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_1943年罗斯福创立的联合国组织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1943年罗斯福创立的联合国组织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英语：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英文简称UNRRA，中文简称联总）创立于1943年，发起人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其名称内之“联合国”并非指后来于旧金山组成的联合国组织，而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同盟国参战国家。本质为福利机构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成立目的乃于战后统筹重建二战受害严重且无力复兴的同盟国参战国家。其中，受害最严重的中国成为最主要被帮助国家，而施予帮助者则为美国、英国与加拿大。

联总的起源

首先预见到“善后救济”的需要并加以详细说明的，是英国经济作战部，这是一个专门扩大敌国经济困难的部门。1940年8月，封锁已扩大到整个欧洲。一个问题是，流亡在外国的盟国政府及其为盟国事业服务的人民将如何对待他们在敌占区的家庭和人民所受到的封锁威胁。因此人们感到，在封锁的同时应当发表一项宣言，说明欧洲一解放就可获得食物供应，英国政府并将为此而建立储备。此时美国还是一个“中立”国家。同时，贸易的停顿引起了物资过剩的问题。随着胜利的到来就可获得救济的保证就是联总活动的基石。在英国经济作战部下面设立了一个救济司，负责使过剩问题和对已“解放”国家的救济问题，协调一致起来。对联总业务首次提出实际需要的是欧洲一些沦陷国家的流亡政府驻伦敦代表。为满足这些呼吁而提出的第一个大规模计划，实际就是创立联总的计划，主要是由英美专家拟订的；因为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美国，认为一旦战事结束，美国将成为最大的物资供应来源。英国的倡议、“已解放”国家的需要和美国的物资，这是善后与救济的三个要素，必须设法使之协调并发展成为一项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1941年9月24日，英国政府召集了对德作战的十五个盟国政府的代表在伦敦开会，讨论建立一个机构以处理有关战后欧洲救济的一些初步设想。1943年11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根据44国协议在华盛顿成立，时有48个国家参加。其任务是负责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害者的善后救济工作。这48个国家是：澳大利亚、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冰岛、印度、伊朗、伊拉克、利比里亚、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共和国、波兰、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南非联邦、苏联、英国、美国、乌拉圭、委内瑞拉、南斯拉夫。

联总的活动

资金的供应：根据联总协定创建了主持救济事宜的机构；这个机构将由各会员国政府在“其宪法规定之主管机关许可范围内”捐助资金，来给它提供动力。美英两国政府就如何筹措救济资金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明确了对行将采纳的一切财务计划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普遍原则。一，接受救济不应当引起债务负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救济主要是通过贷款获得资金。从理论上说，这类贷款必须偿还，事实上偿还的极少，而且这些债务的长期延宕又使国际关系蒙上阴影。在制订联总财务计划的过程中，却并不存在长期贷款或信贷的问题。二，规定那些具有财力的国家应当为其所得的救济物资付款。需要救济的已解放国家事实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象波兰和南斯拉夫，可能没有什么外汇资金，因此必须通过无偿捐助提供全部救济物资；另一类象法国和比利时，估计在战争结束后尚有充足的财力。三，所有国家，包括沦陷的和未沦陷的国家在内，都应当出资负担联总的费用；这样，捐款国与受援国都是这一组织的共同参与者，而所有国家，不管其是捐助国还是受援国，在联总全会中都有同等的发言权。最后，一致同意不管制订什么样的财务计划，必须博得美国国会的欢迎，因为大部分物资不可避免地必须由美国提供。规定所有未受敌人侵略的国家捐助额为一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一。捐助不是逐年征收，也不是在任何规定的期限内征收，而是一次征收。根据这一方案，美国的捐助额约为十三亿五千万美元，英国约为三亿二千万美元，加拿大约为九千万美元。三十个未遭入侵的会员国政府向联总提供了业务经费；八个遭到入侵的会员国政府除了提供行政经费外也提供了业务经费；所有四十八个成员国政府都提供了行政经费；五个非会员国政府(阿根廷、爱尔兰、葡萄牙、南罗得西亚和意大利)也提供了捐款；非政府方面的捐助来自自愿认捐与自愿募集。

