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自主策利，提高原创性，体现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环境下翻译的新任务和新特点；二、加强实用性和针对性，不仅要反映翻译教学和研究的新趋势、新成果，更要关注科技、经济、法律、贸易、金融、旅游、传媒等非文学领域的翻译实务；三、笔译与口译兼顾，英译中与中译英兼顾，着重于中英互译和中译英；四、有选择地引进境外著作，港台外华人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不乏佳作，立足中华语言文化，有其独特魅力，是我们的首选。
自从《翻译研究》(香港友联出版社，1971；台湾大地出版社，1972)山版以后，将近十年来我仍然在研究翻译。我对翻泽的研究本已厌倦，打算从此丢手。但是有一次在中文大学国文化研究所演讲“中英文的大别对翻译的关系”，事后博学如严耕望先生竟对我说，“你说翻泽是小道，其实不对。翻译极其重要，因为我们一生精力有限，不能懂得各种文字；即使懂一些，也不能看很多书，所以要靠翻译才能接触到各国古今的学术名著。”他认为
冯承钧对史学的贡献在
陈寅恪之上。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冯先生除了自己著述之外，还译了很多重要的历史论文和书籍，如伯希和等汉学家的著作，辑丁他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沙海昂(A．J．H．Charignon)著的《马可波罗行记》等，都是研究东西交通史的要籍。译文极好，既不像严复的那样古奥难明，也小像时下的那样欧化生硬。严先生还说，一家之言，不免刁：专精，不是一般人可以读的，而冯承钧的书倒是凡学历史的都可以得到它益处的。如此说来，我今后还要继续研究卜去，如有发见，写它出来，也可以供别人参考。
我写《翻译研究》的时候，曾经抱歉地说过，“我是写散文的人．所以我的要求是译文要像我佩服的散文家的散文……．”近年来教翻译，发现自己总在教人写中文。不过这也不仅仅是我如此，任何教翻译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其实英国企鹅翻译丛书主编E．V．Rieu和别的译界权威都重视译文的通畅，我抱同样的主张，无须道歉。谁的译文不该像散文家写的流利清通的散文呢?
我最近才发现，我做的并不是翻译研究，而是抵抗．抵抗英文的“侵略”，英文的“帝国主义” (这是口本人T．宫泽说的：“the imperialism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我相信中国人写了几千年文章，说了几万年话，用不着跟别人学，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意。遇到说法不同的时候，我就不服气，费力也要找出中文原来的表现法和字眼来。如此而已。倘使别人觉得英文的表现法新奇，他尽管采用好了。八年抗战，中国军民流血流汗，千辛万苦，所为何来?如果一开始就投降，什么麻烦就都没有了。我们如果肘英文投降，不必研究刊什么翻译，怎么方便就怎么说，不必问，“我们中国人表达这个意思，原来是怎样说的?”也不必问，“这句泽文像中文吗?”
我早说丁，非洲没有高级翻译，他们只要把英、法等外文全盘搬来就行了。这就好比基督教在非洲容易传，很快全国领洗皈依，而在中国，三百多年成绩平乎，因为中国不但有别的宗教，人民的伦理标准已经很高，样样要比较一下。西方来华传教的人无不辛苦异常。我们把外文译成中文，也同样辛苦。
书里有些主张可胎会给译音惹来麻烦；译法太大胆，和原文的“字”大不相同，“这”可能变成“那”，“下”可能译成“上”，“你”可能变成“我”，如果给外行去校阅，会大不以为然。他会问，“英文绐你译到哪里去了?”这个官司是没有地方可以打的。译者为了饭碗，不防让步，反正自己明白就是了。
另一方面，我的译法也有点危险；译者如果中英文的根基都不很扎实，照我的方法译可能走样走得更离奇。归根结底，中英文要极右把握才能消化。所以用我的主张译书，耍格外谨慎。
大体上这本书是前一书的续编，但书里讨论的主要是新的发见，只有一小部分是前书提过，要加补充的，如“代名词”、“被动语态”等。此外是几篇在报刊上发表过的论翻译的文章，附录在这里。
思果，原名蔡濯堂，江苏
镇江人，1918年生。曾任职
中国银行国外部，主编该部《办事细则》。后任
香港工业总会、科学管理协会编辑，《读者是文摘》中文版编辑。兼任香港圣神神出鬼没学哲学院中文教授。旋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研究员，在该校教授高级翻译。著有散文集《艺术家肖像》、《香港之秋》、《想入非非》、《功夫在诗外》等三种，译有《大卫·考勃菲尔》等二十余种，现仍人事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