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友松（1939年—2008年11月25日），出生于上海市，原名胡若梅，中国北京市知名画家、著名爱国人士、原台儿庄李宗仁纪念馆名誉馆长、李宗仁的妻子。

胡友松的生身父母根本不是名人，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后，当时尚在襁褓中的胡友松被送到红十字会孤儿院。后来被张宗昌的妾从院中领走抚养，辗转来到北京，与一胡姓男子同居，这也是胡友松胡姓的由来。胡友松从小与养母无感情，护校毕业后先分配到安外结核病医院，后又调到积水潭医院和复兴医院。后来是经过张成仁介绍认识的李宗仁。以上资料见尹冰彦先生（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第五、六届北京政协委员，李宗仁晚年在京最熟悉的朋友，李公馆的常客）的文章《李宗仁归国后生活拾零》，（载《北京文史资料》第50辑，p90-120。1994年，北京出版社）。

中学毕业后相继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复兴医院担任护士；1966年7月26日，时年27岁的胡友松与75岁的李宗仁在北京正式结婚；1985年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退休后学习中国画，其作品受到书画家的好评；1995年在北京广济寺皈依佛门，法号妙惠居士；后曾任山东省台儿庄李宗仁纪念馆名誉馆长等职；

6岁时，小若梅因患湿疹（俗名黄疱疹）看医生，医生根据孩子的病情建议胡蝶最好将若梅送到北方去生活一段时间。此时，恰好军阀张宗昌暴毙济南火车站，他的姨太太沈文芝逃到南京当家庭教师，胡蝶便委托沈文芝将若梅带到了北方。在小若梅的记忆里，沈文芝这位养母对她特凶，常常无缘无故地冲着她大发脾气，拿她出气，有时还不给小若梅饭吃。

若梅中学毕业后，考入一所医专就读。医专毕业后若梅便被分配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后又调入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在那“政治挂帅”、“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里，无论她怎么努力工作，这位“国民党高官”的女儿，也得不到组织的承认，相反还承受着各方面的政治压力，时刻都有成为“专政”对象的可能。

1959年，我从北京第三护士学校毕业，分配到北京结核医院工作，又转到积水潭医院。期间，曾经有过两次无疾而终的爱情。之后，在下放到农村巡回医疗一段时间后，最终到了复兴医院。

一次我和医院里的其他几位医生一道被邀请去参加国务院一个部委的联欢晚会，就在这次联欢会上我无意之中遇到以前认识的张成仁先生，他是上海很有名气的记者和翻译家。

由于彼此都熟悉，所以，我们每次一见面，我就会把单位里的一些事情以闲聊的方式告诉他。有一次，我请他帮忙换个工作，因为我对自己干的这一行实在是感到厌倦了。张成仁很热心地对我说，他在北京的政界也有些朋友，有机会一定帮我多询问一下。看从哪个方面入手能够办成。我很感激。

早在1966年的6月初的一天，张成仁碰到了老朋友程思远。两个人渐渐谈到了回国以后的李宗仁。程思远说李宗仁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一个人生活很不便，情绪也十分低沉。张成仁不解地问是怎么一回事，程思远说是由于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在跟着他回国后，不幸患乳腺癌去世了，李宗仁感到很孤独，也很苦闷。作为跟随李宗仁多年的老部下，程思远最了解他，想私下先物色一下，给李宗仁找个伴儿，来照顾他晚年的生活。张成仁就推荐了我，他说我如何如何合适什么的。

张成仁找我要了一张近期的照片，说是介绍工作的时候要用。也就是说，最初张成仁把我介绍给李宗仁之前，并没有直接讲明他们的真实目的，而是首先问我想不想换个工作。我一听这个消息，当然觉得是个好事了。好像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已经到了正常的下班时间，张成仁打来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首先问我知道不知道一个叫做程思远的人，我想到他说的是不是那个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啊，于是，就脱口而出说知道这个人，但对方并不认识我。张成仁听了，笑了起来，在电话里对我说，等一会儿就和程思远一起来医院接我，就带我去见一个大人物。我听了，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平时张成仁是从来不会开玩笑的呀，今天怎么这样的反常呀。

我站在医院的大门口等着，不大一会儿，一辆灰蓝色的伏尔加牌轿车慢慢停在我的身边。张成仁摇下车窗探出头，笑吟吟地让我快上车。我坐进轿车后，坐在后排的张成仁指着前排的一个身材精瘦的中年人，向我介绍说他就是程思远。程思远微笑着转过头，我也对着程思远礼貌性地点了点头。张成仁看着我有些迷惑的表情，故作神秘地对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也许会对我调动工作有好处。