联总总署设在华盛顿。总署的领导是署长，由一位高级副署长协助。先后担任署长的有赫伯特·H·莱曼州长(美国)，1943-1946年；菲奥雷洛·H·拉瓜迪亚(美国)，1946年；洛厄尔·W·鲁克斯少将(美国)，1947-1948年。高级副署长是阿瑟·索尔特爵士(英国)，1944年；R·G·A·杰克逊海军中校(澳大利亚)，1944-1947年。

总署通过同已解放地区或占领地区的军事当局，或者通过同有关国家的政府所达成的一系列协议来开展工作。联总的活动遍及欧、亚两洲的39个国家。联总的救济工作，主要是通过各国的行政机构进行的。联总救济物资供应工作的开展和完成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43年11月，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第二阶段始于1945年8月，一直持续到1948年9月底。中国是最大的受益国，波兰居第二位。是联总救了希腊(包括多德卡尼斯群岛)和波兰。这两个国家最迫切的需要是食物。在联总运往希腊的救济物资中，食物占百分之六十；在运往波兰的救济物资中，食物近一半。若不是联总迅速有效地给希腊运去了必需的物资，该国的情况将会比今天不知坏多少倍。在上海，联总设立了中国分署。

联总在中国

联总在中国的工作，从其规模来看，可以说是它所从事的事业中规模最大的。1945年1月，国民政府设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英文缩写为CNRRA），代表政府作为联总的对应机构，负责接受和分配联总提供的救济物资。行总的总部初在重庆，后迁南京。在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设立15个分署。与此同时，在延安相应成立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董必武为会长。解总于1946年7月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中国福利基金会同解总驻沪办事处密切合作，坚持要求联总和行总按联合国规定，公平合理分配救济金和物资。按照章程，联总对救济物资的分配，应是不分政治派别公平地援助一切受战争破坏的地区。这个原则，在中国一开始没有得到实现。受战争灾害的人有一半以上生活在华北解放区，但这个地区却只得到2%的救济物资，98%的物资给了国民政府控制区。这种不公平分配，不仅引起解总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抗议，也引起了联总在华工作人员的不满。民国35年7月上旬，分属14个不同国籍的300名联总驻华官员和职员联名写信给联总总署署长菲奥雷拉·拉瓜迪亚，抗议国民党把联总的救济用作政治武器。民国36年4月，联总60名在华高级官员集会通过一项决议，抗议对解放区的歧视，并将决议刊登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大陆报》上。联总派往晋察冀国际和平医院的牙医摩西·奥斯布尔、化验师丽琳·凯泰和护士陶乐赛，在民国35年底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时，放弃了飞返北平的机会，志愿跟解放区军民一起转移，坚持工作，直至民国36年联总解散。联总医务官哈励逊（亦译为夏理逊），为押运物资去解放区受到国民党军警刁难、折腾，1947年1月殉职于山东省张秋县（现阳谷县张秋镇），终年66岁。

联总的解散

联总第五届全会会议(1945年8月)第八十号决议预示了联总工作的结束。当时规定的结束日期是1946年底，而在远东则推迟三个月。1947年，根据第二届联合国大会决议，联总宣告解散。解总驻沪办事处于同年底撤离上海。1948年10月，行总撤销，各分署也先后结束。1949年3月，解总指定中国福利基金会为解总代表，继续接受对国际和平医院、医科院校、华北儿童等项目的援助。

联总的卫生工作部门于1947年初移交给世界卫生组织临时委员会。

联合国大会于1946年12月11日批准设立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这个机构在1947年6月底接管了联总向前联总国家中最不幸的儿童提供卫生、恢复健康和福利的工作，同时接管了联总的职员与款项。

联总的社会福利工作部门在1947年之后逐渐衰落，因为联合国组织无意接收它，而受援国也不愿或无力按照永久性体制来继续进行这些工作。

联总的一些有关农业善后的职责(还有联总的一些职员和款项)在1947年期间移交给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救济难民的工作是在1947年7月1日移交给国际难民组织筹备委员会的。

西华工作站

救济总署的建立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成立于1943年11月，由美国发起，并由48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华盛顿成立（比联合国早成立2年），决定向欧、非、亚38个战后国家施救，中国是救济的重点。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有救济物资及运输工具上均标有“UNRRA”字样，所有工作人员均佩有铜质圆形蓝珐琅底银字“UNRRA”字样的徽章。“联总”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组织。

