罪行。此外，翁之龙还通过捐献药品、培养人才、支持学生抗日活动等方式，积极为抗战出力。

1941—1946年任广州中山大学医科教授兼皮肤科主任。

1946年举家迁至成都，先后在成都市立医院、四川省立医院、甫澄医院任皮肤科主任，同时自办诊所行医。

1950年应聘任川西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务部主任。川西第二医院改名为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后，他一直担任该院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

翁之龙曾任四川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委员、科协理事、中华医学会皮肤科成都分会主任委员等职。

1963年7月，翁之龙教授病逝于四川成都，享年68岁。

1920年，翁之龙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随即考取庚子赔款官派留学资格，于同年赴德国留学，专修皮肤病学。1922年，获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相继在法兰克福大学、勃雷斯劳大学皮肤科任研究员。1927年，去国七年的翁之龙回到北京大学任讲师，次年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1932年1月28日夜，一直意在并吞中国的日本从上海日本租界向闸北、江湾、吴淞等区域发起进攻，包括同济大学在内的上海多所大学被日军轰炸，随即驻守上海的19路军奋起抵抗，两军激战淞沪。在这样的艰难时局中，1932年9月，翁之龙接任了这所著名大学的第十任校长之职。 翁之龙着手重建被炸毁的校舍，收拾战后残局。同时实行一系列的改革，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实力都得到了提高。但重建后的同济再次遭遇了战火的蹂躏。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未几，“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1937年8月末，日本空军轰炸同济大学以清理进军道路，近三十年历史的同济顿时被夷为平地。11月12日，上海落入敌手。翁之龙领导同济大学，开始了颠沛流离、历经磨难的内迁旅程。

1937年9月起，同济大学开始大规模迁至浙江金华。11月，因日机不断空袭，同济再由金华迁江西赣州，1938年1月底在赣州开课。医学院则从上海迁到江西吉安。 1938年7月，江西局势危急，同济决定第四次迁校，目的地为广西贺县的八步镇。此次转移异常艰苦，不仅舟车劳顿，忍饥挨饿，还要背负行装，翻越荒无人烟的大庾岭。整个行程，共耗时两个月。 但在八步镇才待了3个月，学校又开始了往云南昆明的第五次迁徙。这一次的路线更曲折，甚至借道越南，方于1939年春节前抵达昆明。 在这五次迁校中，翁之龙亲率全体师生员工，辗转数省，行程数千里，途经无数艰险。有离愁万端，有劳顿饥饿，更有敌机尾随轰炸。作为领头人的翁之龙，不仅要筹划如何保护人员和设备、资料的安全，还要安抚师生情绪，可谓殚精竭虑。到达昆明不久，过度的操劳让翁之龙明显感到身体不支，1939年4月辞去了校长一职。

抗战期间，同济先后辗转于沪、浙、赣、湘、粤、桂、滇、川，共迁徙六次，成为迁移次数最多的大学。然而，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同济大学不仅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还从此进入最鼎盛时期，创造了起死回生的奇迹。弦歌不辍，薪火相传，主持了五次大迁移的翁之龙，为同济作出的贡献永不可磨灭。

翁之龙辞去同济大学校长一职后，经过两年的休养，于1941年赴重庆中央大学任医科教授并兼任附属医院院长，后来升任校长。抗战时期，中央大学是中国高教界的龙头，能在这样的大学担任校长，足以证明翁之龙先生非凡的学术水准和管理能力。 1946年，翁之龙来到成都，在成都市立医院、四川省立医院、甫澄医院等工作后，自己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在诊所里，翁之龙负责看病，他出身护士的夫人龙曼丽则担任护理工作。1950年，身为著名皮肤科专家、国家一级教授的翁之龙受聘于川西第二医院（现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担任皮肤科主任一职。这一选择，在很多人看来难以理解。他早年的人生经历的确太辉煌了，为何在年过半百之后，会在科主任的位置上终老？也许，回到翁氏祖训，从“读书”“行善”这四个字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早年的翁之龙，常年担任医院院长、大学校长等重要职务，在事务性工作中耗去了大量精力，尤其是抗战时期五次主持同济内迁，更是夙兴夜寐，劳心劳力。然而，作为一名皮肤病学的专家，从事临床治疗是他最终的梦想，或许这也是那个江南望族留给他的精神财富。毕竟，悬壶济世，救人于病痛，是最大的行善。

1950年7月，翁之龙教授来到刚成立的川西二医院，开设皮花科（后改名为皮肤科），并担任主任。在全国范围来说，这也是较早建立的皮肤病专科。当时，包括他在内皮花科只有医生4人，护士数人，除病床外几乎没有任何仪器。尽管物质条件很艰苦，翁之龙在德国接受的严格的学术训练，著名大医院院长的履职经验，让川西二医院的皮花科在一开始，便有了让别人难以企及的高起点。 在二医院的皮肤病房里，过往的辉煌变得云淡风轻，翁之龙彻彻底底地回归到医者的身份。从此，他的所有精力都放在患者身上，放在对疾病的研究上面。

翁之龙诊病，善于从皮损的形态寻找微细的特异表现进行鉴别，再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进行诊断。翁之龙教授高度近视，诊病时他常常要俯下身子，凑近病灶查看——即便患处又脏又臭，甚至溃烂的疮面处在脚上或臀部。这种职业精神和医者的仁慈之心，让翁之龙深受患者爱戴，他们称他为“鼻祖”——因为他不是在看病，而是在用鼻子“闻病”。 “翁氏闻病法”在翁之龙的周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气场，直至今天，皮肤科还流传着一句话：“如果对疾病判断得不够准，那是因为医生看病时凑得不够近。”