在路上，我静静地听着张成仁和程思远在随意地说着话，但话题的内容我也听不懂。所以，也没有插上一句话。轿车拐进了一条狭窄的小路，在门牌“西总布胡同5号”的门口停了下来。这时候，张成仁对我说，你知道今天我带你见的大人物是谁吗？我自然是不解地摇了摇头。张成仁说这个大人物是李宗仁先生，我听了并没有感到太吃惊，只是下意识地重复了一句，因为我在乡下的时候听村里的高音喇叭播放过有关他回国的报道，但为什么要带我来见这位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大人物呢？我只是感到困惑。

关于胡友松身世，即其为胡蝶女儿一说，一直有人存疑，兹列举如下：

（1）所谓“不知道父亲是谁”？

按照“胡友松”或“若梅”的年龄可以推算，她应该在上海生于1939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3年。

胡蝶在1935年年底与潘有声结婚，在上海九江路的圣三一教堂举办了中西合璧式的婚礼。此后夫妻和睦，从来没有外遇。如果“若梅”确实为胡蝶的女儿，她应该姓潘，怎么可能“随母亲姓的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更荒谬的是所谓“她也曾多次问过自己的母亲，而母亲的每次回答都是‘不知道’？”

（2）所谓“从小就随母亲生活在南京或上海”？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潘有声胡蝶夫妇举家逃难到香港。如果“若梅”确实为胡蝶的女儿，她应该出生于香港，根本不可能在南京或上海。

既然她生于1939年，那么，这位“若梅”记事的年代，只有20世纪40年代中（1942或1943年以后），而这时候，胡蝶夫妇举家到了重庆。

（3）所谓“若梅小时候对于母亲的印象，她说总是片场的记忆”？

上面说了，这位“若梅”记事的年代，只可能在1942或1943年以后。而这时候胡蝶在重庆苦苦煎熬于大特务头子戴笠的淫威、软禁之下，根本就没有在“片场”拍摄过电影。

这位“若梅”的记忆也未免太玄乎了。她胡说什么“明星公司带着胡蝶穿梭在各地片场，从上海到天津，有时还会跑到东北”？其实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毁于抗日战火之中，在1938年以后就不复存在了。上海、天津、东北，当时都是日本侵略军的占领区，这期间胡蝶根本就不可能“穿梭”到什么“上海、天津、东北”各地去。

（4）所谓“6岁时，胡蝶便委托沈文芝将若梅带到了北方”？

这位“若梅”6岁时，也就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年）。胡蝶根本没有可能“委托若梅的养母”把她“带到北方”。

（5）所谓“将她送给张宗昌的九姨太（沈文芝）做养女”？

所谓“当胡友松6岁的时候, 她母亲就将她送给了旧军阀张宗昌的九姨太（沈文芝）做养女。张宗昌暴尸山东后，沈姨太一直带着小若梅(胡的小名)住在南京一家饭店里。”

张宗昌是山东军阀（1881—1932），著名的“三不知”将军，即“兵不知有多少 ，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1932年9月4日张宗昌在山东济南火车站被仇人枪杀。这距离“胡友松6岁的时候（1945）”已经有13个年头。时间根本对不上。

再说，张宗昌的九姨太“富贵儿”原是一个杂耍艺人，平日里浪迹街头巷尾，因擅长耍花轱辘棒，有时也在杂技团里献艺。张宗昌有一次观看曲艺，相中了富贵儿，经人撮合，收为九姨太。哪里叫“沈文芝”？

（6）所谓“1951年胡蝶来到北京，准备将若梅接到香港”？

1951年胡蝶根本就没有来到北京。……

而我们搜寻早一些的资料，看到这样的证据。也许是较可信的吧：

以上资料见尹冰彦先生（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第五、六届北京政协委员，李宗仁晚年在京最熟悉的朋友，李公馆的常客）的文章《李宗仁归国后生活拾零》，（载《北京文史资料》第50辑，p90-120，1994年，北京出版社）。

虽然还有人称她王曦，但习惯叫她胡友松，她也想像松树一样坚强挺拔。

她经常接到李家后代的信件和电话，这使她颇感欣慰；曾经有人说，她与李宗仁的结合是一种政治婚姻，为此她做出了很大牺牲，问她是否后悔过；她说，在她的心目中，李宗仁始终是一位英雄，一位伟人，她依然在心底保存着对李先生的缅怀和思念……