“联总”总部设在华盛顿。最高长官为总署长，常务机构为理事会，施行机构是分设在各国的分署。救济物资是由各会员国提供和民间募集及各慈善团体捐献的。美国拿了一大部分，其次是英国、加拿大、拉美各国及澳大利亚。美国当时拍了一部记录片，拍的就是美国人民踊跃捐献的场面。抗战胜利后，中国许多大城市里都放映过这个片子。“联总”的工作人员多是从民间招募的。条件是未婚男女青年，有一定学历，通驾驶、机修、医疗、农学中的一门以上技术。工作人员无薪金，只有津贴，相当于现在的“青年志愿者”。好奇活泼的美国青年，一时应招者云集。

“联总”与中国接洽机关是国民政府行政院。行政院设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佩“CHINARRA”字样的徽章。因为当时尚有一纸《双十协定》在，当局又不得不在邯郸设解放区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解总会”）。由于“联总”的性质，行政院也不好意思强在各分支机构中安插高官显宦，只好由各地的学界名流、慈善团体头领，宗教领袖掌管。因为“行总”毕竟以“联总”为依托，所以，“行总”、“解总”倒鲜为人知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这时在东南亚，美军尚有相当数量的战备物资，除军械武器外，汽车、帐篷、食品、粮食、医药器械、修路机械、厨车、敞篷吉普应有尽有,归心似箭的美国兵,哪还看上这个!统统交给“联总”赈灾去吧。“联总”于10月份就把这批物资集结到交通要道,随时都可以运抵中国灾区。这正是黄泛区难民在1945年冬就可领到首批救济的原因。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于1945年9月建立于开封,分署长为马杰。马杰是大学教授,知识界名流,门人甚多,颇有威望。分署下的各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多是他的学生。建国后,马杰出任“民革河南省委组委”。

西华县是黄泛区腹地,地处黄泛下游,为八方黄水的汇集处,水深盈丈,8年不退,相当多地方积水长达10年。“黄泛腹地”是全国公认的,“联总”把救济重心放在西华黄泛区,也属理所当然。

“联总”河南分署在豫北、豫西南、豫东北各设一工作队,在周口设第四工作队,后豫西南工作队也撤并入周口第四工作队。该工作队下辖3个分队：黄泛区农业机械复垦工作队（专司机器垦荒）,黄泛区工作队（专司灾民救济）,黄泛区医疗卫生工作队另辖许昌汽车管理处和漯河修配厂。为保证泛区救济工作的时效,又在西华县城黉学旧址(今县人民医院)设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黄泛区第四工作队西华工作站,站长王大全。任务是救济物资的调运与存放，机械的分配与管理,“联总”上级人员的接待与考察，联络与翻译(王本人通英语)。

工作站的设立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西华工作站，位于西华县人民医院北院区的一个家属院内，3间砖木结构的青砖瓦房在四周楼房的映衬下显得特别低矮。然而，它那古色古香的梁檩和几根粗大的木柱，以及梁头上的木刻和砖刻，还有那刚刚修复一新的塌陷屋檐和残缺的雕花，仿佛像人们述说着它过去曾经的辉煌。

据老人们回忆，办公地点曾经是西华县著名的明伦堂旧址，1945年至1947年间，这里又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西华工作站”的仓库和办公地点，备受世人瞩目，来自多个国家的志愿者们在这里演绎了一曲救济灾民、建立黄泛区的不朽篇章。1983年，这里被周口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饱受日寇铁蹄践踏的亚洲、欧洲、非洲等各国人民看到了重建家园的曙光。1943年11月，由美国发起，美国、英国、加拿大等48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华盛顿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决定向位于亚洲、欧洲、非洲等38个战后国家施救，中国是救济的重点。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组织，它没有党派标志，也无政治色彩，它的总分机构均不设行政机关，只设管理机构和办事机构。总部设在华盛顿，最高长官为总署长，常务机构为理事会，执行机构是分设在各国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分署。