治疗皮肤病，需特别讲究外用药的应用。翁之龙每开出处方，必让病人取药后再回到诊室，对于每一种药的用法，他都要详细说明，反复叮嘱，生怕病人听不懂记不牢。对于外用药的使用，翁之龙要求特别严格。比如说对银屑病这种最常见的慢性皮肤病换药，护士要先细心地刮去鳞屑，再把纱布剪成小块，涂抹药剂，贴在每一个癣面上，最后再贴上大纱布。按照翁之龙的要求，每换一次药，护士都要花上一两个小时，用近百张纱布，一个上午仅能给四个病人换药。

那时候，还不流行“品牌”这个词，但翁之龙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和这两个字密切相关。翁之龙认为，要做到独一无二，必须要得有自己的创造——放在今天来看，或许这就是品牌的独创性和差异化吧。他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配制了多种皮肤病外用药物，种类涵盖洗剂、搽剂和敷剂等。 他还将多种外用药的协定处方汇编成册，每有到科里工作和实习的医生，都发一本给他们，以供提高技术，治病救人。所谓协定处方，是一个方剂学上的名词，指由医院根据地区特点，针对常见病多发病制订的处方。翁之龙在医疗实践中，仔细观察皮损的细微变化，以这作为调整药物剂型和浓度的依据，因此往往具有很好的疗效。而且，随着病例的积累，在统筹分类的基础上，形成了系列化、规范化且独具特色的皮肤病治疗方法，治愈了大量的病人。

皮花科建立初期，医生很少，翁之龙每天除了要出门诊外，还要亲自查房。每天早上他先到住院部查看患者，安排治疗，细心观察治疗期间皮损变化及用药效果，逐一询问患者的治疗感受。下午结束门诊后，他还要查一次房。每天门诊加两次查房，这种工作习惯多年来他从来不曾改变。 白天再忙，晚上回到家里，翁之龙总是要总结临床病例，编教材，撰写论文。由于高度近视，抄写不便，他便自己出钱请人抄录底稿。

1956年全国皮肤科医师进修班在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开课，翁之龙担任主讲。没有现成的诊疗专著，他便亲自编写了《皮肤病学总论》、《皮肤病学各论（上下册）》、《梅毒学》、《淋病学》等讲义。他的著作，《皮肤病学》长期作为高校教材，一直沿用至今。翁之龙闻病诊断而被称为“鼻祖”，虽是戏言，但用在他身上其实再恰当不过，他不仅是西南地区首个皮肤科的开创者，也是我国现代皮肤病学的创始人之一。“鼻祖”当之无愧。他曾经首先发现了稻田接触性皮炎。对于这种农者在水稻耕作过程中易发的皮肤病，他在病因和防治上都有很深的研究，这种病后来被命名为“翁之龙皮炎”。

1949年之前，不少婴儿的眼部、口唇及臀部患有皮炎，导致了较高的死亡率。翁之龙通过观察发现，抗感染药物对该病无效，有明显疗效的是维生素D与钙剂，原来这种病跟婴儿母乳内缺乏某种营养成分有关。他撰写了《婴儿眼口唇臀部复发性皮炎41例观察报告》，并将该病命名为“婴儿眼、口唇及臀部复发性皮炎”，后人出于对他的感佩，称为“翁氏皮炎”。 翁之龙先生的学术著作和言传身教，泽被后人，他培养了大量的临床医师、专家和学者，其中不乏全国皮肤科学界的名人。而数次担任一流大学教授和校长的他，桃李遍天下，其影响并不局限于医学界。 立德，立功，立言，代表着儒家最高的人生理想，翁之龙先生用自己近乎完美的一生，诠释了这六个字。

翁之龙为近代皮肤病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致力于皮肤性病的临床、教学达四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其理论造指颜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振兴皮肤病学培养专业高级技术人才，他负责承办了全国皮肤科医师进修班并担任主讲，并结合个人临床实践及理论亲自撰写了《皮肤科总论》《皮肤科各论》《梅毒学》《淋病学》等学术著作。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当时甚少的高级皮肤科医师，也为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培养了一批皮肤病学界的技术骨干，后来这批学员绝大多数成为了各地皮肤病学的专家和学者。他先后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其中《婴儿眼口唇及臀部复发性皮炎41例观察报告》受到国内外同行重视，被称为“翁氏皮炎”。

他对复发性皮炎的病因研究颜深，曾首先发现稻田接触性皮炎，后被命名为“翁之龙皮炎”。他的著作《皮肤病学》，长期作为高校教材，一直沿用至今。在皮肤病的诊断上，翁之龙从形态学中寻出其微细的特异表现来进行鉴别，以宏观概念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进行诊断，他这个诊断上的特点，成为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持之以恒的风格和传统。在治疗上，他特别讲究对外用药的应用，制定了皮肤病外用药的治疗原则及其灵活应用的幅度，使皮肤病外用药规范化、系列化，以适应皮肤病各阶段的治疗，使治疗向预期方向导转。这种科学的用药方法，同样在他所在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长期临床实践中得到了充实和发展。

他终生献身于皮肤病医学的教育、科研和临床治疗事业，为中国皮肤病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