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省法规。1950年6月公布，1983年修正公布。全文共31条。

①耕地的租佃，依条例规定；条例未规定的，依土地法及其它法律的规定；

②耕地地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的375‰；原约定地租不到375‰的，不得增加；

③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及乡（镇、市、区）公所，应分别设立耕地租佃委员会，处理有关租佃事宜；

④耕地租佃期，不得少于6年；

⑤耕地租约一律以书面订立，租约的订立、变更、终止或换订，应由出租人和承租人申请登记，并书面订明地租的数额、种类、承包标准、交付日期、地点及其它有关事项；

⑥耕地因灾害或其它不可抗力导致农作物歉收时，承租人得请求租佃委员会查勘歉收成数，议定减租办法；耕地因灾歉收获量不及三成时，应予免租；

⑦出租人不得预收地租及收取押金；

⑧耕地租约在租佃期限未届满前，不得终止情况的规定和出租人应给予承租人补偿的规定；

⑨耕地租约期满，出租人不得收回有耕情况的规定；

⑩对出租人处罚的规定；另外，出租人与承租人间因耕地租佃发生争议的调解。

陈诚就职台湾省省长之初就提出了“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施政纲领。民生第一，就是要优先解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陈诚首先决定从农村入手，通过土地改革解决农民问题。早在1931年“围剿”红军时，陈诚就仔细研究过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他对苏区农民分得土地后迸发的生产热情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41年，陈诚担任湖北省主席期间曾按照国民党的土地政策，实行“二五减租”。此举不仅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缓解了地主与农民的尖锐对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所谓“二五减租”指的是粮食收获后，优先提取百分之二十五的粮食给佃农，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五由地主和佃农对半分。陈诚主政台湾后，同样推行这一制度，只不过把名称改成了“三七五减租”。

事实上，“三七五减租”政策一推出便遭到了台湾地方士绅和省级参议院的公开反对。这些人大多都是台湾本省的地主。

为了顺利推行“三七五减租”，陈诚召集这些地主开会，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工作。向他们说明，一方面，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后，粮食产量会有较大的提高。另一方面，陈诚计划将国营水泥、工矿、造纸、农林四大公司转为民营，通过发行公司股票，作为向地主收购土地的代价，鼓励地主投资工业。他形象地比较说，农业利润只不过是数学级数（大陆称为算术级数），而工业利润却是几何级数。

地主们最终接受了陈诚的“和平土改”方案，“三七五减租”得以顺利推行，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1949年，台湾粮食总产量达到120万吨，比上年增产21万吨。

“三七五减租”确实给农民特别是佃农带来了巨大的实惠。据彰化县大桥村的统计数据，全村200户中，140户为佃农。减租后，佃农新盖房屋者7户，休整土地者20户，购买耕地者4户，购买耕牛者40户，娶妇完婚者25户。当时，台湾农村称刚过门的新娘子为“三七五新娘”，足见“三七五减租”的巨大社会功效。

一年后，陈诚改任“行政院院长”，但仍倾注全力推进土地改革。台湾土地改革通过和平赎买的手段，成功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将地主的农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为台湾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5年，陈诚去世，大批农民自发前往台北市殡仪馆为其送行。据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回忆：“送葬那天，好多从中南部来的老农民跪在地上哭，哭了不走。”直到今天，台湾农民仍然很亲切的称其为“陈诚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