救济物资是由各会员国提供和民间募集及各慈善团体捐献的。日本投降后，“联合国军”在东南亚等地尚有相当数量的战备物资，除军械武器外，汽车、帐篷、食品、粮食、医药器械、修路机械、敞篷吉普应有尽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于1945年10月份将这些物资集结后运抵中国灾区。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多是从民间招募的，其中多数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罗门会、阿毛毛基金会等慈善团体的成员，条件是未婚男女青年，有一定学历，有驾驶、机修、医疗、农学等一门技术。工作人员无薪金，只有补助。中国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接洽机关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国民政府行政院也相应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人员来自全国各地的慈善团体、宗教界等民间组织。

1945年9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河南设立分署，成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总部在开封，专门协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开展工作。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根据国际协定，联合国对数十个遭受战灾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援助。由于黄泛区长期洪水泛滥、民不聊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把救济重心放在黄泛区,并在黄泛区腹地西华县设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第四工作站（以下简称工作站），办公地点设在西华县城明伦堂旧址(今西华县人民医院北院区),站长王大全。

开展救济工作

联总”第四工作队与西华工作站是隶属与交叉的工作关系。第四工作队的首任队长是华敏,住周口；继任队长是王大全,他又是西华工作站的站长,所以,常自驾敞篷吉普车,往返于周口、西华,他的工作是很忙的。黄泛区农业机械复垦工作队受第四工作队与西华工作站的双重领导。

西华黄泛区开荒

早在1945年底,“联总”河南分署即在中牟、尉氏两地各招一班曳引机（后以俄语译为拖拉机）训练班学员,每班30人,要求大学毕业资格,学期3个月；接着又招收同资格同规模的训练班两期,共训练曳引机手180人。从第四期起,移至扶沟、周口两地举办,每班50人,要求高中毕业,学期半年,共培养学员100人。第五期,每班80人,共毕业160人。

黄泛区农业机械复垦工作队下辖3个分队：一分队初设西华王牌坊，后迁西华邵蛮楼，队长原正印；第二分队设扶沟练寺,队长时洪义；第三分队设西华护挡城，队长崔玉华。各分队均配有外籍技术员（多为美国人）及翻译。如所罗门、渥尔提那、乔艾斯渥尔坦等10多位。他们的任务是随机下田，指导驾驶，排除故障。另外在西华县城西街路北老衙门（今县医药公司）院内设修配厂一座，调漯河修配厂周焕彩、王承鲁为修配技师。

3个分队当时共有曳引机200余台及两台自走式收割机，内有福特（25马力）、麦士（55马力）、卡斯（55马力）、卡玛（55马力）、克拉克（75马力）、迪弗尔（90马力），其中克拉克即是东南亚战场上用的筑路车。美军原打算打通重庆、昆明、仰光到印度密支那的交通线，与日本长期打下去，克拉克就是为开辟这条公路而造。这种车履带式，车身高1.5米，身长2米，在群山密林泥泞的环境下最适宜，可从事挖土、开掘、拉碾轧实等多项作业，想不到3个月后就调到黄泛区拉犁拉耙了。

10年黄泛后的西华是一片泥淖，草深过人，盘根错节。曳引机要把草轧倒才可作业。一台机车拉两铧犁已很吃力。冬耕更为艰苦，因为机车都无驾驶舱，置身于冰天雪地中作业，仅靠一套棉工装实难抵御刺骨寒风。地身长约10里，6个小时才能犁一个来回。驾驶员凭坚毅不拔的精神，为西华黄泛区开荒累计45万亩。

从1945年底，黄泛区难民已陆续返乡。这一批批从生死边沿上挣扎过来的人们，面黄肌瘦，行动乏力，拖儿携女，根本无法恢复生产。各复垦分队就把已开垦的荒地指认给他们，有相当一批土地已播上种子，长出青苗。

生活救助

黄泛区工作队，由王大全主管。按救济性质可分为急救性救济、后续性救济和开发性救济。按类别可分为特重灾区、重灾区和灾区三等。解决灾民们的吃饭穿衣问题成为救济工作的首要问题。救济工作开始后，首先解决的是人们的吃饭问题。熟食分放有定点分放和流动分放两种。根据工作站长王大全的布置，在红花镇、城关镇等十几处扎下伙房，供应半径七八里范围内的灾民领饭吃。

