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苗文系苗族先民所创造的一系列苗文。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老苗文未能统一，大多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

湘西苗族创造的3种方块苗文，“板塘苗文”、“老寨苗文”和“古丈苗文”。方块苗文是汉字文化圈内的借源文字，借用汉字的音、形、意，将汉字进行拆组，大量地借用汉字标音。

抗日战争时期，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运用阿拉伯字母，以乾城(今吉首

20世纪30年代，苗族聚居区中心地带的贵州雷公山发现的这一块残碑，被称为“苗文碑”。现存贵州省博物馆。其字形为仿汉字隶书。据《雷山县志》记载，该碑前筑台三层，用青石砌成，高2米，宽1.5米，已损毁。八十年代，该县文物管理所收集到几块予于保存。县志有其文字拓片图，共28个字，其中有4个字残损。

在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陡冲头村，有3块写满“天书”的石头，它们有的在开阔的田坎上耸立，有的被泥沙和灌木掩埋，有的因遭风雨侵蚀而断裂横卧于草丛中……这些石头上所刻的“天书”似画非画，似篆非篆，难以辨识。正因它们藏身在海拔较高、交通极其偏僻的南山山腰，故得以保存至今。

2011年，城步县在进行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发现了这3块石刻，并向省、市文物管理部门进行了汇报。湖南邵阳市文物局组织专家对石刻上的文字和现存少量古苗文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后，确认石刻上的文字就是失传了两个半世纪的城步古苗文。古苗文字石刻在湖南省内外尚是首次发现，对研究我国苗族文化有着重大的意义。

文献资料记载，古代苗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在历经数千年的5次大迁徙后，现只保留了苗族语言，而丢失了苗文字。城步苗族则很好地传承了苗族语言和文字，直到清朝乾隆年间，城步苗文仍在广泛使用。清末文人陆次云所著的《峒溪纤志》中就曾专门保留了两章，来描写城步苗文。

城步苗文后来何以被人淡忘？

据清代《宝庆府志》、《城步县志》和《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等文献记载，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七月，城步爆发了以苗族头领粟贤宇、杨清保领导的大起义。这次起义长达3年之久，声势浩大，但终因寡不敌众于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二月失败，粟贤宇、杨清保被捕并在北京遇害。在这次苗民起义中，苗军运用苗文印制了大量的文告、手札、书信、印信和图章，这些苗文字“形似蝌蚪，似篆非篆，毫无句读可寻”，只有苗军能识。起义被剿灭后，乾隆皇帝特意下旨：“从前捏造的篆文，即行销毁，永禁学习。”于是，清朝官兵对苗族居民挨家挨户进行搜抄、清查、销毁，永远严禁城步苗民学习和使用苗文，从而导致城步苗文在湘桂黔边境消失，至今未有传承。

清末黔西县化屋乡苗族杨维舟用汉字偏旁部首创制过苗文。

1905年英国传教士柏格里(SamuelPollard)为传教的需要，在汉族传道员李斯提反和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等人的协助下，运用苗族前辈整理的符号和拉丁字母，以石门坎为标准音点创制了拼音文字，并在川黔滇苗区推行。这种拼音文字称“柏格里苗文”或“石门坎苗文”，亦称滇东北老苗文。

柏格里等人对于这一发明非常满意，他们曾经自豪地说：“这种发明很成功。”

老苗文主要适用于贵州省毕节地区、安顺地区、六盘水市和云南省昭通地区、昆明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等地操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这部分苗族有35万多人，熟悉这种苗文的苗族有5万多人。当今主要是信基督教的苗族群众使用，一些知识分子和干部也掌握。用滇东北老苗文出版的书有《圣经》、《赞美诗》、《马太福音》和《花苗新课本》。《花苗新课本》先后印发1.5万册。川南、黔西北操川黔滇次方言信教的苗族也曾用滇东北老苗文翻译出版过《圣经》、《马太福音》。

滇东北老苗文属自创符号与拉丁字母混合的拼音文字，每个音节由一个大字母和一个小字母组成，大字母为声母(共32个)，构成文字的主体，小字母(共37个)，为韵母，写在大字母的上方或右上角或右侧或右下角，以小字母位置的高低来表示声调。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大部分老苗文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没能传承下来。

1952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对苗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语言进行调查。

1955年，初步将苗语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及滇东北（又称北部）四个方言，并提出《苗语调查报告》。

1957年7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关于民族语文工作座谈会”中，将上述四大方言名称修定为：中部方言改为黔东南方言（或称黔东方言），东部方言改为湘西方言，西部方言改为川黔滇方言，北部方言改为滇东北方言。同年12月国务院批准《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规定上述苗语四个方言的文字方案，都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

此外，老挝苗族使用法国传教士的创造的拉丁苗文。老挝战争后，这种苗文被逃难的老挝苗族带去全世界，逐渐形成”国际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