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传记影片，由郑君里执导，赵丹主演，于1959年上映。

1930年，19岁的聂耳为了逃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离开了云南家乡，来到上海一家商号做小伙计。当年冬天，商号倒闭，聂耳失业。

聂耳富有音乐天才，弹得一手好琴，但这也无济于事，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一个歌舞班当了一名琴师。聂耳在昆明的同学郑雷电来找他，鼓励他投身群众斗争的行列中去，使生活发出风云雷电的光芒。从此，聂耳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内容。他坚持自学，严格要求自己。在一次上海工人为赈济16省水灾难民的募捐演出晚会上，聂耳与党的地下工作者苏平结识，苏平介绍他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的工作。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沈阳，翌年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勇抵抗，得到了上海人民的支持。聂耳鼓动歌舞班子到闸北去做慰问演出，但抗敌将士们对他们演出的“桃花江”等歌舞节目十分厌恶。内疚的聂耳唱起了《马赛曲》，到前线的艺术家感叹地说，要是有中国自己的马赛曲就好了。聂耳把此事记在了心中。有感于民族灾难的深重，黄色歌舞班子的没落，聂耳毅然离去，紧握着音乐武器走上了革命道路。又一年秋天，聂耳在北平参加了文艺界联合大汇演，演出到一半，活动就被反动派禁止了。聂耳领头唱起了“国际歌”，群众齐声响应，用臂膀拉起了人墙，掩护着演员安然离去。不久后，聂耳、苏平要调回到上海工作，他们登上万里长城，极目四望，群山白云，烽火狼烟，东北沦陷，华北危急，慷慨悲歌之情在胸中燃烧。聂耳的心底里汇成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庄严旋律。回到上海，聂耳冒着生命危险，开展了音乐创作活动。他来到码头工人中间，体验生活，创作了《扬子江暴风雨》中的组曲，并扮演了老王，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

不久后，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他创作的歌曲如滚滚洪流，一泻千里，《大路》、《开路先锋》、《新女性》、《毕业歌》、《卖报歌》和《塞外村女》等，给予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成为人民强有力的战斗武器。党决定派聂耳到苏联深造，临行前他满怀激情为田汉的词谱曲，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反抗侵略、争取自由的号角和武器，激励和鼓舞中国人民奋勇前进。

演职员表参考资料

角色介绍参考资料

创作背景

1949年7月17日，上海为纪念聂耳逝世十四周年举行纪念大会。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的于伶回忆起与聂耳共事的情景，感慨万千，下决心要写一部作品，纪念聂耳，反映共产党在白区文化艺术战线上领导的群众运动。他的想法得了夏衍和田汉的支持。

剧本编写

1955年，组织批准于伶半脱产进行创作。于伶马上准备写作电影剧本《聂耳》。夏衍曾在报上刊登启于征集有关聂耳的资料，还专门抽调工作人员帮助于伶走访有关人员、召开座谈会。为了写作，于伶更找出自己收藏的聂耳日记。但是，刚要动笔，于伶的慢性肝炎加重，病情几度反复。过了两三年，他搜集到的文字和照片资料将近三百件，剧本却还没有动工。1958年，于伶把《聂耳》的创作列入三年创作规划，但他又病倒了。当年年底，文化部下达组织创作国庆十周年“献礼片”的任务，上海方面决定投拍《聂耳》作为献礼片。为加快进度，应于伶要求，制片厂邀请孟波、郑君里一起参加创作。他们组成创作小组，于伶确定创作意图，对剧本的主题思想、历史背景、人物事件、艺术处理提出初步意见，三人讨论后再写成分场提纲。剧本初稿完成后，分别听取中央和上海宣传文化部门及音乐戏剧电影界领导的意见，几经修改后才定稿。

集体创作

由于摄制组的演职员多为聂耳生前好友或同时代的人，对当时社会生活基本熟悉，所以导演郑君里在做案头准备阶段，采取由下而上、集思广益的做法，从研究剧本到分析角色都与主创人员一起切磋。大家一面回忆，分享生活体验，一面排演。在开拍后，郑君里还创造出“黑板法”，当遇到大家对一个场景有许多意见时，就请场记把不同处理方案写在黑板上，让大家比较、选择。在他带动下，摄影、美术、音乐等部门也纷纷把自己的设计钉在墙上，听取意见。

角色塑造

当郑君里提出由聂耳的好友赵丹扮演聂耳时，很多人是反对的，因为聂耳去世时仅23岁，而影片筹备时赵丹已经46岁了，况且二人的形象都是观众所熟悉的，由他来扮演聂耳，观众未必认可。为了说服大家，经与郑君里商量，赵丹搞了一个突然袭击：在摄影组开会时，他突然以短发、麂皮夹克、工装裤加跑鞋的形象出现，指挥众人唱《卖报歌》。他的表现一下子就打消了人们的顾虑。

为了克服赵丹与角色之间年龄的差距，摄制组一开始采取塑形化妆的方法，试图从造型上弥补年龄差，给他塑上单眼皮、狮型鼻。但弄巧成拙，不但外形不逼真，赵丹表演时也感到受到束缚。此时，他受自己在黄山写生的经验教训的启发，放弃追求在外形在酷似年轻的聂耳，而是从“神似”入手，在角色的精神状态上下功夫。他一方面回想与聂耳共同工作、生活的情景，用聂耳的思想感情去感受生活、培养自信，一方面注意观察周围的年轻人的举止言行，培养自己朝气、活泼的神态；同时，他还每天坚持跑步、蹦跳，加快行动节奏，有意识地从外到内改变自己的神形心态，连他的女儿都觉得他变年轻了。

摄影基调

在最初的摄影构思中，黄绍芬从“白色恐怖”去理解，以一般处理敌我斗争环境的方法来酝酿基调，想以昏暗、沉闷为基调。后来经过深入研究，与导演等其他创作人员讨论后，他决定放弃最初的设计，而确定了借助色彩以明朗有力、对比鲜明作为影片的摄影基调。

该片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该片不是着重去描写聂耳个人，而是从革命斗争发展过程中描写了聂耳的创作事业和他的成长，使观众对于这个在群众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战士获得了正确的理解。该片也正确处理了革命文化部斗争与整个革命斗争的关系。（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吕骥评）

该片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时代感，浓厚的时代感，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特征。影片创作本身也有很多长，它运用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对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都掌握得很好。从某种意义上，该片是很大胆的，它并不是把聂耳的生活平铺直叙一番，拘泥于一些生活的事实，而是从时代的特征，从民族危机、救亡运动、阶级斗争之中看聂耳的作用，反映聂耳的革命精神和理想，从而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影片对音乐处理得也很好，它不是简单地把聂耳的歌曲凑在一部片里，而是通过聂耳的经历、觉悟的提高，表现他在参加革命斗争中发展了他的天才，而且把长期孕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聂耳创作的高潮和结晶。这更加有力地肯定了聂耳的创作道路。可以说，主创人员通过电影对聂耳的音乐给予非常全面、公正、历史的评价。该片的缺点是片中聂耳表现出的思想深度还不够，对于聂耳及其伙伴们作为左翼音乐运动的领导核心力量没有写得很好，显得弱了一些。（原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