黄泛后陆续归来的难民，他们原居的村落已淤在丈深之下了，只能在大致方位踩倒一片蒿草，铺上席片露天而眠。灾民成了无衣无食的赤贫人！一个灾民点往往只有一个火种，遇上雨天，连这一个火种也浸灭了，时间仿佛一下子倒退到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记得上世纪70年代，《大河奔流》剧组来西华拍外景，他们征集到一批当年灾民的衣物作道具，目睹这些如丝如缕的片状衣服及仅是片片的锅碗，使人黯然泪下。

救灾先救急，救急莫过于分放熟食，这是解生民于水火的首要一环。熟食分放有定点分放和流动分放两种。根据工作站长王大全的布置，在红花、城关等十几处扎下伙房，供辐射半径七八里内的灾民领饭吃。西华县红花镇凌桥村凌容海老人回忆说：“我粗通文字，王大全叫我给灾民造名册，报给设在红花的伙房，伙房按名单发饭票，灾民凭饭票打饭。票分大票（成人用）、小票（儿童用）两种。每日三顿，每顿平均一人一马勺米饭（有时是一个旧制12两重的馍），两人一马勺菜（由蕃茄、土豆、黄豆罐头混合熬成），足可吃饱。这种生活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直到我村都有了住处，安上了锅灶才开始发米发面。”特重灾区救济状况大致如此。

重灾区的食品发放以西华县城为例，伙房设在旧察院内（今县公安局），王大全指定本处人高幼生为伙食长，单逢乙为会计。据单逢乙老人回忆：“当时每天开午晚两次饭，大十字街鸣钟为号。灾民凭衣袖上缝的布条多少领饭，一口人一个布条。也不是城关灾民都可领布条打饭，许多不断炊的，就领不到布条。这个伙房供熟食约5个月才撤销。”

工作站另有4部厨车，是专供那些分散在边远角落灾民熟食的。厨车是十轮卡，车箱内置4只铁皮桶，每桶可蒸40斤米。到地点后，只需上水通蒸汽，20分钟后既成饭，然后发号令让灾民来领饭。这车是美军曾在东南亚战场上服役的专用厨车，原可供200士兵吃饭。一般灾区则不设伙房供食。

救急的另一要务是发放衣服。10年黄泛后的灾民已到了无衣可穿的地步：10岁以下的男孩，裸身赤体，一丝不挂；成年男子一律赤膊；妇女则赤皮露肉，衣不蔽体，少女们尴尬无比，羞于见人。当时凡特重灾区灾民都可领到一套衣服。先由灾民点造出名册，写明年龄、性别、身高，然后在灾民点当面发放。这是从各国募捐来的衣服，有新的，也有八成新的，但绝无破旧不能穿的，五颜六色，千奇百怪。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人哪见过这个？他们穿过长袍马褂、中式便装，一旦领取这些大红大绿的连衣裙、茄克衫，显得很无奈。“是饭充饥，是衣挡寒”，姑且穿上吧。一时间，少女穿上了连衣裙，老太太穿上了花茄克，老汉穿上了工装裤，小脚女人蹬上了高跟鞋，开始大家还相顾而笑，天长日久，也习以为常了。

重灾区和灾区不是人人一套衣服，而是有衣不发，无衣就发。在校学生则发给衣服或布匹。笔者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经济状况有了好转时，市面上一下子流行起了时装，许多人看不惯，说“妖里妖气的”，黄泛区的人则不然，他们说：“这有啥可奇怪的。40年前我们就穿过。”是的，黄泛区人确实见过世面，他们有在全国各地“清吃百户”的经历，吃过暹罗大米，美国洋面和各式各样的罐头、饼干、桶装奶粉、战地盒饭，后来当市面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食品时，他们倒显出司空见惯的派头。

在特重灾区，住处也是头等大事。若盖房，不仅无砖瓦，甚至连一根木棍也找不到，因此“二战”中退役下来的帐篷便成了特急供给品。一般3至5口人家发20平方米帐篷1座，5至8口人家发40平方米帐篷1座，连同支撑帐篷的支架一并发给。其他灾区则视情况，只有露宿者才可领到帐篷。

现年84岁的张克老人，当年在救济总署西华工作站枣口站点负责编花名册、登记救灾物品发放工作。张可老人回忆说：“那时，刚刚返回的群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工作站首要的任务就是解决他们的吃住问题。”

为解决这些群众的住房问题，工作站就把一些募捐或者是战场上抛弃的一些帐篷按照3至5口人家发20平方米帐篷1座，5至8口人家发40平方米帐篷1座，连同支撑帐篷的支架一并发放的原则进行救济。

生产自救

那时，仅西华、扶沟一带就有灾民25.6万余人，他们的衣食住行，仅靠发饭、发衣、发帐篷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王大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靠物资实行后续性救济，把救济与生产结合起来，走开发性救济”模式。王大全是一位有组织管理才能的人。他在西华工作站内重点建设了汽车运输队、仓库、缝纫厂、制鞋厂（女工50名，手工制）、铁机织布厂（共20余名织布女工）、物资调拨供应处、木工厂（除做桌凳外，还可架小型便桥）等，为后续性救济完善了机制；另一方面，他经常带领“联总”开封分署来的外籍人员到各灾民点巡视。

首先，在西华工作站内组建了汽车运输队、缝纫厂、制鞋厂、织布厂、木工厂等，使一部分人有工可做。其次，对能生火做饭的家庭，由发放熟食改为发放大米、面粉等。

早在1945年底,“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就在中牟、尉氏两地各招一班拖拉机训练班学员。3个月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又招收同资格同规模的训练班两期,共训练拖拉机手180人。随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又招收了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学员。

学员毕业后，一大部分来到黄泛区农业机械复垦工作队工作。黄泛区农业机械复垦工作队下辖3个分队：一分队初设在西华王牌坊，后迁至西华邵蛮楼；第二分队设在扶沟练寺；第三分队设在西华护挡城。各分队均配有外籍技术员及翻译。另外在西华县城老县衙（今西华县医药公司）院内设修配厂一座。

3个分队当时有拖拉机200余台及部分收割机，拖拉机有福特、麦士、克拉克等多种型号，其中克拉克是一种履带式多用途工程车，可从事挖土、开掘、拉碾轧实等多项作业，它为开垦黄泛区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后，工作队把这些开垦出来的荒地指认给农户耕种，并减免各种税，荒沙滩上长出了庄稼，灾民们从救济走上了生产自救。到1946年底，灾民们实现了开灶做饭。与此同时，开发性救济工作全面展开。

刚刚恢复生产，黄泛区就受到蝗灾袭扰，遮天蔽日的蝗虫过后，庄稼是一片狼藉，它带给黄泛区的是毁灭性的灾难。为保护刚刚开垦出来的耕地，工作站发动全民捕蝗。为鼓励大家，工作站规定：无论男女老幼，每捕捉一斤蝗虫，可以换一斤大米。“那时间到处是捕蝗大军，每天捉到的蝗虫堆积起来简直就是一座小山。”张克老人回忆说。

为了打通黄泛区与外界的通道，要修通周口至开封、周口至许昌两条公路。工作站规定沿途灾民可志愿出工，志愿出工的灾民中午统一在工地吃饭，并按一定的标准每天可领取几斤面粉，实行以工代赈，对工作量没有强行规定。用了8个月时间，沿途灾民修通了周口至开封、周口至许昌两条公路。今天的周汴、周许两条公路的路基，多半都是那时由灾民铺成的。

由于卫生条件落后，洪灾后的西华到处是虱子、跳蚤和苍蝇、蚊子，许多人患上了疟疾、疥疮等疾病。为使病人及时得到救治，工作站在城隍庙附近设立一所门诊，美国一名志愿者坐诊。“只记得当时大家尊称她为艾小姐。”采访中，张克老人说，由于时间太久，艾小姐又是美国人，因此想不起来她的名字了，但是，“她为医治灾民们的疾病可没有少出力。”

那时因为缺少药物，治疗疟疾所用的药物基本上是“奎宁”，对疥癣、烂疮等皮肤病，就擦点消炎药水或撒点磺胺粉。消灭虱子、跳蚤的办法也很简单，工作站人员将一种粉末状药品发放给灾民，或者撒在每人的衣服上。后来才知道，这种白色药品其实就是“敌百虫”粉。

当时外电预言：“黄泛区是不可能恢复的。”这话当然有点悲观，但在这片莽莽荒原上要解决25.6万灾民的衣食住行，仅靠放饭、放衣、放帐篷是根本不行的，应该采取的办法是：一靠物资实行后续性救济；二把救济与生产结合起来，走开发性救济这条路。

据凌赞老人回忆：“我认识王大全，西华县许多人都认识他，他领美国人多次到我家向我父亲了解情况，只要能立灶做饭的，就不再领饭了，而改为发大米、白面、罐头、牛奶、咸豆粉。标准是：成人每月30斤大米、30斤白面，共60斤；小孩每月20斤大米、20斤白面，共40斤；罐头每人10听、牛奶10听、咸豆粉1听（5磅）。我父亲是灾民点造册登记人，美国人与他交谈，我父亲听不懂，就由王大全翻译。”这里是特重灾区，发的东西一般吃不完，目的是防备阴雨风雪天。

泛区农场成立

1947年11月25日，联合国第三届大会决定撤销“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王大全也离开西华前往美国。当年年底，中国政府决定成立黄泛区复兴局接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第四工作队在西华的全部工作。原所有在工作站工作的中方人员，根据志愿，或遣散或过渡到复兴局。

1947年11月25日，联合国第三届代表大会决定撤销“善后救济总暑”这一机构，撤回派往各国的工作人员，并把全部的物资留给当地。当时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政院黄泛区复兴局”接管原“联总”、“行总”的全部工作，并在豫、皖、苏三省建立了三个分局，河南黄泛区复兴局局长是王式典。原“救济总署”的中方工作人员，根据志愿，或遣散或过渡到复兴局工作。但此时国民党政府在战局上正处在节节败退，“黄泛区”大多数县已建立了人民政权，当时的“扶（扶沟）太（太康）西（西华）政府”曾先后派副县长王熬夫、县府秘书郑献廷等到复兴局开展工作，复兴局实际上已被共产党所控制。

1948年6月12日，国民党决意炸毁工作队留下的所有财物。当日早上8时许，一架轻型轰炸机在工作站上空低空用机枪扫射后，又将两颗炸弹扔到院中。一时间，火焰冲天，工作站的大部分房屋被夷为平地，显赫一时的明伦堂被炸得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间房屋，至今在明伦堂东山墙上，被子弹打出的印痕还清晰可见。

1948年10月，豫皖苏行署以原复垦队为基础，在扶沟练寺建起了豫皖苏黄泛区农垦学校，崔玉华任校长。1949年4月，该校迁至开封，更名为河南省农业学校。

1949年10月，中央农业部召集原黄泛区复兴局拖拉机驾驶员参加农业部主办的农业机械化培训班，复兴局派出80多名学员到北京双桥原农业机械学院报到，参加农业机械理论、维修等培训。培训班结束后，所有学员分赴到全国各农场，成了农业机械化的骨干。

1950年3月21日，中央黄泛区复兴委员会复兴局在开封成立，随后局机关移到西华县城明伦堂，复兴局的主要任务是疏治河道、排除积水、防疫治病、生产救灾并号召外逃难民返乡，重建家园。同年4月，中央农业部分来拖拉机驾驶员70余名充实到复兴局，成立机耕大队。一年多的时间里，复兴局组织帮助农民疏浚了颍河及贾鲁河等淤积河道，帮助回乡灾民开垦荒地千万亩，机垦土地40余万亩，防疫治病120万人次，农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1950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听取复兴局工作汇报时，对复兴局的工作给予赞许，并指示结束复兴局工作，建设大农场。1951年1月，黄泛区农场正式建立。

核心提示：西华县位于黄泛区腹地，60多年前，这里的人民饱受黄水之灾，民不聊生。为了帮助这里的人民重建家园，“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这里设立了“联合国救济总署西华工作站”。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工作站帮助开垦荒地，救治灾民，赈灾救灾，谱写了一曲世界人民共同抗御灾害、建设家园的乐章。

如今，“联合国救济总署西华工作站”在黄泛区的救济活动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当年参与救济活动的外籍人士早已回国，中方工作人员由于种种原因也分散各地，且都年事已高，许多已经作古。然而，正是有了他们当时忘我的工作，才有了黄泛区今天的美好生活，让我们永远铭记王大全、艾小姐以及那些无私的志愿者吧，也许没有他们昨天的努力，就没有黄泛区今日的幸福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